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封面设计非常引人注目,那种深沉的蓝色调,配上古朴的字体,让人立刻联想到历史的厚重感。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这本书的,当时我对17世纪英国清教徒运动的历史背景很感兴趣,想了解他们是如何构建和维护他们所认为的“理想社会秩序”的。坦白说,这本书的标题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和专业性,但阅读起来却意外地流畅。作者似乎非常擅长将复杂的思想脉络梳理得清晰可见。我特别欣赏作者在探讨清教徒信仰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张力时所展现出的洞察力。他们是如何在严格的道德规范下,同时又要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找到立足之地的?书中对此有深入的剖析。尤其是关于“美德经济学”的论述,让我对那个时代人们的日常行为有了全新的理解。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的陈述,更像是一次对人类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交织点的深度探访,对理解现代西方思想的根源有极大的启发。
评分这本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地方,在于它成功地将宏大的神学理念,拉回到具体的、日常的社会场景中进行审视。我原本以为会读到很多枯燥的教义阐释,但没想到,作者将“圣洁生活”这一核心理念,细化到了家庭管理、商业往来乃至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这种从“天国蓝图”到“人间实践”的转换过程,是理解清教徒社会构建的关键。书中对“时间观念”的分析尤为精彩,清教徒对时间的精细规划和管理,不仅仅是效率的追求,更是一种对抗虚无和罪恶的属灵操练。阅读时,我时常会停下来思考,这种将信仰内化到极致的做法,对于现代社会中信仰与生活的割裂现象,有何种警示意义?这本书的价值,正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反思样本,展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组织方式及其内在逻辑的自洽性。
评分不得不提的是,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独特,它既有学术的精确性,又夹带着一种近乎叙事的韵律感。作者在描绘清教徒社会时,仿佛用画笔勾勒出了当时的社会图景——那种严苛、规范,但也充满着内在张力的生活状态。特别是在描述清教徒如何处理与世俗权力机构的关系时,那种小心翼翼的平衡艺术,读来令人心惊。他们既要顺服上帝,又要适应国王的统治,如何在两者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同时又不至于被边缘化?书中对这一历史困境的捕捉十分到位。它使得那些历史人物不再是僵硬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在复杂环境压力下做出抉择的行动者。总的来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沉浸式的,仿佛让人短暂地“代入了”那个时空,感受他们的挣扎与坚持。
评分我是在研究近代早期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潮背景时,才偶然翻到这本探讨清教徒社会秩序的书籍。我原本的焦点在于理性主义的兴起,但这本书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对照组”。清教徒对秩序和纪律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宗教的绝对权威,而非启蒙运动所推崇的自然法或理性契约。作者精妙地展示了这种基于“天命”的社会秩序是如何运作的,其内在的约束力远超任何外在的强制手段。读完之后,我对于现代社会中法治与道德约束力的区别有了更深的体会。这本书的结构安排也极其清晰,每一章节都像是在为最终的结论添砖加瓦,逻辑链条环环相扣,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整体论点的把握。对于任何想深挖西方文明深层结构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绕不开的关键文本。
评分初读此书,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对文本细节的极致考究。它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通史读物,而是扎根于一手文献的细致入微的考察。我个人尤其关注其中对于“公共德行”概念演变的讨论。在清教徒的语境下,个人信仰如何转化为可被社会监督和评判的行为规范,这是一个极其微妙的过程。作者通过分析当时的布道词、家庭指南乃至法律条文,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叙事框架。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书中的论点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让人无法轻易反驳。对我而言,阅读过程更像是在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穿梭于17世纪清教徒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每一次转折,每一个关键人物的出现,都与作者精心设计的论证路径紧密相连。这本书无疑需要读者投入相当的专注力,但回报是丰厚的——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心理和文化建构的深刻理解。
评分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 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 中医里对人体“上火”症状描述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常见症状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心悸失眠等。中医又说:有火则生、无火则死,火乃必需,超过正常就属邪火。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所谓“步子太大扯着蛋”是也。所以李天一也好、郭美美也好,层出不穷毫不为怪。 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 有用的无用 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就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33年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起码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Time you enjoy wasting, was not wasted.”)。但中国的家长们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 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虎妈”在中国遍地都是。网上的“80后孩奴妈妈晒百万元账单”的帖子看来触目惊心,但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早教经济、学区房、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外人眼中是“虎妈”,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 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无用的哲学之辩,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三个字:钱、权、名。再简单一点,就“成功”二字。至于其他,统统划为“无用”之列。 上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几所中小学,回国后写报告说:“中国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中国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教师解释,他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学期结束时,这些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他的结论是: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习成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要好。因此再过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孩子们依然喜欢早起,依然7点多走在大街上吃早点,家庭作业依然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但一个苹果抵得上十个中石油中石化,一部《盗梦空间》抵得上十部国产大片,无论科技,还是文化,中国依然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 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小大人与老顽童,前者如“五道杠少年”,后者如郭美美众干爹等,正是时代特产。 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2001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说:“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的确,教育失常导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导致社会失衡。现在,台湾大学已经采取多元入学方案,放弃了单一联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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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书没问题,实在是没有兴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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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关于清教徒的书籍,值得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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