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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通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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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
• 传记
• 历史
• 人物
• 革命
• 中国近现代史
• 马克思主义
• 思想家
• 政治家
• 中共历史

出版社： 天津古籍出版社

ISBN：9787806962046

版次：1

商品编码：11010892

包装：平装

出版时间：2008-07-01

页数：250

编辑推荐

《李大钊传》主编朱文通，多年从事李大钊研究工作，有不少成果。最近，他又和另几位研究者撰写了李大钊的传。初稿拿给我看，并希望我给写个序。我粗略读了一遍，觉得还不错，有自己的特点。有人担心李大钊的传记出版几本了，大同小异，属于重复劳动。我觉得，像李大钊这样的人物，多出几本传，还是可以的。

内容简介

作为一位革命先驱，李大钊的一生短暂而又光辉，从天津投考新式学堂开妈，他就开始了他努力于摆脱桎梏的一生：到求学日本，选择马克思主义，献身革命……《李大钊传》较以前的李大钊传记作品，更注重其家乡、出身、家庭状况等的研究，对于李大钊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1889年10月29日。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1913年冬，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当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积极参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他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几十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在李大钊发起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建立。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党的二大、三大和四大，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6年3月，李大钊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领导党的北方组织坚持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在监狱中，在法庭上，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军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和谴责，悍然将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本书对革命先驱李大钊的一生进行了较为客观、详实的评述，作者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李大钊的家庭状况、亲属关系及青少年时期的情况叙述的尤为详尽。本书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有益读物。

目录

一 颇有悲剧色彩的人生摇篮
充满悲壮气息的身世
“人之生”的乡土境遇

二 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步
挣脱科举制度的桎梏
永平府中学堂的求学生活
赴天津投考新的学堂

三 深研政理的有志青年
求学津门
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熏染
编译书刊
评论时事

四 求学日本
入早稻田大学
积极投入反袁斗争
民彝思想的形成
以文会友
五 艰难探索
创造青春中华
“调和”思想及其实践

六 选择马克思主义
受聘北大
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宣传十月革命

七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建党前的准备工作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建立与发展
推动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八 献身革命
促进国共合作的建立
推动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
学术思想的发展
最后的斗争
附：李大钊生平大事年表

