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近代以降,曆史文化的價值遭到全麵懷疑,導緻嚴峻的文化睏局。《文化復興論:公共儒學的進路》直麵“曆史文化有什麼用”這一問題,提齣自己的文化復興方案——公共儒學進路。上篇為理論,運用“問題+方法+效用”的基本方法論,展露瞭文化復興的生存基礎,即以儒學為主的曆史文化之重要價值乃是作為古今一貫的思想共源與公共交往平颱,促進公共交往。下篇為應用,重估秦漢大一統,剖析近現代政治傢破解文化睏局的努力,並探索瞭文化復興的實現問題。《文化復興論:公共儒學的進路》將理論建構、曆史鈎沉與現實分析相結閤,不僅完成瞭中體西用、內聖開新等方案所未完成的任務,更可為中華文化復興提供理論論證和策略支持。
目錄
自序
導論曆史文化有什麼用?
一、時勢變局與思想變遷所導緻的文化睏局
二、既有的解決方案及其效用
三、本書的解決方案:公共儒學進路
四、本書的安排
五、本書的方法論:問題、方法與效用
上篇 曆史文化建構生活:文化復興的生存基礎
第一章 曆史文化建構個體生活
第一節 生存活動的基本結構與發生形式
第二節 個體生活意義與價值的建構
一、事情與語言:事情就是言語過程
二、文化解釋生活:文化在言語過程中發生
三、意義建構以及意義與價值的區分
第三節 曆史文化是生活意義與價值的重要源泉
第二章 曆史文化建構公共生活
第一節 從個體生活到公共交往
第二節 公共交往中的相互理解
第三節 公共交往中的價值判斷
一、公共交往必然涉及價值判斷
二、從比較的一般性質考察價值判斷
三、價值判斷的邏輯有效性
第四節 公共價值對交往平颱的建構作用
一、行為者的價值標準在交往中的發生形式
二、價值認可對交往平颱的建構作用
三、公共價值對交往秩序的影響
第五節 思想共源促進公共價值的形成
一、行為者的價值標準來自其認可的思想
二、思想共源對公共價值的形成與擴展
三、和而不同是公共交往的基本價值標準
第六節 曆史文化為交往提供思想共源
一、生活的分類與公共交往
二、古今生活的基本問題、方法及其公共性
三、老問題與新問題、老方法與新方法以及超越的可能性
四、“問題與方法”的經典觀以及作為曆史文化核心的經典
五、曆史文化為古今生活提供思想共源
第七節 曆史文化是有效交往的重要推動力
一、曆史文化由思想共源形成公共交往平颱
二、曆史文化促進公共精神傢園的形成
三、曆史文化使交往行為更可預期
四、曆史文化有助於減少分歧
——以筷子與《論語》為例
五、曆史文化有助於文化積纍與傳統形成
——再以筷子與《論語》為例
六、曆史文化在日用人倫中的作用
第八節 曆史文化的變更對交往的影響及其變更的有效原則
綜論公共儒學進路下的曆史文化
下篇 睏頓與崛起:從秦漢大一統到當今文化復興
第三章 往者可諫:重估秦漢大一統
第一節 天下應有道:“大一統”正名
一、秦漢大一統問題的重提與確立
二、“大一統”正名
第二節 亂世思變:百傢異說激發的思想大一統訴求
一、秦皇開啓大一統
二、百傢何以被整頓
三、儒傢何以能勝齣
第三節 盛世圖變:漢武帝罷黜百傢、獨尊儒術
一、周文仍是主流:秦皇漢武時代的思想格局
二、禮壞樂崩:漢武帝麵對的交往問題與思想問題
三、漢武帝先行的變革與董仲舒遲到的支持
四、漢武帝還有其他選擇嗎
五、重返王官學:諸子百傢的歸宿
第四節 第一次大一統與第二次大一統
第四章 來者可追:文化睏局中的復興訴求
第一節 斯文掃地:第二次大一統破裂後的文化睏局
第二節 承啓轉閤:文化復興的艱難開局
一、三民主義及其儒化:民國的嘗試
二、推陳齣新、古為今用:毛澤東的策略
三、重建中華民族精神傢園:新時期的突圍
第三節 繼往開來:民族復興使命中的文化復興
第五章 任重道遠:文化復興的實現
第一節 文化復興的可行性
一、方法可行性的判定
二、文化復興可行性的判定
第二節 文化復興需要製度支持
一、文化與製度的關係
二、文化復興與製度支持
第三節 文化復興的基本任務與策略
一、文化復興的基本任務
二、文化復興的基本策略
第四節 警惕文化市儈主義
結語天降大任,再造斯文
一、公共儒學:文化復興的有效進路
二、振舊邦以鑄巍巍大業,通今古而修鬱鬱斯文
參考文獻
附錄1麵對問題本身:問題、方法與效用
——《論六傢要旨》的啓示之一
附錄2問題、方法與經典
——《論六傢要旨》的啓示之二
後記
精彩書摘
(二)內聖開新方案及其效用
對於“曆史文化有什麼用”這個問題,內聖開新也是無效的方案。①
在中體西用的提齣與倡行時期(甲午戰後至清朝結束),文化就已經受到瞭威脅,隻是人們把矛頭主要指嚮製度。到瞭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由於國人的觀念進一步變化,認定文化是國勢衰微的最終責任者,於是,部分人士開始明目張膽地攻擊文化,其基本理由是:由於文化落後,緻使中國沒有也不可能發展齣科學和民主這樣的現代性(二者被視做現代性的代錶),因此,為瞭發展科學與民主,就必須開闢新文化(西方文化);而為瞭開闢新文化,就必須打倒舊文化(即曆史文化,下文交叉使用“曆史文化”和“中學”這兩個概念)。
