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

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李方,沈卫荣 著,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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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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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22489
版次:1
商品编码:10318382
包装:平装
丛书名: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0-08-01
页数:471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西州是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唐朝在此建、立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制度和机构的同时,还建立了一整套庞大的官吏队伍,以与之相适应。西州既是正州、又是边州和军州的特性,决定了西州官吏系统比一般地方官吏系统复杂得多,并分布在州府(郡府、都督府)、县府、军府,以及市、镇、戍、烽、乡里、城坊等各个层级的军政和交通组织之中。一个世纪以来,吐鲁番地区出土厂几千件唐代原始官府文书,披露了大量有关西州官府和官吏的信息。《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充分利用这些资料,兼釆石刻墓志、敦煌文书、传世史籍,对唐西州官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考证。全书共分六章,分别研究了西州的高级官员、中低级官员、五个县的县级官员、四个折冲府的官员,以及军镇、戍、烽等官吏,西州州县的属吏,乡里城坊的职役等。全书共收录约七百位官吏(职役),并尽可能对这些官吏的任职时间给予了考证。书末附有《唐西州官吏任职简表》。由此。西州官僚队伍比较清晰地早现出来,有助于深化学术界对唐代地方官制的认识。

作者简介

李方,女,1955年生。1982年获武汉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2000年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北边疆研究室主任、“新疆项目”办公室副主任、边疆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疆域历史、敦煌吐鲁番文书、墓志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以及边疆现状调研工作等。2008年荣获政府特殊津贴。出版著作六部,发表论文、译文等一百余篇。其中,《敦煌(论语集解>校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提名奖、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奖一等奖;《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唐西州州级高级官员
第一节 长官(刺史、太守、都督)
第二节 上佐(别驾、长史、司马)

第二章 唐西州州级中低级官员
第一节 勾官(录事参军事、录事)
第二节 功曹参军事
第三节 仓曹参军事
第四节 户曹参军事
第五节 兵曹参军事
第六节 法曹参军事
第七节 参军事
第八节 市司官吏

第三章 唐西州县级官员
第一节 高昌县官员
第二节 天山县官员
第三节 交河县官员
第四节 蒲昌县官员
第五节 柳中县官员
第六节 未详县官员

第四章 唐西州州县属吏
第一节 州上佐、勾曹、功曹及仓曹属吏
第二节 州户曹、兵曹、法曹属吏
第三节 高昌县属吏
第四节 天山县、交河县、蒲昌县、柳中县属吏

第五章 唐西州城乡里坊职役
第一节 城主、城局、坊正
第二节 诸乡里正

第六章 唐西州折冲府官吏
第一节 前庭府官吏
第二节 蒲昌府官吏
第三节 岸头府官吏
第四节 天山府官吏
附录一 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补
附录二 唐西州官吏任职简表
附录三 征引文献及部分论著名称
后记

精彩书摘

行下守的原则,此处可以称做“行”的散官,只有朝议郎和承议郎,这两件文书中的“给事郎行丞元泰”,散官都为“给事郎”,估计两件文书时间相近,因此,两件文书中“方”的散官也应相同)。
这两件文书中还有“给事郎行丞元泰”,其职官为高昌县丞,散官为给事郎(“车牛处置”文书中“给事郎”后所缺字当为“行”字)。“车牛处置”文书第8行记时间在垂拱三年四月,“人考入状”文书缺纪年,根据两件文书中元泰散官相同推测,两件文书时间应该相近。
我们将这两件文书中的“方”与前举“买鞍马事”及“勘当失盗事”中的“方”字相比,发现四件笔迹相同。既然四件都是高昌县文书,时间又都接近,签署笔迹也相同,因此可以下结论,此“方”为同一个人。“方”是否一直任高昌县令?由于前两件的签署未存“白”、“示”一类标志身份的用语,不能确认。但据唐代公文程式,牒文首先呈长官过目,由长官“付司”,“方”在此牒后直接批示,应为长官县令;又,此牒涉及失盗事,如前所述,狱讼应由县令亲自处理,然则“方”也应为长官;再有,调露元年(679)左右高昌县约有一位尉名“知过”,永淳元年(682)六月高昌县有一位尉名“闻”(皆见上文),“方”从上元三年(676)至永淳元年(682)八月皆在任上,其为县尉的可能性很小,也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其为县丞。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方”为长官的可能性很大。这就是说,“方”从上元三年至垂拱三年一直任高昌县令。