精彩书摘

三 深研政理的有志青年
求学津门
1907年7月，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不久，从乐亭来到了天津，开始了为期6年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学习生活，进入了一生中学业上的关键时期。从他踏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那一天开始，就已经意味着某种新生。对李大钊来说，这里是一个五光十色、瞬息万变的全新世界，新学知识、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政治运动的巨潮将他裹进了一个令他目迷心眩的漩涡，在他稚嫩的心灵中激起了阵阵波澜。要全面了解这一时期李大钊的思想倾向和学习情况，首先必须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说起。 1906年8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委任黎渊为监督，筹建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民国建立后不久称为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次年5月建成，7月招生，8月18日开学，9月2日开课。这前后袁世凯在直隶等地创办了一批学堂，以军事、政法类学校为主，其目的是为自己培养嫡系势力。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和袁世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正是民国初年该校师生积极拥护袁世凯的原因之一。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是国内第一所比较正规的法政专门学校，它最初招收的是讲习科，分职绅两班，共300名学生，其中职班为司法科，绅班为行政科。又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初年司法省法律学校之制招收专门科，学制六年。“前三年为预备科，后三年为正科。预备科额二百名，升正科时，分为法律、政治两科。”李大钊最初考入的就是专门科，按照规定于1910年由预备科转入正科，攻读政治本科，1913年6月毕业。该校“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材为宗旨”，因而课程比较齐全，既包括《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清代法律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又包括近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有关内容。该校聘请留日学生和外国学者为教习，如日本著名学者吉野作造、今井嘉幸等人，先后在该校任教。李大钊在这里受到了严格而系统的西方政治、法律学说的教育。预科3年主要是学习外语，首先是第一外语日语，其次是第二外语，第二外语的课程设置为英语、法语、德语任选其一，李大钊选择的是英语。通过学习，李大钊的日语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是英语水平还不够理想。正科3年主要是专业课的学习，必修课程主要有：政治学、经济学、比较宪法、比较行政法、地方自治论、中国法制史、选举制论、警察学、商业通论、民法要义、外交通义、外国贸易论、刑法总论、财政学、经济学原理、应用经济学、货币论、外交史、最近世界政治史、社会学、中外通商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统计学等三十余门。该校考试制度极为严格，在学校章程中，明确规定“两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责令退学，因而学生们的学习任务十分繁重。
李大钊入学后，由于经济原因，一度不能安心读书。当时他每月必须缴纳“学费三元，膳费五元”，此外“凡堂中一切操衣、纸笔、零用等费，概归自备”，费用总计每月十元左右。这笔费用对于李大钊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以至于不得不靠夫人“典当挪借”，对此他深感不安。后经伯父劝说，并在夫人赵纫兰的鼓励和支持下，李大钊才得以安心学习。他如饥似渴地研究西方的“政理”，即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学说，同时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他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因而学问日益精进，“正是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为李大钊其后的发展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6年，是李大钊在学识上奠定基础的6年，是他在正规的学校学习时间最长的6年。在这6年中，他进一步的学习传统的中国文化，广泛地学习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初步掌握了日、英两门外语，具备了一定的研究能力和工作能力”。
为了勉励自己不懈努力，李大钊改名为“钊”，字守常。他为自己的学斋起名“筑声剑影楼”。“筑声”，典出战国时燕国的义士高渐离，他曾用击筑发出的悲壮声乐，在易水河畔为将要行刺秦王的荆轲饯行，最后自己也因用筑击杀秦王而死；“剑影”，显然是比喻壮士荆轲刺杀秦王的匕刃之寒光。从把斋名定为“筑声剑影楼”看，李大钊当时壮怀激烈，把慷慨悲歌之士荆轲和高渐离等人视为自己极想效仿的英雄豪杰。在学习之余，李大钊曾经以此为题，陆续写下了“筑声剑影楼纪丛”、“筑声剑影楼剩稿”以及“筑声剑影楼诗”等一系列诗文。特别是《登楼杂感》、《哭蒋卫平》、《有感》、《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吊圆明园故址》等诗，充分流露出了一个进步青年的忧郁情怀以及不满社会现实的愤激，“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欲白头”，“一事无成嗟半老，沈沈梦里度春秋”。他把对国事窳败的悲愤和个人前途的渺茫结合起来，时时发出慷慨激昂的悲吟，“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李大钊泣血陈词，表达了满腔的悲愤，抒发了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对李大钊的诗文，他的同窗挚友郁嶷曾这样评论：“其文之豪放，感慨淋漓，明可薄汉霄，幽可泣鬼神，坚以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
下面我们以《法学通论》为例，看看李大钊是如何努力学习的。