但是,並非所有國人都欣然看到曆史文化之坍塌,一些人士挺身而齣,為曆史文化辯護。較早起來捍衛曆史文化的代錶人物是梁漱溟,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比較瞭中、西、印三種文化的差異與各自在人類曆史的不同發展階段上的不同功能,認為中、西、印三種文化是“迥然不同的三樣成績。這自其成績論,無所謂誰傢的好壞,都是對人類有很偉大的貢獻。卻自其態度論,則有個閤宜不閤宜”。他把人類文化分為三個發展階段,中國文化沒把第一階段(“第一路”)走完,“便中途拐彎到第二路上來;把以後方要走到的提前走瞭,成為人類文化的早熟”(印度更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徑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中國需要重新倒迴去走第一階段,嚮目前的西方學習。而西方目前正走在第一階段,待以後走第二階段時,就需要嚮中國文化學習。所以,中國文化必將復興,必將在未來起到更大作用。②但是,梁漱溟以嚮未來提供擔保的方式為曆史文化辯護,此種辯護其實是很無力的。國人迫切需要的是科學與民主(尤其是科學),以解決當下睏局,所以,梁漱溟的擔保即便可兌現,也是遠水不解近渴。
前言/序言
我終於可以用比較嚴格而係統的方法來討論“曆史文化有什麼用”這個問題瞭。
先講一些小故事。
上初中時,有一次到親戚傢玩。親戚是我們學校的老師。我談到孔乙己時,以不屑的口吻說瞭“孔乙己這個封建社會沒落的知識分子”這樣的話。親戚說:“不要隨便戴帽子!什麼‘封建社會’、‘沒落的知識分子’,這些都是戴帽子的說法。”可是,教科書就是這麼講的,老師也是這麼講的,我為什麼不能這樣說呢?這個疑問開始在我心裏盤鏇。
少年時代,做過文學夢,這個夢讓我在課外涉獵瞭一些文學作品。初中畢業那個暑假(1988年),我拿著字典讀瞭《紅樓夢》。《紅樓夢》不僅讓我感受到瞭古代文化的精妙,還影響瞭我的思想。
初中畢業後,我進瞭我們縣的最高學府——四川省濾縣師範學校。那時,國內彌漫著西化思潮。雖然“西化”這個主張常常不是明確宣揚齣來的,但西化思潮甚囂塵上,我在那偏僻的學校都感受到瞭。第一學年下學期,發生瞭“天安門事件”。在事件發生之前,我在電視上斷斷續續看瞭一點《河殤》,並讀瞭《河殤》的解說詞。《河殤》的解說詞讓我很不舒服:怎麼能如此貶低曆史、貶低列祖列宗呢?為什麼要把今天的種種不足說成是過去留下來的呢?難道曆史文化就沒有價值瞭?此後,我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這種思考成為本書的種子。對於當時的我來說,這些問題雖然是正式的問題,但相關思考卻隻是業餘的思考——“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而正是這種不務正業的思考,使我後來成瞭一名專業“肉食者”。
中師畢業後,我到鄉村小學教書。因有讀書之趣,茶餘酒後,也能坐下來讀書,於是參加瞭自學考試。1992年深鞦,考瞭“古代漢語”這門課程後,我想檢驗檢驗自己閱讀文言文的能力,於是,在陽颱上迎著空曠的鄉野朗讀《大學》。我還清楚地記得我讀的版本,是陳戌國點校的《四書五經》(嶽麓書社,1991年版)。雖然當時說不上能夠讀懂《大學》,但能領略其中的某些深刻道理。於是,與以前同類的問題再次浮上心來:“《大學》這樣的東西很有道理呀,乾嘛要批判它們呢?”這個問題使我産生一願望——我要解決這個問題。隨著這願望越來越強烈,對文學的興趣越來越少,而這個願望使我在後來考研時選擇瞭中國哲學專業。
我所在的小學有一圖書室,裏麵有一些上級部門分配下來的書籍,幾乎無人問津。有一次,我問管理員可否看看圖書室有些什麼書。管理員直接把鑰匙給瞭我。我在那間危房中發現瞭《馬剋思恩格斯選集》(缺第一捲)、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等。
那套《中國哲學史》,我看完瞭。看到關於老子的內容時,産生瞭一個問題:“道究竟是唯物主義的還是唯心主義的?為什麼連這樣基本的問題都搞不清楚呢?”後來去某大學,跟著在該校讀書的朋友去聽課,就此問題請教瞭該校的哲學老師。那個老師也是支吾其詞,語焉不詳。
沒有得到答案,自己繼續悶著想。有一天,驀然地産生瞭一個問題:“為什麼老子非得要是唯物主義者或唯心主義者呢?難道不可以是其他?”同時發現瞭一個普遍性現象,那套《中國哲學史》在講古代思想時,都是用西方概念來講的(現在可以名之為“以西解中”)。也就是說,在解釋中國古代某思想是什麼的時候,那個“什麼”是來自西方的概念,並主要是唯物、唯心那一套。這個發現對我後來的思考有很大幫助,雖然當時並沒有明確意識到這種做法究竟有什麼不妥,原因又在哪裏,但我已感覺到這種做法有問題,並開始懷疑這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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