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希祖文集：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繁体版）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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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祖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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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87475

版次：1

商品编码：11099823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2-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76

字数：21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朱希祖文集：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繁体版）》主要内容包括：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國民政府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組織大綱、改國史館為國史院議、史官名稱議、駁宋書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說、史閣考、駁史通元魏著作局及修史局說等。

作者简介

朱希祖（1879-1944），字逖先，又作遏先、迪先，浙江海盐人，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藏书家。1905年考取官费留学，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研习历史；期间，师从著名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为“章门五王”之一。1909年归国，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浙江嘉兴二中、嘉兴中学教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长、中国史学会主席、明清史料编刊委员会委员、《广东通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国史馆筹备委员会总干事、考试院考选委员会考选委员等职。

内页插图

目录

中國史學通論
自序
中國史學之起源
一 史字之本誼
二 有文字而後有記載之史
三 再論書記官之史
四 未有文字以前之紀載
五 再論追記偽託之史
六 論歷史之萌芽上
七 歷史之萌芽下
中國史學之派別
一 編年史
二 國別史
三 傅記
四 政治史與文化史
五 正史
六 紀事本末
附 錄
太史公解
漢十二世著紀考
臣瓚姓氏考
漢唐宋起居注考
蕭梁舊史考
十六國舊史考
蜀王本紀考
西夏史籍考

史館論議
序
史館論議卷一 上篇
建立總檔案庫籌設國史館議
國民政府國史館籌備委員會組織大綱
改國史館為國史院議
史官名稱議
駁宋書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說
史閣考
駁史通元魏著作局及修史局說
史館論議卷二 下篇
國史事例雜議質疑序
國史事例雜議質疑一
國史事例雜議質疑二
國史事例雜議質疑三
史館論議卷三 附錄
廣東通志略例
廣東通志總目
廣東通志總目說明書
史館論議跋
朱遏先先生行狀
出版後記

精彩书摘

三 再论书记官之史
上言文字起于黄帝，则黄帝以前，既为结绳之世，文字未生，仓颉何由得为黄帝史官？曰：结绳以记事，则结绳之记事者，亦得追称为史官。惟此史官，为书记官，非历史官。必须严为分别，不可混淆。或谓《说文》序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其后云者，似指仓颉之后。史字从又从中，为相益之字，仓颉时似未有史字，何得称为史官？
曰：伏牺既能画卦，即能重卦（王弼说），仓颉既能造文，即能重文。韩非子云：“仓颉造字，背厶为公。”公从八（八有背谊）从厶（私之本字），安见仓颉时无史字乎？假使未造史字，后世亦得追称。
书记官称史，不尽上古如此。《周官，太宰》： “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十二人。”注曰：“史，掌书者。”其它各职皆有府史、胥徒。《大宰》又有“女史八人”。注曰：“女史，女奴晓书者。”《宰夫》“史，掌官书以赞治”。注曰：“赞治，若今起文书草也。”周官之五史（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大氐皆马掌管册籍起文书草之人，无为历史官者，惟五史如后世之秘书及秘书长，为高等之书记（说详后）；府史之史，则为下级书记耳。《说文》序云，汉兴，《尉律》：“学僮十七以上，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有佐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皆有长史。《续汉书，百官志》，自三公以下至郡国县道，各有掾史（分掾属与令史。令史各典曹文书。郡国县道，又有书佐）；三公亦有长史，又有记室令史。案：佐史、掾史之史，皆书记官，即《尉律》所课者；长史，即后世之秘书长；记室令史，则秘书也。
历史之作，必起于图书荟萃之地。古者图书荟萃之区，必首推太史，《吕氏春秋，先识篇》云：“夏太史终古，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案：疑太史之误）向挚，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亦以其图法归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其属小史掌邦国之志。《左》昭二年传，晋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司马迁自叙：“汉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故历史之记载，必萌芽于太史。然其初之所作，仅记述一时一代之政典礼仪，与夫辨世系及昭穆而已。如《尚书》、《仪礼》、《周官》、谱牒等皆是。凡此记载，正名定分，仅足称为史料，未足僭名历史；盖因果之关系，时间之观念，为历史最粗浅之条件，且尚未明也。
……

