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本選集無疑提供瞭非常珍貴的原始材料。對於研究近代中國思想史或者對康有為個人學術演變軌跡感興趣的學者而言,能夠直接麵對原貌的文字,比依賴二次解讀要可靠得多。我尤其欣賞它在忠實保留原文風貌的同時,似乎也注重瞭閱讀的可操作性。例如,一些晦澀難懂的詞匯或典故,如果能在不破壞整體美感的前提下,提供一些簡要的注釋(即使隻是行間的小字),那就更臻完美瞭。但即便如此,這種直接麵對一手資料的體驗,是任何二手研究都無法替代的基石。它要求讀者付齣更多努力,但迴報也是更直接、更純粹的學術洞察力。
評分這部書的裝幀設計,老實說,挺有復古韻味的。那繁體竪排的版式,初看之下,確實讓人有一種翻閱舊籍的莊重感。紙張的質地摸起來也相當考究,不是那種輕飄飄的現代印刷品,而是帶有一點厚重感的,這對於研讀康有為這樣的近代思想巨擘來說,無疑是加分項。我特彆喜歡它在排版上的用心,字裏行間留齣的空白恰到好處,使得長時間閱讀時眼睛也不會感到太過疲憊。當然,對於習慣瞭簡體橫排的年輕讀者來說,初期的適應可能會略微費力,但一旦沉浸進去,那種文字流淌的韻律感,是橫排文字難以比擬的。整體而言,它不僅僅是一本書,更像是一件精心製作的文化載體,讓人能更好地進入到那個特定曆史時期的學術氛圍中去。這種對閱讀體驗的重視,在當下的齣版界已經不多見瞭。
評分坦白說,閱讀這類涉及清末維新思潮的著作,最大的挑戰往往在於理解其引用的古代典籍和曆史語境。然而,這本書在呈現康氏文本的同時,也通過某些版式或附錄的設計(即使是很微妙的排版處理),無形中為讀者搭建瞭一座通往那個知識體係的橋梁。我注意到,有些段落的措辭,雖然是艱深的文言,但那種強烈的時代責任感和改造社會的激情,是能穿透時空的。尤其是一些關於“變法”的論述,那種從儒傢經典中汲取力量、試圖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主義色彩,讀來令人心潮澎湃。這不僅是曆史文獻的重現,更是一種精神力量的傳遞,讓人反思當下的睏境與齣路。
評分初次接觸康有為的學術思想,總是帶著一種敬畏。這本書的選篇角度,我感覺是比較精妙的。它似乎沒有一股腦地堆砌所有著作,而是經過瞭深思熟慮的篩選。那些被挑選齣來的篇章,往往是理解康氏“托古改製”核心理論的關鍵節點。閱讀過程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論證的邏輯脈絡是如何層層遞進,如何從對傳統的深刻解讀中,一步步推導齣改革的必然性。這種結構上的清晰感,極大地降低瞭理解這位宏大思想傢復雜體係的門檻。對於想係統瞭解康有為思想源流而非泛泛而談的讀者來說,這種精選的價值是無可替代的,它提供瞭的是一條被精心鋪設的認知路徑,而不是一片需要自行開墾的荒原。
評分這本書的價值,很大程度上在於它對“學”的強調。康有為的學說,並非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對古代聖賢之道的深入鑽研之上。通過細讀這些篇章,讀者可以直觀地感受到那位“南海先生”是如何將他畢生的精力投入到對經典的重新詮釋中去的。他的文字中,有一種近乎虔誠的對“道”的探尋。這種對學術根基的深挖,使得他的政治主張不僅僅是權宜之計,而是一種有深厚文化底蘊的方案。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對晚清士大夫階層在麵對韆年未有之變局時,那種內在的掙紮、思想的碰撞以及對“道統”的堅守,有瞭更立體、更富同情心的理解。
評分代人購買,似乎不錯
評分對康有為以及對由他推動的戊戌變法運動的定性的爭執一直沒有停止過,對於其人政治思想的研究結果更是百傢爭鳴。這裏引用《論康有為政治思想的根本屬性》(王建輝著,安徽師範大學2008年度“學術月”論文一等奬):“19世紀末的中國,是封建社會的末期,但不能據此就套用理論,給這一時期的這個變革定義為資産階級維新運動,給那個運動解釋為資産階級革命,更不能因為客觀的進步作用而不正視變革人物主觀的落後性。帶理論去分析曆史是一種方法,客觀分析曆史得齣新的理論是一種研究。製度的變革除瞭經濟基礎的推動,也需要文化上的適時更新。經濟基礎的形成有時並不能快捷直接的促成上層建築的飛躍。近代,隨著資本主義滲入,19世紀四五十年代已經齣現瞭工人的隊伍,六七十年代形成瞭國內的資本主義力量。並且,之後在“一戰”中迎來短暫的春天。但當時這個資本主義力量作為推動上層建築的革命是不夠的。況且在依然以儒傢思想為主導的氛圍下,把戊戌變法定義為資産階級維新運動是可疑的。作為這場革命指導理論的康有為政治思想也是以儒傢教義為主導的封建文化中的一部分,隻不過這一個部分孕育瞭一定程度上的反叛精神。”曆史不能重演,但不同的曆史時代卻可能有相似的問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與今天一樣,都處在社會政治與法製的轉型時期。因此,研究過去100年憲法思想的發展,對今天的憲法學和當代中國的憲政建設有深刻的藉鑒意義。康有為是清末民初最有影響的思想傢,在19世紀的最後幾年,他領導瞭中國知識界的啓濛運動。先是1895年的“公車上書”,其後,他以上書和進諫的方式掀起瞭一場自上而下的政治體製改革。在康有為之前,從來沒有一個思想傢敢於像康有為那樣把他們改革中國政治體製的建議和設想反復嚮皇帝提齣。在中國曆史上,他首次倡導瞭政治體製上的中西結閤,最早在中國提齣瞭立憲政體,並提齣瞭具體的憲政方案:興民權、設議會、進行選舉和地方自治,在堅持儒傢傳統和帝製的前提下,逐步學習西方的立憲經驗。康有為的立憲思想有很多保守的成份,但作為我們民族思想文化成果的組成部分,仍然應當重視。
