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文献学》是我社1989年出版同名书的修订版。该书出版十余年来已成为许多高校历史文献学专业师生的必选教材,具有较大影响。为适应学科与学术发展的需要,及时反映学术研究的新成果,我们组织专家对此书作了较大的修订,在保留原来许多优点的基础上,调整了原书的结构并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修订后的版本,全书结构更为周密合理、内容更为丰富准确、表述更为简明得体。在全面介绍和表述历史文献学基本知识、基本材料,反映学术界新成就的同时,更注重指导读者了解和掌握文献整理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步骤。
目录
序
前言
修订说明
目录
上篇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文献
第二节 历史文献
第三节 历史文献学
第四节 学习历史文献学的意义
第二章 历史文献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节 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文献学的繁荣
第二节 历史文献学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特征
第三节 其他文化成就对历史文献学发展的影响
第三章 时代与历史文献学
第一节 中国历史文献学与历史环境
第二节 时代的政治要求与历史文献学的关系
第三节 时代治乱与历史文献的聚散
第四节 学术思想的演变与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第四章 历史科学与历史文献学
第一节 历史、历史学、历史科学
第二节 历史科学研究与历史文献资料
第三节 历史文献资料的占有与历史文献学
第四节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
中编
第五章 先秦两汉——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立时期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文献整理工作
第二节 司马迁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第三节 刘向《别录》与刘歆《七略》
第四节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第五节 郑玄校注群经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国历史文献学的成长时期
第一节 图书四部分类法的确立
第二节 南北朝时期的文献注释和校勘学成就
第三节 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颜师古的《汉书注》
第四节 唐朝官修的《隋书·经籍志》
第五节 刘知几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第七章 两宋元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繁荣时期
第一节 北宋馆阁校勘的空前发展
第二节 宋代类书的编纂
第三节 宋代官修书目与私家书目
第四节 郑樵的历史文献学理论成就
第五节 方志体例的确立和方志学的形成
第六节 两宋历史文献学的其他成就
第七节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第八节 丛书辑印事业的发展
第九节 《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
……
精彩书摘
文献本身的真伪,经过了辨别,但辨伪工作仍未完成,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文献中的记事是否信实,是为辨伪事。历史文献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各阶级成员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对于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记载史事,也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①,而对于敢于反抗的农民,则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清修《明史》,号称精审,赵翼云:“《明史》则博览群书,而必求确核。盖取之博而择之审,洵称良史。”②但《明史》记张献忠,却不但斥之为“流贼”,且云: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①张献忠起义的崇祯年间,全国共有多少人口,史书失载。但《明史·食货一》载有三个数字:洪武26年,天下口60,545,812;弘治四年,口53,28l,158;万历6年,口60,692,856。《明实录》则对明代各帝在位年间的全国人口数,多有记载,亦均不超过6700万。②那么,张献忠所杀的“男女六万万有奇”从何而来?《明史》记事,为何前后矛盾至此?修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车录》所载全国人口数字?显然,这是封建史家为了丑化农民起义而有意编造的伪事。剥削阶级总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记述历史,如果史实与其政治要求相矛盾,便不惜歪曲史实以迎合政治需要。逼于政治要求,许多号称良史的封建史家,也只好对统治者隐恶虚美,曲加回护。此外,史书中还有因传闻异词,或作者记忆失真,又限于条件,一时无从核实而造成的记事失实。总之,由于阶级的限制、时代的限制、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历史文献中难免有失实的记载,有伪事,必须加以考订,使记事显出真相,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可靠史料。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③这说明在2000多年前,我国学术界已经注意辨别文献中记事的真伪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史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治史日益深人,于是有考订史事的专著出现,如西晋谯周的《古史考》等。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提倡直书,反对曲笔,其《疑古》篇对《尚书》提出10疑,《惑经》篇对《春秋》提出12条“未喻”,指出它们记事失实,而后人对《春秋》等经典的赞扬,则是“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是“虚美”。清时考据学大盛,专门考订史书记事的专著,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为最佳。到了近代,梁启超将文献中的伪事区分为七类,指出伪事之由来,或系无意失误,或为有意虚构,并将辨证伪事的方法归纳为7条①。梁启超的
考订记事,比旧的史考进步科学,但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进行史考,所以对文献中诬蔑农民起义之类的荒谬记事,仍不作考证,有时还制造混乱,继续歪曲史实。只有批判地吸收传统考据学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考订文献中的记事,才能考清楚史事的真相,找出合于历史实际的记载。
校勘学的功用 现存历史文献经过辗转流传,其中文字错漏甚多。近人章钰用各种宋本校订胡刻《资治通鉴》正文,校出“脱、误、衍、倒四者,盖在万字以上。内脱文五千二百余字。关系史事为尤大。”陈垣校勘《元典章》,也校出错误12000余条。古籍文字形成错漏的原因,大致有五:
(1)保存文献,难免火烧水湿。虫蛀鼠咬,致使字迹不清.原件残缺。或章句相涸,上下谬乱。特别是古代的简策。编连的牛皮条或丝绳一断。即易错简脱简。
(2)传抄翻刻古书。难免笔误。所谓“书三写,鲁成色”,“亥”变为“豕”,“焉”变成“马”。抄书时常因形似而误,音似而误,在两行按续之间。则易看错前后行字句,致使衍字、脱字。
(3)后人抄书、校书或注书时,对某些文句妄加猜测,擅自改动。如《史通·申左》云:
汉之太史,晋之著作,彝成国典。时号正盲。既而《先贤》,《智旧》,《语林》、《世说》,竟遣异端,强书他事。夫以传自费巷,而将斑马抗衡。访诸古老,而与干(刻本误作子)孙并列。斯则难矣!