前言/序言

  贞观十四年(640),唐灭麴氏高昌王国,建立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西州位处西域东部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地带,是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唐朝在此实行了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制度,同时建立了一个完整庞大的官吏队伍。这个官吏队伍分布在州(州郡、都督府)、县、军府、市、镇、戍、烽、乡里、城坊以及馆驿、长行坊等各级机构组织中,在唐朝统治西州乃至西域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毫无疑问,研究这个官僚队伍是我们研究西州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是我们研究西州政治制度的基础。
  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官僚体制高度发展,官僚队伍成为封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僚问题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对象。然而,由于封建史家多以纪传体记史,达官贵人充盈史籍,地方卑官罕有记载,因此,造成中央官吏研究兴旺蓬勃,而地方官吏研究却相当薄弱的局面,这个问题在中古史研究领域尤其严重。唐西州官吏研究却得天独厚。一个世纪以来,吐鲁番出土了几千件唐代原始官府文书,披露了大量有关官府官吏的信息,为研究当地官吏问题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使我们研究西州官吏不仅成为必须,而且成为可能。本课题即以这些出土文书为主,兼采石刻墓志、敦煌文书、传世史籍,对唐西州官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考证。

《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图书简介 本书旨在系统梳理并深入考证唐朝西州(今新疆吐鲁番盆地及周边地区)官吏的任职情况,通过对现有史料的爬梳剔抉,力求构建一部相对完整、准确的西州官吏编年体系。西州作为唐朝在西域设置的重要战略据点和行政中心,其官吏的构成、任职变动、权力运作,直接反映了唐朝对西域的治理模式、边疆政策以及区域文化的交融状况。本书的研究,不仅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理解唐朝疆域意识、民族政策、经济发展乃至文化交流的窗口。 第一章:引言与研究概述 本章首先阐述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的王朝,其对西域的经营是中华文明向外辐射的重要篇章。西州,作为唐朝设立的“安西四镇”之一,地位举足轻重,其管辖范围、军事职能、经济联系以及文化影响,都与中央王朝的西域政策紧密相关。然而,相较于中原地区的官制研究,唐朝西域官吏的研究仍然存在诸多空白与争议。大量的文献散见于史籍、碑刻、出土文书之中,尚未得到系统性的整理与辨析。因此,对西州官吏进行编年考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其次,本章将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回顾与梳理。自近代以来,随着西域考古的发现,不少学者对唐朝西域的军事、行政、交通、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部分学者在整理出土文献时,也涉及了部分西州官吏的资料,但大多是片段式的梳理或个案研究,缺乏对整个编年体系的建构。本书将在此基础上,通过更广泛的史料收集和更严谨的考证方法,力求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 接着,本章将明确本书的研究对象、范围与方法。研究对象主要为唐代在西州任职的各级官员,包括行政长官、军事将领、军事长官、以及其他重要职官。研究范围限定在唐朝建立至灭亡的历史时期,并以西州行政区域为核心。研究方法上,本书将秉持“文献考据”与“考古发现相结合”的原则,对传世文献(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等)进行细致解读,同时吸收近年来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唐代文书(如伯克文书、文書、文書等)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官职名称、品级、任期、升迁、调动、籍贯、事迹等信息的比对与分析,力求还原历史真相。 第二章:西州建置沿革与行政区划 本章将详细梳理唐朝对西州的建置沿革。西州并非唐朝初年即设,其建立与发展经历了动态的过程。我们将考察西州最初的设立时间、管辖范围的变化、名称的演变(如是否与其他名称混淆,例如“庭州”等),以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行政隶属关系。通过对相关史料的解读,阐明西州在唐朝边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同时,本章将深入探讨西州的行政区划。西州作为一个重要的行政单位,其内部必然存在层级的划分,可能包括州、县、军、镇等不同级别的机构。我们将根据史料记载,尽可能地还原西州下辖的各级行政区域,例如涉及当地的胡人部落首领的设置(如“伊州”、“轮台州”等)以及其他附属机构。对这些行政区划的了解,有助于理解唐朝在西州设置官吏的具体范围和职能。 第三章:西州主要官职与职能分析 本章将对唐朝西州的主要官职进行系统性的梳理与分析。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几类官职: 军事长官: 西州作为军事重镇,其军事长官的设置尤为重要。我们将研究都督、刺史(兼任军事职官)、镇将、副校尉等职位的设置及其职责范围。这些官职的变动,往往与边疆局势的紧张与缓和息息相关。 行政长官: 除了军事职能,西州也承担着重要的行政管理职责。我们将考察刺史、别驾、长史、司马等行政长官的任职情况,以及其在民政、财政、司法等方面的职能。 其他重要职官: 除上述主要官职外,西州还可能设置有其他重要职官,如户曹、兵曹、仓曹、刑曹、司户、司马、录事等,负责具体的事务管理。我们也将对这些职官的设置及其在文献中的出现频率进行考察,以期了解其职能的侧重点。 在分析职能时,本章将结合唐朝中央官制,探讨西州官职与内地官职的异同。例如,作为边疆地区,西州的官吏可能拥有更大的军事指挥权,或者在民族事务上具有更特殊的处理方式。我们还将分析不同时期官职名称的演变,以及职能的调整。 第四章:西州官吏的任职与升迁考证 本章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将重点围绕西州官吏的任职情况展开详细的编年考证。我们将根据收集到的史料,按照时间顺序,逐一考证历代在西州任职的官员。 