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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非常特异的事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也是极好的反面教材。没有“文化大革命”，也就没有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进步。
毛泽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功绩无出其石，如此伟大的人物何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仅仅是一个人的错误吗？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

内容简介

能够从灾难中总结吸取教训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大悲剧，是国家民族的一场大灾难。但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国家主席刘少奇为什么被诬陷致死？ “接班人”林彪为什么要叛逃？煊赫一时的“四人帮”为什么变成了阶下囚？……本书都予以详尽研究解答。
该书理顺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混沌一团的历史线索：讲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剖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弊端、错误；揭露了“文化大革命”中形形色色的假、丑、恶现象；找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正确不能抗拒错误的原因；揭示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形成、发展、终结的历史必然。它对“文化大革命”作了一个较有说服力的论述，并以“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教育后人，是一部有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可读性很强的专著。

内页插图

目录

再版前言
前言
毛泽东要创造一个“新世界”
三个重大错误
个人反对中央集体
第一篇 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
第一章 打开“文化大革命”之锁的两把钥匙
一 《五·七指示》
二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第二章 全面发动和再全面发动
一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二 中央第一线与毛泽东的分岐
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第三章 制造“天下大乱”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一 号召造反的“八·一八”大会
二 红卫兵运动狂潮和大串连
三 毛泽东的号令：“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四 邪燚烧遍工矿和农村
五 复杂而严重的局面

第四章 全面夺权 天下大乱
一 基于幻想和出于无奈的全面夺权号召
二 《公安六条》·“支左”决定· 《军委八条》
三 冲突、抗争与夭折

第五章 “打倒刘少奇”和“揪叛徒”
一 “揪叛徒”的狂澜
二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厄运
三 “第三个里程碑”

第六章 失控的三个月
一 两大派尖锐对立
二 广大群众的抗议——“七·二○”事件
三 向更“左”的方面滑去
四 毛泽东纠正具体错误
五 打击对象的微妙变化——揪“五·一六分子”

第七章 “右倾翻案风”、“杨、余、傅事件”和反“右倾”
一 全国性的抵制
二 扑朔迷离的“杨、余、傅事件”
三 反“右倾”和“清队”

第八章 新的“工作组”——工宣队、军宣队
一 毛泽东的耳提面命
二 工宣队、工宣队的进驻

第九章 从“全国一片红”到九大
一 所谓“全国一片红”
二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
三 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二篇 新的“斗、批、改”和林彪事件
第一章 以“文化大革命”改造一切的“斗、批、改”
第二章 国民经济的新“跃进”
第三章 林彪事件
第四章 纠“左”与批“右”
第三篇 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
第一章 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第二章 “组阁”风波
第三章 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
第四章 “左倾”的理论学习运动
第五章 “批邓反右”的逆风
第六章 伟大的“四五运动”
第七章 在危难的日子里
第八章 人民的胜利
结束语

精彩书摘

在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过去通称《五·七指示》；又于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一封信。如果说《五·七指示》代表了毛泽东的“立”的主张，那么可以说致江青的信代表了毛泽东的“破”的意见。我们首先来了解和研究这两个纲领性的文献，对于理解“文化大革命”很有益处。
一 《五·七指示》
1966年5月6日，林彪给毛泽东送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这是总后勤部长邱会作以总后勤部的名义送给林彪的、夸大部队农副业生产成绩的报告，作为一个寻常的工作报告，本身并无价值。毛泽东借题发挥，于5月7日致林彪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5月15日，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五·七指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人民日报》经毛泽东审定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摘要公布了《五·七指示》，并对《五·七指示》加以阐发。它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7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勾勒出他所向往的、憧憬的社会。这是怎样一个社会呢？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毛泽东的构想，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若干相同之点或相似之处。这不是欧洲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幻想不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就能到达理想境界，这实际上也是几千年来的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原始的集体主义和平等观念在当代的一个变奏曲。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如果说这在以前“抗日根据地”是十分必要的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则弊端丛生。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代已经到了20世纪60年代，怎么可以以“抗日根据地”为理想境界呢？如果说这在军队中或许可以实行的话，那么怎么可以要求全国与军队一律呢？但是毛泽东无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如此构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伟大的。他通过《五·七指示》向全党全军全国宣布了他的建设“新世界”的纲领，也就在根本上说明了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中央第一线的同志不难从中发现他们与毛泽东之间的距离是何等遥远。当时中央的政治生活已经极不正常了，迫于形势，中共中央不得不转发这个文件。
《五·七指示》在党内外公布后，一无异议。这当然与当时的政治空气有关，与个人崇拜从较大的自觉性发展到更多的强制性有关，与全党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有关；但也说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有社会基础的。经济文化的落后与长期的闭关锁国，限制了中国人民的眼界。
二 毛泽东致江青的信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信。毛泽东在信中说：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
“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这封信是写给江青的，与远非中央领导人的江青谈论党内如此重大的问题，极不正常。这封信写成后，在武汉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却没有给中央第一线的其他同志看过。信中对林彪有所批评，周恩来经毛泽东同意曾转告林彪，林彪不安而叉有悔改的表示，毛泽东将原件销毁。以上引自毛泽东校阅过的抄件。

前言/序言

《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是198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一1989年的中国》中的三本，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这几册曾多次印刷，常销不衰。这套书在当年引起的社会反响，曾被龚育之先生誉为“当时是名声很大的书”。龚先生在《读林蕴晖（走出误区）》一文中如是说：“林蕴晖同志是研究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位专家。我最初知道他的名字，是在读那四卷一套的《1949—1989年的中国》（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时候。我那时准备参加写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几乎读遍了已经出版的写建国以来历史的书。那四卷书，当时是名声很大的书，也是我划了很多铅笔记号作了不少简单批注的书。”
1989年至今已过了二十个年头，鉴于市场仍有一定需求，承人民出版社热情襄助，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家的审读，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使这三本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之际得以再版，作为作者是深感庆幸的。在此，我们谨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需要说明的是，为保持书的原貌，新丛书仍按1989年本付排。书中的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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