《法学通论》又名《预科法学通论讲义》，系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预科第三学年学习时所用的教材，原文为日文。该校规定，无论预科、正科，外籍教师讲课一律不用翻译，用其母语直接教学，以迫使学生全力学好外语。李大钊在阅读、使用该讲义时，十分认真，分别用中文、日文等作了许多批注，并标有大量阅读符号。《李大钊全集》把这些统称为《（法学通论）批注》。这些批注，有的是为了加深理解而作，有的是为了强调书中内容而作，有的是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有的则是为了使全文更清晰而作的示意图。此外，阅读符号有横线、双横线、虚线、浪线、点、圈、双圈等。我们不能妄断这些符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权且认为它只是为了加深理解或者是强调而便于记忆，这就足以看出李大钊认真的学习态度和严谨的学习方法了。况且这些符号的涵义还有待于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以便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李大钊对西方政治法律学说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更好地理解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及其心路历程。
如在《法学通论》第二章《宪法》的学习中，李大钊在“天皇神圣不可侵犯”这句话一旁，标示出了这一内容在日本宪法中是第几条所规定的，并注明“神圣”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法律的制定及公布》一节，他在旁边作了一个图解，十分清晰地反映了该部分的内容。在《法律的效力》一节末尾，李大钊又作了一个法理图解，使该部分内容可以一目了然。在《法律的概念》一节中，当讲到“法”与“道”的关系时，书中第一条内容是“第一，法推行或禁止的，道必然推行或禁止”，李大钊就此作了旁批：“于此有例外焉：（1）道之所命者法禁之（如道许以物与乞丐）；（2）道之所禁者法不命之（如道禁狂饮而法则无明条以禁饮酒，又如道禁父子相讼而法许之）。”
纵观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他在接受某些新知识之前，先对其进行理性的思考和全面的把握，而后才进行取舍，因而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当然，也不排除这些批注是老师在讲课时给学生们讲解的，但李大钊能够把他们一一都记录下来，这说明他学习态度十分认真。李大钊能诗善文，再加上刻苦努力，学习成绩非常突出。因而，当时有人把他和白坚武、郁嶷（一说为张泽民）并称为“北洋三杰”。
李大钊为人宽厚、谦和，待人真诚，并非那种恃才傲物之人，故其一生结交了很多朋友。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就结识了郁嶷、白坚武、张泽民等人。虽然有的因政治立场不同，最后不得不分道扬镳，但从他们的交往中，可以增进我们对李大钊人格魅力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再现他们不同的人生航线和目标追求。
郁嶷，字宪章，又名祖述，湖南澧县人，1890年生，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学，二人曾同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1913年4月由他们主持编辑的《言治》月刊创刊。郁嶷为创刊号起草了《（言治）宣言书》和《（言治）叙》，同时发表了《悲学篇》、《解散议会权与弹劾权》、《答友人论文书》、《游焦山记》等文章。同期，李大钊发表了《大哀篇》、《“弹劾”用语之解纷》、《朱舜水之海天鸿爪》、《论民权之旁落》、《隐忧篇》等文章，其中《“弹劾”用语之解纷》、《论民权之旁落》文后均有郁嶷所加的按语，就李大钊提出的一些社会问题发表评论。二人同学六年，“相与文字密交”，“其侠义之气，卓拔之识，所以撼于无形，流连以往，神与俱化者，为忆退之所称，君岂其选与”。《言治》月刊初创时期在国内影响很大，这当然是和二位主编的努力分不开的。但二人共同主编《言治》月刊的时日并不长。李大钊在游昌黎五峰山时曾致信郁嶷，向其介绍山中美景。李大钊赴日留学时，郁嶷作《送李龟年游学日本序》。二人再次共事是在创办《宪法公言》时期，《宪法公言》出至9册停办，李大钊应章士钊之邀任《甲寅》日刊编辑。尔后，郁嶷则主编了《言治》季刊。李大钊在该刊发表《美与高》、《战争与人口》、《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李大钊到北大工作后，二人还经常保持联系。1918年暑假过后，李大钊携妻儿到北京，郁嶷曾去火车站迎接。这些都足以说明二人情谊之深。后来李大钊走上了革命道路，而郁嶷则历任朝阳大学、中国大学、河北大学等校教授，湖南财政厅长等职。
白坚武，原名见五，号惺亚，直隶省交河县（今河北省泊头市）人，1886年生，李大钊北洋法政专门学堂读书时的同学，北洋法政学会评议部成员。1916年，李大钊离开《晨钟报》后，曾和白坚武等人共同创办不定期刊物。二人过从甚密，常有书信往来。从1916年起，白坚武始有日记，记载了李大钊给他的函件、诗歌以及二人交往的情况。白坚武对李大钊评价很高，认为他为人“品洁学粹”，“俯仰今日之污世，大材不克收相当之用。余年来清友惟斯人耳！”守常诗文则“浩气凌云，悲歌斫地，如见其人”。他曾赠诗给李大钊，“海内儒冠尽，神州已陆沉。文章千古事，赤血铸丹心”。白坚武本是李大钊在天津读书时结下的最要好的同学，二人常在一起促膝长谈，吟诗论政，但当两人的政治立场相悖时，当个人情感与革命利益相冲突时，李大钊断然选择了理想信念，从而放弃了私谊。1916年白坚武任国务院内务部佥事。1917年，白坚武由孙洪伊引荐，随李纯督军任江西督署顾问、江苏督署顾问。1922年为吴佩孚所聘，任两湖巡阅使署和直鲁豫巡阅使署政务处长，参与军机要务，他主持的政务处有“小内阁”之称。白坚武转到吴佩孚手下当幕僚时，李大钊并没有同白坚武中断交住，反而通过白坚武的关系，多次去做争取吴佩孚同情革命事业的工作。“二七”惨案以后，李大钊即刻宣布与白坚武断绝多年的友情和一切交往，因为他不容许自己的好友助纣为虐。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白坚武任吴佩孚“讨逆军”总参议。1927年寓居天津。1933年投靠日军，进行策划建立伪华北国的活动。1937年11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1938年9月为冯玉祥逮捕，不久在南乐县以“汉奸首领”罪被处决。
总之，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李大钊除了认真学习专业知识，结交了不少好友外，他还阅读了大量当时称为“新学”的书籍，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以及19世纪欧洲宪政与民主理论的书籍。他深受这种反对封建主义、要求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从而开始初步树立民主主义的观点。也正是在这所学校，李大钊系统地学习了许多现代科学知识，奠定了他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基础，也为他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面准备了条件。
……