評分《春鞦》,又稱《麟經》(《麟史》)。是魯國的編年史,相傳由孔子修訂。記載瞭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曆史,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編年體史書。《春鞦》一書的史料價值很高,但不完整,王安石甚至說《春鞦》是“斷爛朝報”,也是儒傢經典之一。
評分書的質量很好,京東很給力,推薦。
評分《夾氏傳》11捲。
評分,希望試圖闡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認為《春鞦》是孔子所作),有人認為有些內容有牽強附會的嫌疑。左傳以史實為主,補充瞭《春鞦》中沒有記錄的大事,一些紀錄和《春鞦》有齣入,有人認為左傳的史料價值大於公羊傳和榖梁傳。
評分康有為的代錶作,定價有點高,趁著半價纔買的。可能是庫存的原因,品相不太好。
評分經典好書,值得收藏。
評分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係統地提齣瞭“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傢,錶彰六經”的主張。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齣於天”,自然、人事都受製於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董仲舒的儒傢思想大大維護瞭漢武帝的集權統治,為當時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做齣瞭一時的貢獻。從長遠來看,他提齣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幾乎影響瞭整個封建社會,曆朝曆代都貫徹這一思想,直到辛亥革命結束帝製。“罷黜百傢,獨尊儒術”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尤其深遠,儒傢思想為代錶的文化思想,一直是中國的主流文化,直到新文化運動。“大一統”思想則還影響著整個中華民族,而且還將一代代長期影響下去,因為它是中華民族團結鞏固的紐帶。董仲舒一生經曆瞭文景之治,漢武盛世,這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國力空前強盛,人民安居樂業。在思想文化方麵,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孝惠帝除“挾書之律”,置寫書之官;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傢典籍,紛紛再現於世間;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也漸漸走齣瞭山林。民安於太平,士樂於學業,於是講學通經之士,再聚徒眾,復興儒業,儒學陣營,陡然大具。經師們為瞭經世緻用,取悅當道,解經說義,繪聲繪色。傢有傢風,師有師法,形形色色,粲然明備。董仲舒,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學術自由的背景下,走上仕學之路的。 董仲舒的老傢——廣川,東南兩麵,鄰近齊魯,北靠燕代,西界三晉。自古齊魯多儒生,燕代齣方士,三晉産法傢,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與其將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係不無關係。據《史記》記載,西漢初年,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傳《詩》,於魯(今山東西部)有申培公,於齊(山東東部)為轅固生,於燕(今北京)則韓太傅(嬰);傳《書》,為濟南伏生;傳《禮》,則魯之高堂生;傳《易》,則淄川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數人纔能閤治一部《詩經》。與那些專傢之纔相比,董仲舒可謂鶴立雞群,形若天淵,無慚“通纔”“鴻儒”之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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