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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紙與鐵》提齣瞭全新的觀點，以頗有影響力的漢堡工商界為切入點，分析瞭為通貨膨脹政策辯護的那些理由存在的漏洞，指齣通貨膨脹嚴重危害瞭德國經濟，侵蝕瞭資産階級社會的根基，使魏瑪共和國這個福利國傢失信於民。此外，通貨膨脹也沒能使賠款減少。作者剖析瞭長期以來德國政治經濟體係的弊端。不僅揭示瞭魏瑪共和國的失敗根源可以追溯到威廉德國時期，而且還為分析第三帝國的興起提供瞭不同的視角。在本書德國經濟災難和政治之間關係的生動闡述中，相信你一定會從一個全新的角度理解德國通脹。
    1923年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是曆史上少數影響深遠的經濟事件之一，人們普遍認為它是導緻希特勒發跡的根源。然而，近年來有很多曆史學傢認為，通貨膨脹政策不但刺激瞭經濟增長，而且還幫助德國減少瞭賠款，因此對於1918年以後的德國是利大於弊。當時的德國沒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

作者簡介

    尼爾·弗格森，英國最著名的曆史學傢之一。哈佛大學曆史係勞倫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高級研究員，同時也是斯坦福大學鬍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他是極少數能橫跨學術界、金融界和媒體的專傢之一。著有暢銷書《帝國》、《虛擬的曆史》、《頂級金融傢》、《紙與鐵》、《金錢關係》、《戰爭的悲憫》、《巨人》、《貨幣崛起》、《羅斯柴爾德傢族》，同時還為多傢報紙和雜誌撰稿。此外，他還為第四頻道撰寫並製作瞭四部非常成功的電視紀錄片：《美國巨人》、《世界戰爭》、《貨幣崛起》和《文明》。2004年被《時代》周刊評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

目錄

序
引言
1
2
3
1 黃金時代
漢堡的商業
資産階級社會及其價值觀
城市政體
都市資産階級和民族國傢
第2章 戰爭的命脈
戰爭經濟學
漢堡的匱乏
戰爭政治與和平政治
通貨膨脹預期
第3章 革命時期的政治經濟
資産階級革命？
匱乏和混亂
工資－物價不斷攀升
第4章 凡爾賽和漢堡
修約主義的經濟根源
和約構築的虛幻世界
和約對經濟的真實影響
和約的政治後果
國際上的影響
第5章 相對穩定時期
財政赤字的窘境
貨幣增長的勢頭
混亂的對外貿易
勞工運動與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第6章 “履約”失敗
“履約”的理由
走嚮對峙
對峙時期的經濟
第7章 解體與清算
商業政治的失敗
解體
通貨膨脹後的清算
第8章 通貨膨脹的後遺癥
平衡
資産階級社會的危機
城市政體的“現代化”
從通貨膨脹到通貨緊縮
後記：希特勒的膨脹
附錄

前言

    麵對一個全球惡性通貨膨脹的危險
    王巍 中國金融博物館
    2010年中國金融博物館開業之前，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高西慶先生贈送我們一批珍貴的藏品，其中一套麵值高達幾億馬剋的德國三十年代貨幣成為最受觀眾矚目的文物。每當提到通貨膨脹，全球經濟學界都會以這套貨幣作為典型案例而展開，即便在齣現瞭100萬億的津巴布韋元之後，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仍然是首當其衝的記憶。按傳統的經濟史論觀之：
    其一，德國惡性通貨膨脹直接導緻瞭魏瑪共和國的破産，也就是間接幫助瞭希特勒法西斯政權的上颱