清代浦起龙作《史通通释》。见“而与子孙并列”,发觉不通,便将“子孙”擅改为“同时”,又将“班马”改为“册府”。李慈铭正确指出,浦氏“不知‘班马’字承上之‘汉之太史’句;‘子孙’当作‘于、孙’,谓晋之干宝撰《晋纪》,孙盛撰《晋阳秋》也;承上‘晋之著作’句”,因而这是“专臆恣改”。
(4)因避讳而改字。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对当代君主、父母或所尊崇的圣贤,不得直书其名,必须用改字、缺笔或空字的方法加以避开,是谓避讳。这是中国特有的风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直到辛亥革命后才逐渐废止。由于避讳,又去追改古书。历代官名、地名、人名随着各朝避讳而多次改动的甚多。这就给古书文字造成了混乱,既带来了阅读的困难,又改变了原书的旧观。
(5)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有意义窜改文献。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清修《四库全书》。为了泯灭汉人的民族思想,巩固清朝的统治,不但全毁、抽毁大批所谓“违碍悖逆之书”,又对保存下来的许多书籍加以“酌量改易”、“改定字句”。于是连宋、明人著作中的“金贼”、“虏廷”、“人寇”等用字,也都被窜改为“金人”、“北庭”、“人塞”,以免引起汉人的民族意识。
古籍文字有误、漏、衍、倒,含义就会有所出人,以至完全不同,既破坏了文献本身的真实性,又使所载史事晦暗难明,甚至歪曲了事实的真相。《吕氏春秋·察传》篇载的卫人将“晋师己亥涉河”讹为“晋师三豕涉河”,含意就完全不同了。又例如清初的顾炎武,富有民族气节,坚持做明的遗民。据清初抄本,他的《日知录》中称明朝为“我朝”、“本朝”,称明初为“国初”。但后来通行的刻本,都改为“明代”、“有明”、“先朝”、“国初”了。这就窜改了《日知录》的真面目,抹杀了顾炎武的民族立场。所以,“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从文献中收集起来的史料,必须加以文字校勘,才能放心利用。
版本学的功用 《校勘学释例》将校勘方法总结为4种: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有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这种校法是对比异同,发现问题,以便设法分辨是非,去伪存真。它要求多收集些不同的版本来相互比较。由于文献中的文字讹舛多是在翻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成的,因此一般说来,原本或初刻本是错误最少的本子。但有些最后的翻印本,由于经过认真的校订,也可能是错误最少的版本。所以对比校勘,不仅要依靠最原始的或较原始的版本,而且要依靠经过认真校订的可靠的版本或错误较少的版本。这样,研究古书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的版本学,就成为历史文献工作特别是校勘工作必要的一门学问。而辨伪、目录学也离不开版本学,因为伪书的辨定,往往可以从版本上找到根据,而目录的内容之一就是备列各书的版本情况。
辨别文献本身的真伪,校勘文献中的字句,实质上也是考订文献中所载的史实是否真实可靠。因而辨伪书、辨伪事、校勘,又统称之为考据,它们都必须信而有据。传注大致也属于考据。考据学、目录学、版本学,是历史文献学的传统分支学科。由这些分支学科组成的历史文献学指出了从文献中收集史料的门径,又闻述了鉴别史料、确定其来源、性质、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的方法,对于充分地、详细地占有信实可靠的史料,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因而是历史科学不可缺少的一个部门。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依据,文献学的不断完善,为历史科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四节 历史文献学是历史科学的辅助学科
历史文献学为历史研究服务 历史研究要占有史料,但并不是搜集到史料并弄清其真伪就算完成历史学的任务了。历史科学要从总体上反映出历史发展过程的真实景象,又要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
前言/序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不断深入,成果不断涌现。杨燕起、高国抗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献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问世的。经过十多年的检验,这部书已经成为高校教学中颇具影响力的基本教材。最近经过修订,又即将以新的面目与读者见面了。在新版印行之际,再次拜读全书,对其价值又有一些新的体会。
首先,是全书结构安排周密合理。全书分为三编,每编各有一个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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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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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的文献学专业书籍,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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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本身的真伪,经过了辨别,但辨伪工作仍未完成,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文献中的记事是否信实,是为辨伪事。历史文献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各阶级成员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对于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记载史事,也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①,而对于敢于反抗的农民,则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清修《明史》,号称精审,赵翼云:“《明史》则博览群书,而必求确核。盖取之博而择之审,洵称良史。”②但《明史》记张献忠,却不但斥之为“流贼”,且云: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①张献忠起义的崇祯年间,全国共有多少人口,史书失载。但《明史·食货一》载有三个数字:洪武26年,天下口60,545,812;弘治四年,口53,28l,158;万历6年,口60,692,856。《明实录》则对明代各帝在位年间的全国人口数,多有记载,亦均不超过6700万。