史料辨析与辨伪: 在考证过程中,我们将对史料的真伪、可靠性进行严格辨析。例如,对于一些碑刻、墓志铭,需要结合其出土背景、铭文内容、书法风格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文书类史料,则需要关注其内容的连贯性、逻辑性以及与其他史料的印证情况。 编年体系的构建: 通过对各类史料的汇总与整理,我们将尝试构建一个相对完整的西州官吏编年表。表中将包含官员姓名、官职、任职起止时间(尽可能精确)、升迁调动情况、籍贯(如可能)、主要事迹等信息。 任职特点分析: 在编年考证的基础上,本章将进一步分析西州官吏的任职特点。例如,哪些人长期在西州任职?哪些人是从内地调任而来?他们的籍贯分布是怎样的?是否存在地域性的官员群体?这些任职特点背后反映了怎样的选官制度和边疆治理策略? 升迁与调动规律: 我们将深入探究西州官吏的升迁与调动规律。他们的晋升路径是怎样的?哪些因素可能影响他们的升迁?是否存在从边疆地区到内地的重要官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理解唐朝官员的流动机制。 第五章:西州官吏的籍贯与出身分析 本章将侧重于分析西州官吏的籍贯与出身。唐朝是一个民族融合程度较高的王朝,其边疆地区的官员构成也可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籍贯分布: 我们将统计在西州任职的官员的籍贯来源。是否存在大量的内地汉族官员?是否存在来自当地胡人部落或周边民族的官员?他们的比例如何?籍贯的分布特点,能够反映唐朝在边疆地区的人才选拔策略以及与当地民族的关系。 出身构成: 除了籍贯,我们还将分析官员的出身。他们是通过科举入仕,还是通过荫补、军功等其他途径进入仕途?出身的构成,也能揭示唐朝官僚选拔的多样性。 民族身份考辨: 对于一些籍贯和姓氏不明确的官员,我们将尝试通过史料的蛛丝马迹,考辨其民族身份。这对于理解唐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以及民族间的互动至关重要。 第六章:西州官吏的活动与事迹考述 本章将对西州官吏的实际活动与事迹进行深入的考述。通过对史书中记载的官员事迹,以及出土文书中反映的官吏工作内容,来展现他们在边疆地区所扮演的角色。 军事活动: 考察他们在平定叛乱、抵御外侮、维护边境稳定等方面的军事贡献。 行政管理: 梳理他们在征收赋税、管理户籍、兴修水利、发展农桑、维持治安等方面的行政作为。 经济开发: 探讨他们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商贸往来、开辟丝绸之路上的相关举措。 文化交流: 考察他们与当地各民族的交往,以及在文化传播、宗教信仰、教育事业等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法律实践: 分析他们在处理当地纠纷、实施法律制度方面的具体案例。 本章的考述将力求基于史料,避免主观臆断,力求还原官员的真实工作状态和历史影响。 第七章:西州官吏研究的几个个案分析 为了更生动地展现研究成果,本章将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西州官吏进行深入的个案分析。这些个案可能包括: 任职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官员: 分析其任职期间的政绩、面临的挑战以及其对西州发展的重要贡献。 在重要历史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官员: 考察他们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策、行动及其影响。 身份特殊、具有代表性的官员: 例如,一些出身胡人部落的官员,他们的任职经历能反映唐朝在民族融合方面的政策实践。 史料记载较少但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官员: 通过细致的史料挖掘,填补历史空白,展现其潜在价值。 通过个案分析,可以更具体地展示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史料解读的细致之处。 第八章: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本章将对全书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 研究结论: 归纳出唐朝西州官吏在任职特点、出身构成、活动事迹等方面的主要规律与特征。例如,总结出唐朝在西州官吏选拔上是否存在“本土化”与“中央化”并存的特点,以及军事与行政职能的相互渗透情况。 理论贡献: 阐述本书的研究对理解唐朝的边疆治理、民族政策、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理论贡献。 史学意义: 强调本书在唐史、民族史、地方史研究领域的史学意义,以及对完善相关历史叙事的作用。 局限性与不足: 客观指出本书研究存在的局限性,例如史料的残缺、考证的难度等。 未来展望: 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例如更深入地挖掘新的考古材料、与其他边疆地区的官吏研究进行对比、进一步探讨西州官吏与中央政权之间的权力互动等。 本书的出版,旨在为学界提供一部关于唐朝西州官吏的系统性研究著作,填补相关领域的学术空白,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通过对历史的细致梳理与严谨考证,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唐朝西州官吏群体,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唐朝这一伟大王朝的边疆治理与多元文明的交融。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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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翻阅这本《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就被其厚重的体例和扎实的内容所震撼。作者并非仅仅满足于将史料罗列,而是以一种抽丝剥茧的智慧,将散落在不同史书中的碎片化信息,巧妙地编织成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他对于史料真伪的辨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一些存在争议的人物和事件,作者总能引经据典,层层剖析,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在考证某位官员的任职时间时,他会引用多份不同的史料,对比其记载的异同,并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地方行政建制,最终确定一个最为准确的年份。这种严谨的治学方法,不仅保证了本书内容的可靠性,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历史考证方法的绝佳范本。