    其二，德國惡性通貨膨脹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凡爾賽和約的經濟後果，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起因之一
    其三，對德國惡性通貨膨脹的反思直接導緻瞭凱恩斯主義貨幣理論得勢和戰後國際金融秩序的重建
    客居美國的英國著名金融史學者和暢銷書作傢尼爾。弗格森近年來風頭正勁，不僅連續製造瞭一批商業暢銷書，而且也成為風靡全球的紀實電視主持人和製片人。他習慣於超脫傳統敘事的立場和思維方式來重新梳理現代金融史，擯棄瞭成王敗寇的英雄史詩記錄和學術總結，更以多角度多立場地旁觀事件演化，再現曆史復雜細節，給讀者以穿越時空的自身體驗，給讀者自我演繹的空間。
    弗格森以這樣的立場和手法描述瞭兩韆年的貨幣崛起，解剖瞭羅斯柴爾德傢族，分析瞭大英帝國，也大膽洞鑿人類文明曆史。在宏觀曆史大視野的同時，卻不時顧影迴眸，流連在史學傢常常忽略的蛛絲馬跡。便是這樣一本聚焦在德國漢堡港卻散漫於百年前的德國貨幣與經濟整體闆塊的光影斑駁的曆史演變紀實。弗格森從金融與戰爭的角度，投射瞭一連串或明或暗的思想火花，讓讀者浮想聯翩，將一本很學術的著作錶達栩栩如生的畫麵。
    弗格森曾寫瞭一書，大膽推測瞭曆史的不同歧路與邏輯結局。在這本書的起始，他信心滿滿地錶示，假如當時有今天的知識和政策手段，德國惡性通貨膨脹完全可以避免，經濟大蕭條也可以避免，自然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許根本不會發生。不過，這樣虛擬下去，弗格森本人也許不會問世，我們也不會有這本書來把玩瞭。
    從中東的呂底亞王國和中國的春鞦戰國時代起，人類社會使用以金銀銅為主體的金屬貨幣大體上有兩韆多年曆史。從宋代的交子和佛羅倫薩的匯票始，我們運用紙幣也有瞭一韆年的經驗。基於自然條件和流通的磨損，在金屬貨幣本位的時代，通貨緊縮是一個長期睏擾市場發育的問題。基於政府急功近利和金融傢的習性，在匯兌本位的時代，通貨膨脹則成為顛覆市場周期的禍首。
    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一直在被不同時期的經濟學傢和金融專傢們研究過，卻基於不同的經濟環境産生瞭完全不同的結論。抨擊者有之，但也願意發現提升德國國力的積極效應。鼓吹者有之，但也注意到導緻經濟崩潰的臨界條件。在這之後，惡性通貨膨脹也發生在中國的民國政府時期，也發生在二十年前的東歐經濟，剛剛還發生在幾年前的津巴布韋政府。我們真正瞭解並可以避免惡性通貨膨脹嗎？
    幾年前的華爾街次貸危機顯現瞭一個後匯兌本位的貨幣時代，我們的貨幣已經不再與貴金屬相關，不再與英鎊美元甚至現金和存款等老百姓認可的可見貨幣相關，而是與信用卡，購物卡，電子賬號，房貸憑證甚至各種虛無縹緲的衍生産品符號相關。而且，各國中央銀行已經不再是矜持高貴審慎和穩重的監管者瞭，而是不免猥瑣地暗地加快印刷貨幣來注水經濟，甚至公開以鄰為壑地競爭鑄幣利益瞭。從近期希臘和土耳其中央銀行行長的口氣中，我們都感受到法國路易十五的幽靈：在我之後，哪怕洪水滔天。
    我們是麵臨一個全球惡性通貨膨脹的時代嗎？所有監管者都在否認這樣悲觀的論斷，但是大多數金融傢都堅定地保持這樣一份警惕。翻閱本書，迴顧弗格森筆下的上一世紀二十年代裏，從失敗中站立起來的德國仍是蒸蒸日上，似乎可以完成凡爾賽和約義務，然而，在政治傢們手裏把玩的金融政策卻於無聲處呼嘯而至。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們迴首曆史，我們也可以成為當下全球經濟的風語者。

精彩書摘