前言/序言

好的，这里为您创作一份关于《朱希祖文集：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繁体版）》之外的其他图书的详细简介，字数控制在1500字左右，力求内容详实，阅读自然流畅。 --- 《宋代士人与佛教：以思想、社会实践及文化影响为核心的探讨》 本书简介 《宋代士人与佛教：以思想、社会实践及文化影响为核心的探讨》深入考察了中国宋代（960-1279年）士大夫阶层与佛教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在这一历史时期，儒学复兴（宋代理学兴起）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然而，佛教的深刻影响并未因官方态度的变化而减弱，反而在士人阶层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与适应性。本书旨在突破传统将宋代思想史简单划分为“排佛”与“崇佛”的二元对立框架，力求呈现一个更为精微、多维度的历史图景。 第一部分：思想领域的交融与张力 宋代士人面临的核心哲学困境在于如何调和儒家入世的伦理关怀与佛教超越性的终极关怀。本书首先聚焦于理学大师们对佛教的批判与吸收。 1. 理学对佛学的参照与超越： 我们详细梳理了周敦颐、二程（程颢、程颐）乃至朱熹在构建其心性论与天理观过程中，对禅宗心性论、佛教本体论（如“万法唯识”、“空”的观念）的借鉴与批判。例如，理学的“格物致知”与禅宗的“明心见性”在认知论上的异同，以及“存天理，灭人欲”与佛教的“断惑证真”在伦理实践上的相似之处与根本分歧。重点分析了朱熹编纂《近思录》时对佛学文本的审慎态度，揭示了其“以儒释废”的复杂策略。 2. 禅宗在士大夫阶层中的普及： 与官方儒学思潮的并行发展，是禅宗在知识精英中广泛的渗透。本书探讨了苏轼（东坡居士）如何以其独特的文学天赋和广阔的胸襟，将禅宗的豁达融入其诗文和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在儒不离禅，在禅不害儒”的独特生活哲学。通过分析苏轼与佛印（了元）的唱和，展示了士人如何利用佛教提供的情感慰藉和超脱视角，来应对官场的挫折与生命的无常。 3. 净土信仰的个体化与普及： 与精英阶层侧重于义理探讨的禅宗不同，净土信仰在宋代士人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本书考察了特定士大夫（如王安石晚年，以及某些中下级官员）转向净土法门的原因，探讨了他们如何将对现世功业的追求，转向对往生净土的信仰寄托，以及这种信仰如何服务于其晚年的精神安顿。 第二部分：社会实践与文化构建 佛教在宋代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更是深入社会结构、文化艺术和地方事务的具体实践。 1. 寺院经济与士人的参与： 宋代寺院的经济实力达到历史高峰，其在土地、借贷、水利建设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本书通过地方志、碑刻和契约文书，分析士大夫（特别是地方士绅阶层）如何以“檀越”或“施主”的身份参与寺院的经济活动。这种参与不仅是出于宗教虔诚，更包含了维护地方稳定、积累社会资本的实用目的。 2. 史学、文学与佛教叙事： 士人利用其文化权力，将佛教的典故、人物和道德观念融入到其史学和文学创作中。例如，在野史和笔记小说中，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如何被用来补充官方史学对道德审判的不足。在文学领域，佛教的意象（如空寂、幻灭）成为描写山水、抒发怀古之情的常见母题，丰富了宋代美学的内涵。 3. 居士团体与社会动员： 宋代居士群体活动频繁，他们超越了单纯的宗教修行，成为重要的文化联络点和地方社群的组织者。本书研究了以文人为核心的居士组织，如何通过讲经、结社、慈善活动，构建起一套与官方秩序并行的民间文化网络，探讨了这些网络在特定历史时期（如靖康之变后）所展现出的社会韧性。 第三部分：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影响 本书的最后部分着眼于宋代士人与佛教互动所产生的长远影响，特别是对后世文人传统和民间信仰形态的塑造。 1. 碑刻与法帖： 宋代金石学兴盛，士人们对佛教石刻的保护、整理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佛教艺术和书法史的记录与传播。通过分析一批重要的重修碑记，可以看到士人在记录佛塔、石窟历史时，如何巧妙地将自身事功与对经典的推崇相结合。 2. 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宋代士人的生活方式，确立了一种知识分子可以同时拥有“出世”与“入世”身份的文化范式。佛教为其提供了退隐时的精神慰藉和对功名利禄的适度疏离感，这种平衡不仅塑造了宋代知识分子的气质，也成为了后世知识分子应对政治风波的重要精神武器。 结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场域 本书认为，宋代并非一个儒学彻底压倒佛教的时代，而是一个儒学成熟、佛教深度适应并与之共生的时代。士人是这一复杂互动的核心驱动力，他们的思想选择、社会行动和文化表达，共同编织了一幅充满张力、创造力与深厚底蕴的宋代思想文化图景。本书试图通过细致的文献考证和跨学科的分析方法，为理解宋代士人精神世界提供一个全面且细致的考察视角。 ---