前言/序言

本书主编朱文通，多年从事李大钊研究工作，有不少成果。最近，他又和另几位研究者撰写了李大钊的传。初稿拿给我看，并希望我给写个序。我粗略读了一遍，觉得还不错，有自己的特点。有人担心李大钊的传记出版几本了，大同小异，属于重复劳动。我觉得，像李大钊这样的人物，多出几本传，还是可以的。你看这本，他看那本，有研究的还可以比照着看，各得其益。再说，不同的研究者写出来的传着重点也不同。比如，本书的作者们都是河北的学者，他们写李大钊的家乡、出身、家庭状况、亲属关系，就比较细。可见，不同的版本，可以相互补充。所以，我是支持朱文通与他的合作者写这部传的。只要有特色，下了工夫，就能立住脚。前边说的有些地方写得比较细，就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写得细，反映了作者掌握的材料比较多，研究得比较透彻。再有，书中用了一些新的材料，也是一个特点。比如，1999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全集》首次发表了李大钊的《（法学通论）批注》，本书使用这个材料说明李大钊在学习中“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书中所写李大钊关怀河北农村建党工作的内容，也是其他传中没有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书中有的分析比较到位。总的来看，本书的出版，对于李大钊研究工作的推动是十分有益的。当然，本书也是有缺点的。比如，对李大钊后期革命活动和思想写得比较少，这固然是因为客观上这方面的材料不够充实，但本书的问题在于可以用的材料没有完全用上，可以展开叙述的内容没有展开。这说明，作者对问题研究得还不够透。
说到研究，还想讲点看法。对于李大钊的研究，是从李大钊牺牲以后开始的，至今已有七十多年了。这么多年的研究，成果的确不少。有文集、全集、年谱、传、资料汇编，还有研究专著和论文。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呢？我想，不应该是这样。因为从一般道理上讲，研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和认识上的变化，都会重新得出结论，于是研究就有了新的进展。所以，没有已经研究完结一说。其实，仅就现有材料来说，也谈不上没什么可研究的了。翻开《李大钊全集》就会发现李大钊有许多思想、观点，或者没有研究过，或者没有研究透彻。比如，李大钊有关“与时俱进”的思想，就没有研究过。在李大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如下的论述：
《此日》：“即以此未来之一年，为吾国民历史上之一页空白，待吾人本其优洁美尚之理想，施其敏断刚毅之努力以绚书之，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
《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西方制定宪法，多取柔性，畀以调合之余地，期于与时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随时可合于理。”
《史观》：“此无他，事实是死的，一成不变的，而解喻是活的，与时俱化的。”
《史学要论》：“不但这整个的历史是活的东西，就是这些写入纪录的历史的事实，亦是生动的，进步的，与时俱变的。”
“与时俱进”、“与时俱化”、“与时俱变”，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李大钊把这个观点用在对政治的看法上，用在对文化的看法上，用在对历史的看法上。就是说，在李大钊看来，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要与时俱进，才能发展，才能创新。“与时俱进”是李大钊的一个重要的观点，值得认真研究。再如，李大钊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思想状态，“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般民主主义者”或是“改良主义者”？这个问题在1984年李大钊诞辰9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经争论过，以后也有人发表文章讨论过，但实际上并未完全解决，不同意见的各自解释没有把对方说服，于是也只好各人说各人的。1997年，我在给朱志敏的《李大钊传》写序的时候，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后来并没有人进行研究。我以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以上举例只是为了说明，对于李大钊的生平和思想，还是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的。我希望研究者充分利用现有材料，努力发掘新的材料，把李大钊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
张静如
2004年1月于北京

