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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日我国民全陷落于失望时代，希望政府，政府失望；希望疆吏，疆吏失望；希望民党，民党失望；希望渐进，渐进失望；希望暴动，暴动失望；希望自力，自力失望；希望他力，他力失望。

内容简介

《“自杀时代”的来临？：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群体的激烈行为和价值选择》探讨清末到五四时代知识群体对暗杀、自杀、好杀等时代问题的讨论以及就生死、自我、爱情、伦理等生命基本问题形成的意见与想象。对问题的论述围绕激烈行为、死亡事件和人物个案展开，尽力追溯事件、舆论和人物思想所关联的时代信息，从中观察自我价值在中国现代革命进程中的生成和消解过程，这也是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态和路径选择的一种解说。在现代理性的考量下，“死”相对于“生”没有任何优先价值可言，自杀只能是一种“短见”，而历史中的人们却曾面临“死亡”易、“自杀”难的处境。生死成为话题，经常在混乱年代或鼎革之际出现。

作者简介

海青，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著散见于《新社会史》、《新史学》、《史林》、《读书》、《开放时代》、《社会学家茶座》等。

精彩书评

史界不见“心史”者久矣！ “知人”与“论世”，向为撰写古史者所并重，然现代史学长于“论世”而昧于“知人”，治史模式每每趋同而自闭，书写风格往往单调且乏味。在本书作者看来，“自杀”乃时势抑压下人之行为激变，为世事遭际与人心互动之隐喻表达，绝非统计学意义上之案例分析所能呈现。作者通过细致入微的深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感觉的世界——自杀与他杀，同尘与绝尘，爱与恨，生与死。我深信，本书透过“知人”来深究世态变化的路径，在未来中国历史的书写中必将具有特殊的典范意义。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特聘教授孙江
顾名思义，本书乃是一部研究自杀的专著。在作者的笔下，有郁郁寡欢而死者，有拒婚不从而死者，有决然赴义而死者，还有集体自杀者……他们或她们，生而默默无闻，却以其非常之死留名身后。逝者逝矣。生者是如何追忆死者的呢？死者的故事又是怎样被不断演绎和咀嚼的呢？作者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令人叫绝。本书不止为精密的历史考证之作，更是文学研究者求之而难得的力作。
——日本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副教授滨田麻矢

目录

上篇 新青年：生命价值的重新解析
第一章 自杀和暗杀：个人价值及社会理想
“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英雄”还是“烈士”
“国家与我”

第二章 “五四”：青年的牺牲
青年之死
“过激”：不可以吗?
“风流云散”

第三章 “自杀时代”的奋斗
林德扬和他的“五四
职业革命家的过去和现在
“新青年”的人生观
小结苦难与牺牲的社会意义
中篇新女性：爱与死之传奇

第四章 离家：激烈言论氛围的生成与女性气质的再塑造
性别倒置的女性体验：秋瑾的个案
可怕的“家”：三篇传记中的一个故事
“独立”途中的变奏

第五章 情迷：男性意义世界中的女性价值变迁
男性视野中的“妇女解放”——《妇女杂志》改变风格的个案
“使君有妇”：“情迷”之人格理想与伦理现实

第六章 伤逝：关于爱情的三种叙事
新旧?——贞操迷思
真假?——恋爱对手
情死：浪漫的魅影
小结女性特质的政治内涵

下篇 知识分子：“自我”的萌现与消解
第七章 朱谦之：“自杀”与“自我
早年经历中的“自杀”与革命
回忆中的“我”
“物质”与“虚无

第八章 《多余的话》与瞿秋白躯体的历史意象
躯体的意象
“病人”自述
小结“我”与革命
结语始于自杀，终于“自我”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本篇已经涉及了很多死亡的事实，这可能会给人带来一种错觉，认为在那些时代，死亡已经作为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事实上这种效果只可能是相对的。然而死亡的体验却是人们感知自身存在的重要形式，而这种体验正是通过发生在自己生活中的死亡事件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本文难以对“激烈行为”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我们可以在触及生命状态的形式和程度上予以把握。在一定程度上，死亡直接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并对人们的日常抉择和生存态度产生影响，正是革命年代的重要特色。
情感的注入使人们对历史形成了不同的印象。王星拱对五四有这样一段评述：“李长之先生说：五四运动，是清浅的理智运动，这是对的。但是这是就其影响及效果而言，若就其原动力而言，五四运动乃是浓炽的情感运动，仅此清浅的理智，是不足以发生这样大的规模的运动的。”实际上这一说法适用于很多历史事件。但历史记忆却是残酷的，事件的当事者大多迷失在各自的“罗生门”之中了。而后来的历史学家寻求历史发展整体逻辑的时候，那些掺杂着复杂情感的具体场景也随之湮没。
本篇关注历史在这些记忆中留下的情感坐标和时代色彩。可以说在“暗杀时代”、“自杀时代”这些称谓中，所传达的并不是经过理性思考而形成的时代观念，而是人们的感受和体验。