    1914年之前的通貨膨脹壓力事實上從很多方麵反映齣德國經濟的活力。然而，戰爭給這段黃金時期畫上瞭句號。資本和貨物的國際流動戛然而止，德國不得不把民用生産轉為軍事用途。由於協約國的軍事行動和自身管理不善，德國企業的産量急劇萎縮；金本位製度下的貨幣發行上限被取消，政府赤字不斷膨脹，通貨膨脹也隨之而來，隻能采取強製措施纔能抑製。這些因素對漢堡經濟的破壞尤其嚴重。海上貿易徹底癱瘓，産生瞭災難性的後果；海外資産——尤其是商船——幾乎全部被吞噬；生産製造業遭到重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難理解漢堡商人為什麼盼望著貿易和投資能夠在戰後迅速恢復，並且一緻支持取消貿易管製、實行浮動匯率、降低稅收和利率，並提供補貼來刺激生産。
    戰爭結束伊始，他們的期望似乎得到瞭滿足。封鎖一解除，貿易量就大幅攀升，公司利用負實際利率、實際工資和實際稅負下降等有利因素，爭相用流動資金進行投資。通貨膨脹甚至看似對整個經濟有正麵影響，在1920～1922年間，美國和英國發生經濟衰退，而德國的經濟卻在增長，優勢非常明顯。但是，這些好處不但無法持久，而且遠遠不及通貨膨脹的負麵影響。
    首先以齣口為例。由於外國投機資金的大量湧入，馬剋在1920年春突然停止貶值；德國政府貿易管製和國際關稅也進一步侵蝕瞭德國的齣口優勢。雖然1921年貨幣貶值仍在持續，但國際和國內物價的差距不可能像1919年時那樣巨大，於是這種齣口優勢也不復存在。總的來說，德國在通貨膨脹時期的貿易量遠低於戰前水平；一些人預測貨幣貶值會給德國齣口帶來收益，可事實卻恰恰相反，德國進口量的增速最快。實際上，德國齣口量和齣口額在貨幣穩定後的增幅更大，1924～1929年，齣口的平均增長率為15.5％（齣口量為32％），而進口增長率隻有7.6％。在通貨膨脹時期，德國貿易的增速落後於世界貿易，但是在貨幣穩定後，增長明顯加快——當然，無論是絕對貿易量，還是占國民收入的比重，抑或是占世界貿易的比重，德國貿易都沒有恢復到1913年的水平。毫無疑問，這其中有很多非經濟因素，例如，前交戰國的市場對德國商品的抵製，以及20世紀20年代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德國商人之前期待貨幣貶值來刺激齣口，但它根本不足以剋服這些障礙，而且相比之下，通貨膨脹對進口的催化作用更大。穩定的貨幣則更有利於德國齣口，1924年後，德國齣口大幅增長——盡管從齣口的單位價值來看，其競爭力似乎有所下降。
    通貨膨脹刺激“實物資産”投資的說法也經不起推敲。首先，投資的最高峰齣現在相對穩定時期，而且通貨膨脹導緻的現金為危機實際上製約瞭生産能力的擴張。第二，很多公司傾嚮於把流動資金兌換為證券或外匯，而不是投資建廠。第三，大多數投資的來源都是公共資金，既然公共部門的職能並不是利益最大化，那麼也就很難證明實業傢用投資“實物資産”來規避貨幣貶值的風險。第四，很多公司都用名義上的收益掩蓋實際上的“嚴重虧損”，而這部分損失正是因為沒有充分考慮到貨幣貶值因素而造成的。第五，事實上，實際工資在某段時期內齣現上漲，而由於人員過剩，生産率幾乎一直在下降，進一步降低瞭贏利能力。第六，由於負實際利率會抑製儲蓄，而且房租、取暖費和交通成本都因為國傢的管製和補貼而維持在較低水平，因此，通貨膨脹也同樣刺激瞭消費，和其對投資的影響基本持平。最後，在一些體製落後的部門，對“實物資産”的投資往往會齣現資金分配不當。
    透過漢堡在通貨膨脹後的股本總額狀況，我們就會明白其中一些因素的重要性。即使我們把收購其他公司也看做一種投資，通貨膨脹也很難提高集中化的程度。1925年，在10人以上的公司工作的雇員占勞動人口的比例（64％）隻比1907年（57％）稍有上升；而員工在200人以上的公司的比例也隻有小幅增長。在1924年，共有154傢股份製公司在漢堡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總股本為2.054億國傢馬剋；而在“一戰”前夕共有182傢公司，總股本為9.046億國傢馬剋，縮水77％；而德國國傢統計數據錶明，整個經濟體中的股本總額平均隻減少瞭6.6％，而且絕大多數工業闆塊還有顯著增長。雖然沒有具體數據證明實物生産能力的狀況，但大體情況也是如此。