而且,作者并没有将研究局限于官吏本身,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中,探讨了官吏的任职如何影响了西州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乃至于民族关系。书中对于一些次要人物的考证,同样一丝不苟,展现了作者对史料的尊重和对历史真相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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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出现,无疑填补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空白。长期以来,关于唐朝西州官吏的研究,尽管有零星的文献和一些零散的考证,但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梳理。这本书的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研究态度,对史料进行了地毯式的搜集和辨析,从浩如烟海的史籍、碑刻、墓志等文献中,发掘出大量关于西州历代官吏的资料。这些资料被细致地分类、考订,并以编年的形式呈现,使得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西州官僚体系的演变脉络。不仅仅是简单的列举姓名和职务,书中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些官吏的任免、升迁、籍贯、家族背景,甚至他们的政绩和影响。这种细致入微的考证,对于理解唐代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一名对唐史颇感兴趣的读者,我常常因为史料的匮乏而感到困惑,而这本书的出版,则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探索西州历史的道路。其严谨的治学精神,足以令后来者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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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唐代西州官吏的“工具书”,更是一部能够引发读者深入思考的历史研究著作。作者在编年考证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见解。例如,他对于西州官吏的选拔机制,以及这些官吏在维系边疆稳定、促进民族融合中所扮演的角色,都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他指出,唐朝在西州的官吏设置,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战略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优化。书中对一些任职时间较长、对当地产生深远影响的官员,进行了深入的人物画像,分析了他们的政治才能、行政手段,以及在处理民族关系、发展地方经济方面的贡献。这种“点”的深入研究,与“线”的编年梳理相结合,使得本书在宏观与微观层面都展现出极高的学术价值。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唐朝的边疆政策,特别是对西州的管治,有了更加立体和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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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唐代地方史志研究有浓厚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我一直渴望找到一部能够系统梳理西州官吏体系的著作,而《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的出现,无疑满足了我的这一期待。作者的考证工作之细致,超乎我的想象。对于每一个官职,每一个官员,他都力求穷尽史料,从最细微之处挖掘信息。例如,在考证一位名叫“XX”的官员时,作者不仅列出了他的历任官职和任职时间,还通过分析其墓志铭中的记载,推断出了他的籍贯、家庭背景,甚至可能的生活方式。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使得本书的资料性非常强,对于有志于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财富。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梳理史料的同时,并没有忽略对这些官吏所处时代背景的描述,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作为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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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这本书的研究视角非常新颖。作者在编年考证的基础上,融入了对社会史、文化史的考量,使得对西州官吏的研究不再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他着重分析了这些官吏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促进文化交流、以及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作用。例如,他会探讨某位官员如何通过修建水利设施,促进了农业生产;或者某位官员如何积极引进中原文化,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这种将个体官吏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的方法,使得本书的研究更具深度和广度。而且,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引用的史料非常丰富,既有官方的史书,也有大量的出土文献,体现了其扎实的学术功底。这本书不仅为我提供了关于唐代西州官吏的知识,更启发了我对历史研究的多元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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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两件文书中的“方”与前举“买鞍马事”及“勘当失盗事”中的“方”字相比,发现四件笔迹相同。