铁血与理想的交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 （约1500字，聚焦于与《李大钊传》所描述的特定历史人物和主题不同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像、思想变迁、社会实践及其命运浮沉。） 本书旨在描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精神肖像与行动轨迹。它并非聚焦于某一个体的详尽生平，而是力图勾勒出一幅宏大而复杂的群像画卷，揭示在西方思潮的冲击、传统伦理的崩塌与民族危亡的重压之下，这一特殊阶层如何进行痛苦的自我重塑、思想的艰难抉择，以及他们付诸实践的努力与最终遭遇的命运。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一部充满矛盾、挣扎与牺牲的史诗。他们是唤醒民族意识的先行者，是新旧思想交锋的最前沿阵地。本书将考察其群体内部的巨大差异性与阶段性演变。 第一部分：旧学的束缚与新潮的涌动（1840s - 1900s） 本部分着重探讨在晚清屈辱的开端，传统士大夫阶层如何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首先深入分析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塑造——那种将道德修养与政治抱负紧密捆绑的儒家理想，如何在面对坚船利炮时显得苍白无力。 随后，我们将聚焦于洋务运动时期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态。他们大多是体制内的精英，或曾寄希望于“师夷长技以制夷”，试图在不触动根本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实现富强。本书将细致剖析他们面对技术与制度之间巨大鸿沟时的困惑与保守。例如，探讨某些地方大员与技术官僚在创办近代企业时，如何一方面引进西方设备，另一方面又在管理理念和文化认同上无法彻底摆脱旧有藩篱。他们的行动是渐进的、试探性的，充满了对“体”与“用”的反复权衡。 甲午战败后，思想界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严复的翻译活动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本书将详细梳理严复如何通过引入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著作，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念植入知识界，这种对生存哲学的强调，标志着知识分子将目光从道德完善转向了对国家命运的残酷审视。我们考察翻译工作者如何在中西思想的词汇转换中，构建起一套全新的近代话语体系，以及这种移植过程中的潜在断裂与误读。 第二部分：救亡图存的激进化与思想的多元光谱（1900s - 1920s） 随着清廷的衰败和革命的临近，知识分子的阵营开始分化，并呈现出显著的激进化趋势。 本卷细致梳理了在海外留学归来的新一代知识群体。他们不仅是学习西方技术，更是在异国接触了民主、自由、民族主义等全新的政治哲学。我们会深入分析早期革命派知识分子（如在海外组织兴中会、同盟会的那批人）的思想构成，他们如何将西方共和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天下”情怀相结合，构建起推翻帝制的理论基础。他们的行动充满着冒险精神和“以身殉道”的决绝。 同时，本书并不忽略温和立宪派知识分子的努力。他们代表了另一条重要的改良路线，试图通过渐进式的政治改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我们将对比立宪派知识分子与激进革命派知识分子在报刊、演讲、政治组织中的论战焦点——这不仅仅是关于改革速度的争论，更是关于中国未来社会形态的根本分歧。 辛亥革命的爆发，是知识分子群体多年理论探索的集中爆发，但其后的军阀混战与政治幻灭，给这批精英带来了沉重的心理打击。本书将重点探讨“革命者”如何面对“新”政府的腐败与低效，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西方普世价值的深刻反思。 第三部分：文化的觉醒与精英的迷茫（五四前后的知识群像） 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自我批判的高峰。本书将重点解析这场运动的核心议题：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引进，以及对传统“礼教”的彻底批判。 我们关注那些成为运动旗手的知识分子，他们如何看待家庭、婚姻、语言、文字的现代化。胡适所倡导的实验主义，陈独秀所坚持的“打倒孔家店”，都代表着一种彻底的文化转向。这些知识分子力图将个体解放置于国家解放之前，认为只有精神的解放才能带来真正的政治新生。本书将侧重于分析他们所提出的“人的文学”、“问题与主义”等概念背后的深层社会动因。 然而，这种激进的文化批判并非没有代价。本书会描绘在“全盘西化”的口号下，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产生的巨大张力。当西方思潮的复杂性逐渐显露，尤其是在一战的阴影下，一些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西方文明的优越性，重新将目光投向更具组织性、更强调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为后续更具系统性的政治思潮的传入埋下了伏笔。 第四部分：实践的困境与历史的抉择（1920s - 1940s） 进入二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战场从文化沙龙和大学课堂，进一步扩展到了广阔的社会底层与政治斗争前线。 本书将描绘知识分子群体如何“走向民间”。他们开始意识到，高高在上的学院派理论无法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与落后。因此，大批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投身于乡村教育、工人运动和政治活动中，试图将书本知识转化为改变社会现实的具体方案。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过程充满了艰辛和妥协。 在随后的十年间，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国家政治力量的角逐紧密相连。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是留在相对安全的都市，继续进行学术研究，还是投身于动荡的政治洪流，以生命实践自己的理想？本书将展现不同知识群体在面对政治高压和战争威胁时所采取的不同路径，以及他们对“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一永恒主题的不同诠释。 最终，本书将以抗日战争的烽火为背景收束群像的描绘。在民族存亡的关头，知识分子群体在艰难的条件下，如何坚守学术阵地，如何用笔作枪，以及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构想，如何在战火中得以检验和淬炼。本书试图提供一个多维度的视角，来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他们既是现代化的推动者，也是时代悲剧的承受者。他们的探索、失误与最终的献身，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动人心魄的一页。