评分☆☆☆☆☆

说实话，我过去对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和史学理论的认识非常碎片化，多半是通过一些零散的文章了解到的皮毛。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化的知识网络。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对照着自己过去的一些模糊概念，进行修正和完善。它不仅仅是在罗列史家的功绩或史著的优缺点，更深入到“史学”本身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层面，探讨了“史”与“实”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叙事的建构过程。这种对史学本体的追问，极大地拓宽了我对“历史”这一概念的认知边界。对于那些希望从“知道历史事实”跨越到“理解历史是如何被书写和构建的”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简直是不可多得的理论宝库。它带来的知识结构上的升级感，令人振奋。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实在让人眼前一亮，拿到手的时候，那种沉甸甸的质感，配合着烫金的书名，立刻就营造出一种庄重而典雅的学术氛围。内页的纸张选择也很有讲究，摸起来细腻光滑，油墨的印刷清晰锐利，即便是长时间阅读，眼睛也不会感到疲劳。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排版，字体的选择很大气，行距和段落的划分都非常合理，看得出出版社在细节处理上是下了大功夫的。这种精美的装帧，不仅仅是包装，更像是一种对内容本身——这份沉甸甸的史学经典的尊重。它不仅仅是一套工具书，更像是一件可以陈列在书架上细细品味的艺术品。对于热爱传统文化和精装书籍的读者来说，光是翻阅的过程，就已经是一种享受了。 这种用心的制作，也让我对书中内容充满了期待，毕竟，能配得上如此精心包装的，想必文字内容也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精品。

评分☆☆☆☆☆

作为一名对历史研究抱有浓厚兴趣的业余爱好者，我常常苦于找不到那种既有深度又不失清晰脉络的入门或进阶读物。这本书的出现，简直就像是在迷雾中点亮了一盏灯塔。虽然我尚未能完全沉浸其中，但初步浏览的感受是，作者的叙述逻辑极其严谨，从宏观的史学理论框架到具体的史料辨析方法，层层递进，毫不含糊。它不像一些通俗读物那样为了吸引眼球而牺牲了学术的严谨性，也不同于过于晦涩的纯粹学术论文集，它似乎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对于想要系统梳理中国史学发展脉络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尤其欣赏它在处理一些历史争论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冷静、客观的分析态度，让人读后深思，而不是盲目接受某种既定的观点。这本著作，无疑是提升个人史学素养的有力阶梯。

评分☆☆☆☆☆

这本书的出版，对于学术界和严肃阅读群体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事件。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某一位学者的思想结晶，更是对一段特定时期中国史学思想遗产的系统性整理和发扬。从整体的编排来看，其收录的完整性和对繁体字体的选用，都显示出对原貌的尊重和对专业读者的考量。这种对细节的把控，体现了整理者极高的学术标准。在我看来，这样的书籍不应该只是躺在图书馆的角落里，而应该成为每一个严肃学习人文社科者书桌上的常备参考书。它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传统史学精神的精粹所在，同时也激励着我们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保持对历史研究的敬畏之心与求真精神。这是一项严肃的文化工程，其意义远超一本书的范畴。

评分☆☆☆☆☆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初读起来，带着一种古典的韵味，但细品之下，却又蕴含着现代学术的锐利与精准。它不像清末民初那些著作，文白夹杂，阅读起来需要反复咀嚼和揣摩；反而是那种经过时间沉淀后，既保留了文言的凝练美，又融入了现代史学概念的清晰性。这种文字处理，使得复杂的史学议题变得相对易于理解，却又不失其原有的厚重感。我常常在阅读时，能感受到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对治学的虔诚和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每一次翻页，都像是与一位博学的长者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对话，那种思想的碰撞和智慧的启迪，是其他快餐式读物无法给予的。它要求读者投入心神，但回报也绝对丰厚。

评分☆☆☆☆☆

1940年底，先生抵达昆明，任云贵监察使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适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虚弱，但仍然坚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龙城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当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军回昆明时，先生极力反对，并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我方优势，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统帅部最终采纳了王先生的建议。固守怒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评分☆☆☆☆☆