既然四件都是高昌县文书,时间又都接近,签署笔迹也相同,因此可以下结论,此“方”为同一个人。“方”是否一直任高昌县令?由于前两件的签署未存“白”、“示”一类标志身份的用语,不能确认。但据唐代公文程式,牒文首先呈长官过目,由长官“付司”,“方”在此牒后直接批示,应为长官县令;又,此牒涉及失盗事,如前所述,狱讼应由县令亲自处理,然则“方”也应为长官;再有,调露元年(679)左右高昌县约有一位尉名“知过”,永淳元年(682)六月高昌县有一位尉名“闻”(皆见上文),“方”从上元三年(676)至永淳元年(682)八月皆在任上,其为县尉的可能性很小,也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其为县丞。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方”为长官的可能性很大。这就是说,“方”从上元三年至垂拱三年一直任高昌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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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件文书中还有“给事郎行丞元泰”,其职官为高昌县丞,散官为给事郎(“车牛处置”文书中“给事郎”后所缺字当为“行”字)。“车牛处置”文书第8行记时间在垂拱三年四月,“人考入状”文书缺纪年,根据两件文书中元泰散官相同推测,两件文书时间应该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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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本不错的学术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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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两件文书中的“方”与前举“买鞍马事”及“勘当失盗事”中的“方”字相比,发现四件笔迹相同。既然四件都是高昌县文书,时间又都接近,签署笔迹也相同,因此可以下结论,此“方”为同一个人。“方”是否一直任高昌县令?由于前两件的签署未存“白”、“示”一类标志身份的用语,不能确认。但据唐代公文程式,牒文首先呈长官过目,由长官“付司”,“方”在此牒后直接批示,应为长官县令;又,此牒涉及失盗事,如前所述,狱讼应由县令亲自处理,然则“方”也应为长官;再有,调露元年(679)左右高昌县约有一位尉名“知过”,永淳元年(682)六月高昌县有一位尉名“闻”(皆见上文),“方”从上元三年(676)至永淳元年(682)八月皆在任上,其为县尉的可能性很小,也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其为县丞。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方”为长官的可能性很大。这就是说,“方”从上元三年至垂拱三年一直任高昌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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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翔实,考证精审,是研究敦煌吐鲁番学和唐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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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官僚体制高度发展,官僚队伍成为封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官僚问题也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对象。然而,由于封建史家多以纪传体记史,达官贵人充盈史籍,地方卑官罕有记载,因此,造成中央官吏研究兴旺蓬勃,而地方官吏研究却相当薄弱的局面,这个问题在中古史研究领域尤其严重。唐西州官吏研究却得天独厚。一个世纪以来,吐鲁番出土了几千件唐代原始官府文书,披露了大量有关官府官吏的信息,为研究当地官吏问题提供了第一手宝贵资料,使我们研究西州官吏不仅成为必须,而且成为可能。本课题即以这些出土文书为主,兼采石刻墓志、敦煌文书、传世史籍,对唐西州官吏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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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这两件文书中的“方”与前举“买鞍马事”及“勘当失盗事”中的“方”字相比,发现四件笔迹相同。既然四件都是高昌县文书,时间又都接近,签署笔迹也相同,因此可以下结论,此“方”为同一个人。“方”是否一直任高昌县令?由于前两件的签署未存“白”、“示”一类标志身份的用语,不能确认。但据唐代公文程式,牒文首先呈长官过目,由长官“付司”,“方”在此牒后直接批示,应为长官县令;又,此牒涉及失盗事,如前所述,狱讼应由县令亲自处理,然则“方”也应为长官;再有,调露元年(679)左右高昌县约有一位尉名“知过”,永淳元年(682)六月高昌县有一位尉名“闻”(皆见上文),“方”从上元三年(676)至永淳元年(682)八月皆在任上,其为县尉的可能性很小,也没有任何迹象证明其为县丞。因此,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方”为长官的可能性很大。这就是说,“方”从上元三年至垂拱三年一直任高昌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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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下守的原则,此处可以称做“行”的散官,只有朝议郎和承议郎,这两件文书中的“给事郎行丞元泰”,散官都为“给事郎”,估计两件文书时间相近,因此,两件文书中“方”的散官也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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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翔实,考证精审,是研究敦煌吐鲁番学和唐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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