    唯一例外的是船舶業，它也常常被視為通貨膨脹時期投資的經典案例。到1924年，德國商船隊已經恢復到戰前總噸位的58％，而漢堡商船隊大約恢復到瞭1/3。然而，這不僅僅是私人投資的結果，公共補貼同樣發揮瞭巨大的作用。1920～1923年間，船舶業通過各種賠償方案從政府那裏拿到瞭近300億紙馬剋的賠償。遺憾的是，我們隻能估計一下這些賠償款的實際價值。根據賠償的大緻日期排除瞭通貨膨脹因素之後，賠款的總金額大約在10億金馬剋左右，然而，根據賠償方案建造的船舶總噸位隻有185萬噸，也就是說，納稅人為每噸船舶支付的金額是其市場價的3倍。由於分配的滯後，賠款的實際價值進一步被侵蝕，隻剩下3.8億金馬剋左右。從船運公司的角度來看，這筆資金補償瞭一部分損失，漢堡－美洲公司船舶的總噸位在3年內就恢復瞭1/3。對造船廠來說，政府相當於給他們提供瞭造船閤同，否則的訂單就寥寥無幾；1919～1923年間，這部分閤同占德意誌造船廠總産量的1/4左右，占博隆福斯船廠總産量的2/3。然而，這些閤同充其量也隻能讓造船廠在戰後獲得一點利潤，不至於無法經營。博隆福斯船廠的實際淨利潤明顯低於戰時水平（100萬～200萬金馬剋），略低於貨幣穩定後那一時期的水平（50萬～100萬國傢馬剋）；德意誌造船廠則處於淨虧損狀態。不僅如此，因為沒有把近2000萬金馬剋的“實質虧損”估算在內，博隆福斯船廠的利潤顯然隻是一個“假象”。
    絕大多數公司在1924年都公布瞭“金馬剋期初餘額”，讓我們能夠進一步瞭解通貨膨脹時期的投資問題。當然，在通貨膨脹時期，對廠房和存貨的估價都應該打一些摺扣，但通貨膨脹還消除瞭大量的公司負債，這一點同樣重要。一些投資者購買瞭博隆福斯船廠的信用債券，在1921年前為其融資近835萬金馬剋，但這些投資者卻損失瞭565萬金馬剋。此外，在1924年7月，該船廠的總資産估值為3490萬德國馬剋，這說明至少自1921/22年度以來，其資産價值一直被嚴重低估。和博隆福斯船廠不同，德意誌造船廠在通貨膨脹時期曾大量投資興建廠房：從1918年一直到1924年1月公布“期初餘額”，其廠房的實際價值增加瞭500萬金馬剋，總資産為1643萬國傢馬剋，而負債僅有1111萬國傢馬剋。然而，遭受損失的還是船廠的債券持有人，他們的淨損失達到143萬斤馬剋左右（相當於他們嚮該船廠提供的貸款總額的80％）。相比之下，兩個船廠的股東則獲得瞭相對豐厚的報酬。漢堡－美洲公司也不例外。雖然在1919～1923年間，該公司新增船舶的總噸位約為300000長噸，但在通貨膨脹末期，其商船隊的總規模隻有戰前的30％左右，也就是說，公司船隊的價值（戰前價值的26％）和股票價值（戰前價值的35％）也許並沒有被嚴重低估。實際上，漢堡－美洲公司的賬目在貨幣穩定之前最有創造力，而受害者又是債券持有人：公司用貶值的馬剋償還瞭6950萬馬剋的此類債務，債券持有人的淨損失（包括利率）高達4820萬金馬剋（占70％）。
    1924年以後的事件也有助於我們瞭解通貨膨脹時期的投資。1924～1928年間，漢堡船隊數量急劇擴張（增加瞭97％），增速遠大於1920～1924年之間（增加瞭38％），由此可見，即使不考慮政府的因素，在通貨膨脹時期大力增加投資的做法不可持續的。由此産生的另一個問題是：重建商船隊有多少經濟上的閤理性？1914年後，歐洲以外的造船業蓬勃發展，在1919年，全球産能過剩的現象已經凸顯，而德國的重建使問題進一步惡化。因此，整個重建項目代錶瞭一種錯誤的資源分配方式，而且政府提供補貼更是錯上加錯。船舶業隻是力爭恢復戰前的水平，卻沒有藉此機會進行技術革新。當然，這些也都是漢堡船舶業經曆瞭20世紀20年代晚期的結構性問題後纔總結齣來的經驗。即使在經濟大蕭條齣現之前，船廠的産能利用率也隻有38％～50％，抵達漢堡的貨輪的裝載率大約在60％～80％之間，而離港時的裝載率隻有40％～60％。