②那么,张献忠所杀的“男女六万万有奇”从何而来?《明史》记事,为何前后矛盾至此?修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车录》所载全国人口数字?显然,这是封建史家为了丑化农民起义而有意编造的伪事。剥削阶级总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记述历史,如果史实与其政治要求相矛盾,便不惜歪曲史实以迎合政治需要。逼于政治要求,许多号称良史的封建史家,也只好对统治者隐恶虚美,曲加回护。此外,史书中还有因传闻异词,或作者记忆失真,又限于条件,一时无从核实而造成的记事失实。总之,由于阶级的限制、时代的限制、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历史文献中难免有失实的记载,有伪事,必须加以考订,使记事显出真相,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可靠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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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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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本身的真伪,经过了辨别,但辨伪工作仍未完成,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文献中的记事是否信实,是为辨伪事。历史文献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各阶级成员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对于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记载史事,也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①,而对于敢于反抗的农民,则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清修《明史》,号称精审,赵翼云:“《明史》则博览群书,而必求确核。盖取之博而择之审,洵称良史。”②但《明史》记张献忠,却不但斥之为“流贼”,且云: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①张献忠起义的崇祯年间,全国共有多少人口,史书失载。但《明史·食货一》载有三个数字:洪武26年,天下口60,545,812;弘治四年,口53,28l,158;万历6年,口60,692,856。《明实录》则对明代各帝在位年间的全国人口数,多有记载,亦均不超过6700万。②那么,张献忠所杀的“男女六万万有奇”从何而来?《明史》记事,为何前后矛盾至此?修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车录》所载全国人口数字?显然,这是封建史家为了丑化农民起义而有意编造的伪事。剥削阶级总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记述历史,如果史实与其政治要求相矛盾,便不惜歪曲史实以迎合政治需要。逼于政治要求,许多号称良史的封建史家,也只好对统治者隐恶虚美,曲加回护。此外,史书中还有因传闻异词,或作者记忆失真,又限于条件,一时无从核实而造成的记事失实。总之,由于阶级的限制、时代的限制、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历史文献中难免有失实的记载,有伪事,必须加以考订,使记事显出真相,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可靠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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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中国历N史文献学的成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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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本身的真伪,经过了辨别,但辨伪工作仍未完成,还必须进一步辨别真文献中的记事是否信实,是为辨伪事。历史文献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各阶级成员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对于社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记载史事,也就会有不同的观点。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总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①,而对于敢于反抗的农民,则极尽诬蔑丑化之能事。清修《明史》,号称精审,赵翼云:“《明史》则博览群书,而必求确核。盖取之博而择之审,洵称良史。”②但《明史》记张献忠,却不但斥之为“流贼”,且云:张献忠“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①张献忠起义的崇祯年间,全国共有多少人口,史书失载。但《明史·食货一》载有三个数字:洪武26年,天下口60,545,812;弘治四年,口53,28l,158;万历6年,口60,692,856。《明实录》则对明代各帝在位年间的全国人口数,多有记载,亦均不超过6700万。②那么,张献忠所杀的“男女六万万有奇”从何而来?《明史》记事,为何前后矛盾至此?修刻流传过程中有意或无意造车录》所载全国人口数字?显然,这是封建史家为了丑化农民起义而有意编造的伪事。剥削阶级总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记述历史,如果史实与其政治要求相矛盾,便不惜歪曲史实以迎合政治需要。逼于政治要求,许多号称良史的封建史家,也只好对统治者隐恶虚美,曲加回护。此外,史书中还有因传闻异词,或作者记忆失真,又限于条件,一时无从核实而造成的记事失实。总之,由于阶级的限制、时代的限制、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历史文献中难免有失实的记载,有伪事,必须加以考订,使记事显出真相,才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可靠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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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干净设计好!印的有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