评分☆☆☆☆☆

《李大钊传》是一本让我反思良多的书。它让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一个革命者的勇气，以及一个民族在觉醒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李大钊的一生，是为理想献身的典范，他的名字，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中国近代史的丰碑上。 我特别欣赏作者对李大钊作为思想家一面的深刻挖掘。他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思潮，创造性地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并将其传播出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书中对他撰写的文章、发表的演说以及与同志们的交流的描绘，都让我感受到了他思想的深刻与前瞻性。他对于国家出路、人民命运的思考，充满了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民族未来的期盼。

评分☆☆☆☆☆

《李大钊传》让我对那个年代的复杂性有了更深的理解。不仅仅是革命的宏大叙事，书中也穿插了许多生动的人物群像，他们与李大钊的交往，彼此之间的思想碰撞，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尤其喜欢作者对李大钊与当时其他思想家、革命家之间关系的描绘，这种多角度的呈现，让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也让我们看到，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是孤军奋战，而是无数人的共同努力和牺牲。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李大钊晚年思想的剖析。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年代，他依然坚持原则，毫不退缩，用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信仰。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源自内心深处对真理的坚守和对人民的承诺。读到他慷慨赴死的那一刻，我仿佛能感受到历史洪流中那种沉重而又壮烈的气息，那种对理想的执着，穿越时空，至今仍能撼动人心。

评分☆☆☆☆☆

我最近一口气读完了《李大钊传》，感觉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这本书不像是那些枯燥的历史教科书，它用一种非常鲜活、生动的方式，将李大钊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人物，展现在我眼前。作者的叙述仿佛将我带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思想激荡的年代，让我亲身感受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呐喊与追求。 书里对李大钊早期经历的描绘，尤其是他从一个热血青年如何一步步走向革命的道路，充满了力量。我看到了他为了国家命运而忧虑，为了人民解放而奔走，这种精神上的觉醒和行动上的担当，让人肃然起敬。作者在细节上的把握非常到位，通过对李大钊生活琐事、与家人朋友的互动以及阅读思考的刻画，让人物形象变得格外真实可感，仿佛他就在我身边，与我一同经历那些历史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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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读了《李大钊传》，读完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本书给我带来的震撼，不仅仅是对历史人物的了解，更是对那个风云激荡年代的回顾与反思。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勾勒出李大钊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形象，他的一生，是探索、是奋斗、是牺牲，更是对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不懈追求。 书中的许多细节都深深打动了我。比如，在描绘李大钊在早年求学时期，面对国家积弱不振的现实，他如何从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那种思想的觉醒过程，是如此的清晰而有力量。作者没有回避李大钊的艰难困苦，反而通过这些刻画，让我们看到他内心深处的坚持与信仰是如何在磨砺中愈发坚定。他如何在一个黑暗的时代，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民族寻找光明，这种精神的感召力，至今仍能激励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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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李大钊传》的过程，仿佛是一次与历史对话的奇妙旅程。作者的文笔细腻而富有感染力，他不仅仅在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更是在描绘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从李大钊早期的激昂文字，到他对革命道路的不断探索，再到他最后以生命捍卫信仰，每一个阶段的描写都恰到好处，引人入胜。 书中对李大钊思想转变的描绘尤其精彩，他如何从一个接受了西方进步思想的青年，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并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思考。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和严谨的分析，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思想发展脉络，让我们深刻理解了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他不仅仅是播火者，更是思想的引路人，他的理念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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