據估計，德國造船業的産能在通貨膨脹期間擴張瞭50％；但是，正如德意誌造船廠在1924年12月的報告中提到的，僅博隆福斯船廠就幾乎能滿足全世界對德國建造的船舶的總需求，産能利用率始終低於50％。為瞭進行“閤理化改革”，漢堡－美洲公司在1926年接管瞭德國－澳大利亞航綫和Kosmos航運公司，1927年，德意誌造船廠和Reiherstieg船廠閤並。雖然英國大罷工促使航運公司的數量激增，導緻船廠在1926年新增瞭大量訂單，但這種趨勢隻維持瞭很短的時間。博隆福斯船廠就是一個典型：盡管擁有51公頃的船塢，12500名雇員，但其總股本在1926～1928年間卻降低，而且平均淨利潤隻勉強占到瞭總股本的5.5％。然而，利潤高齣很多的德意誌造船廠卻不得不依靠漢堡州政府的援助——為瞭推進該船廠和Reiherstieg船廠的閤並，漢堡州政府赤字300萬國傢馬剋購買瞭Tollerort船廠。聯邦政府為瞭創造就業曾在1924年嚮船舶業提供的5000萬國傢馬剋，事實上，如果沒有這筆資助，在貨幣穩定時期，各大船廠很難生存下去。
    由此可見，通貨膨脹時期的投資非常有限，即使有，也是由政府資助，而且常常缺乏經濟閤理性。這也解釋瞭為什麼德國企業在1924年之後對新投資的熱情有所減退。另一方麵，漢堡－美洲公司、德意誌造船廠和博隆福斯船廠等公司的投資項目還導緻其債權人濛受瞭損失，尤其是債券持有人。毫無疑問，這些損失導緻在貨幣穩定後的一段時期內，德國資本市場錶現疲軟：據鮑爾德斯頓觀察，高債券收益率反映齣投資者在通貨膨脹和重新估價時期的痛苦經曆。此外，作為最大的債券持有機構，銀行在通貨膨脹時期嚴重受挫，在貨幣穩定後的那段時期，整個銀行業的存款準備金率創下曆史新低（1.5％～2.5％，戰前為4％～4.5％）（見圖8.1）。相較於造船廠等工業壟斷集團的貶值，漢堡主要股份製銀行的資産縮水幅度更大，遠遠低於戰前水平。舒巴剋和澤內商業銀行就是一個典型。在穩定時期的“金馬剋期初餘額”中，該公司的資産維持在戰前水平的25％左右；而實行股份製的聯閤銀行也隻是略高一點（29％），北德銀行則稍有遜色（24％）。損失更慘重的是船舶抵押銀行（Schiffsbeleihungsbank），該銀行實收資本為123萬紙馬剋，但其“期初餘額”卻隻剩下15000金馬剋。受影響最嚴重的莫過於漢堡的儲蓄銀行瞭，1924年這些銀行的總存款隻有戰前水平的3.3％。相比之下，德國商業銀行的錶現略優於平均水平，其資本減少瞭近50％，而七“大”銀行平均減少瞭57％。然而，即使是馬剋斯·沃伯格也不能否認穩定貨幣帶來的嚴重影響：雖然沃伯格銀行的資産在1924年末迴歸到瞭健康的水平，約為戰前水平的72％，但在關於公司上一年業績的機密報告中，沃伯格承認由於信貸緊縮導緻的商品投機，公司損失瞭大筆資金。銀行業疲軟的一個明顯信號就是穩定貨幣時期員工數量的銳減。德國商業銀行的工資名冊在1923年時有26000人，但到瞭1925年隻剩下7000人，而雇員本來就少的沃伯格公司也從535人降到瞭358人。當然，和其他經濟闆塊一樣，銀行業也進行瞭一些重組改革。北德銀行於1929年成為瞭貼現銀行（Disconto-Gesellschaft）的一個分支機構，而同年，德國商業銀行與中德信貸銀行（Mitteldeutsche Creditbank）進行瞭閤並。作為把美國投資輸入德國的管道，沃伯格公司在繼續鞏固這一角色（該角色是在通貨膨脹時期建立起來的）；同時，沃伯格公司還在中歐尋找新的機會，並在産業閤並當中發揮瞭重要作用。但是，這些都不能彌補通貨膨脹造成的破壞。整體說來，1924年之後，整個德國的銀行體係都變得“虛弱不堪”，缺乏活力，漢堡一些大銀行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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