商品很好，值得购买。

评分☆☆☆☆☆

关内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关内的七百部，被清史馆的一些人发现了金梁的篡改，又将它改回来，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记”和《张勋传》《张彪附传》《康有为传》，就是所谓的“关内本”。实际上，关内本与关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关内本在局部上作了一点抽调。关内本与关外两次本之版本异同，大致如下：关内本删去关外一次本原有的《张勋传附张彪传》中的《张彪传》、《康有为传附康广仁传》中的《康广仁传》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记》。而关外二次本只删去关外一次本的《张彪附传》，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时宪志》末附的《八线对数表》七卷，增加了陈黉举、朱筠、翁方纲三传。按关内本此卷原是《劳乃宣传》《沈曾植传》，无《张勋传》《康有为传》。传后有论，其文为“论曰：乃宣、曾植皆学有远识，本其所学，使获竞其所施，其治绩当更有远到者。乃朝局迁移，挂冠神武，虽皆侨居海滨，而平居故国之思，无时敢或忘者。卒至憔悴忧伤，赍志以没。悲夫!”清史馆对

评分☆☆☆☆☆

从书籍中汲取知识和力量，是人生之必需。每个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在不停地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以便将来在社会上更好的立足。 读书就如同一个科学家去读当代文学作品，一个诗人去读某个考古学家的记录一样，读是因为喜欢，读是源于兴趣，有一句话说的好：“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正是这种兴趣的阅读，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 读书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小学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看各种各样的“闲书”，从爸爸妈妈给订阅的儿童杂志，到一些文学名著，我都照单全收。即使是上中学以后，也是依然爱读书，也要在繁忙间隙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些许的休憩。拿起一本喜爱的书籍，就好像随手推开一扇窗户，欣赏窗外美丽的风景。这风景或粗犷豪放，或细腻委婉，或雄伟磅礴，或感人肺腑，令我浑然忘却了学习中的烦恼与不快，仿佛排徊在青山绿水之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挥着思想的翅膀，感受着生命的美好。 捧一帧书册，看史事五千；品一壶清茗，行通途八百。无须走马塞上，你便可看楚汉交兵；无须程门立雪，你便可听师长之谆谆教诲。莘莘学子，自幼苦读经书，不惜为此头悬梁，锥刺骨，为的是什么，就是充实自己的知识体系，而这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开卷”。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方成“红楼巨著”；纪晓岚“饱览群书，徜徉书海”，方得“天下第一才子”称号……他们都是从“开卷”那里得到了最大的益处。 初读好书，如获良友；重读好书，如逢故知。书，可以使我们增长见识，不出门便可知天下事。书，可以提高我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水平。书，可以使我们变得有修养。书，还可使我们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其实读书的好处有很多，就等着有心人去慢慢发现。 同书一样,报纸上形形色色的消息,五花八门的知识,都像磁铁般吸引着人们。世界天天在变化，社会天天在发展，新人新事新科技层出不穷。这样，报纸就天天有新内容，每天都会给你新的启发，新的感受。忠实的读者因经常读报，不仅乐趣无穷，而且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性情，有的人因此而走上了成功之路。毫无疑问，报纸是千百万人终身的良师和益友。 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勤读报，会读报，你就会和大千世界息息相通。这样的好机会，我们从小就因该抓住；这样的好习惯，我们从小就因该养成。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

评分☆☆☆☆☆

五四运动前后，朱希祖常为《新青年》和《晨报》副刊撰稿。1918年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中国文学史。不久兼任史学系主任，写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及许多史论。其间积极参与推行白话文。1920年，联合北大六教授上书教育部，要求推行新式标点，中国新式标点自此始。是年底，和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12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评分☆☆☆☆☆

此夜因憂內人讀書，夜不能寐，至四更乃睡。以前也聽說《三國志》，應該是《三國演義》，在滿清統治者那有特別的地位。不過，某看書少，不知道哪有相關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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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好书，物有所值。

评分☆☆☆☆☆

抗日战争既起，朱希祖尝论“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主张政府当开馆修史。1940年2月国民政府接受朱希祖关于筹办档案管理总库和国史馆的提议，于重庆歌乐山设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并聘请朱希祖为总干事。3月，又简任他为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于是，朱希祖辞去中大历史系主任之职，并迁居歌乐山向家湾。后又因多病，遂辞史馆职务，专任考试院务。并从事著作，昼夜无间，而病势日剧。1944年7月5日卒，年仅66岁。

评分☆☆☆☆☆

1940年底，先生抵达昆明，任云贵监察使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适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虚弱，但仍然坚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龙城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当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军回昆明时，先生极力反对，并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我方优势，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统帅部最终采纳了王先生的建议。固守怒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