前言/序言

　　一次翻1930年代的《申报》，看到一个醒目的标题：《少女失足恨而自杀》。读下去发现却不是社会新闻，而是一则广告，只因电影明星艾霞自杀后，遗书中有“我再受不了别人的欺骗”一句，广告便顺水推舟说：的确目下的世界假货众多，如果身体虚弱想买点补药吃，常常花钱受骗，只有某某牌鱼肝油物美价廉，认准这个牌子才可以养成不受欺骗的能力云云。
　　如此行文，大概会让今天的读者哑然失笑，“少女失足自杀”这类事情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发生，但将“自杀”与“鱼肝油”联在一起却很少见。按常理广告很少涉及不幸事件，以免引起不快情绪。但这则广告文案将“自杀”作为与“少女失足”的艳情效果相等同的娱乐元素推出，或许可以作为当时社会心理的一种参考样态。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有趣例子是一篇题为《自杀》的短篇小说，讲的是上海某大学的年轻教授刘习舜有一天与几位朋友在公园聚会，其中的王先生带来一个十一二岁的美丽女孩，若干年前女孩的母亲和父亲原因不明地先后自杀，这件事曾是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多年后也是众人的谈资。刘教授回家后应《东方杂志》的约稿，开始写一篇题为《人为什么要自杀》的文章，生出很多感慨。
　　《自杀》这篇小说的作者是沈从文，没有什么完整情节，只是描绘了一个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片段和意识流。主人公刘教授事业顺遂、人生美满，有个年轻美貌、品味出众的贤惠太太和周岁的小女儿，自杀的故事和传闻使他感到“一点忧郁”侵入生活。小说至此也就戛然而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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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一位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医师在中国东北行医，后来将自己的见闻感受写成一部回忆录《奉天三十年》，在这部书中作者大为感叹导致中国人自杀的原因与西方截然不同，他见过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因为地界纠纷打官司，富人用钱收买了官员，所以胜诉。但第二天穷人家的一个儿子就在富人家门口自杀了，富人处境非常狼狈，只好付给穷人家一笔可观的赔偿金。没想到这件事刚过，穷人的又一个儿子在富人家门口自杀，并在死前请来很多证人向他们说明自己自杀是因为富人恃强霸占了自己家的土地，这次穷人要求更重的赔偿，富人只能照办。付钱过后一个月，穷人的第三个儿子又照此行事，结果第三次付赔偿金让富人破了产，变得比他的对手还要穷。经过这件事，这家穷人获得了全村人的尊敬，家族威望陡增，再也没有人敢欺侮他们。作者杜格尔•克里斯蒂（Dugald Christie）写道：“在中国，人们自杀不是因为厌倦生活，也不是因为想从耻辱或悲伤中解脱的怯懦想法，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愤怒，或者他知道他的死会陷对手于不义。”这种想法出于一位西方人旅居中国的经验，却和一位研究者的结论不谋而合，在玛格丽•沃尔夫（Margery Wolf）关于中国女性自杀的论文中，她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其他行为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动、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她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所以对于女性，造成自杀的强烈动机可能是复仇，“死亡并不仅仅是苦难的结束，还带来权力，这是一种方法，使折磨她的人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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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注入使人们对历史形成了不同的印象。王星拱对五四有这样一段评述：“李长之先生说：五四运动，是清浅的理智运动，这是对的。但是这是就其影响及效果而言，若就其原动力而言，五四运动乃是浓炽的情感运动，仅此清浅的理智，是不足以发生这样大的规模的运动的。”实际上这一说法适用于很多历史事件。但历史记忆却是残酷的，事件的当事者大多迷失在各自的“罗生门”之中了。而后来的历史学家寻求历史发展整体逻辑的时候，那些掺杂着复杂情感的具体场景也随之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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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专业的研究，心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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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时代”的来临？很不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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