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最初翻开这类口述历史时,难免担心会有些许的冗长或重复,但这部作品的叙事张力超出了我的预期。它成功地搭建起了一座沟通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让我这个后辈得以窥见前辈们是如何在资源匮乏、信息闭塞的环境下,依然保持着对真理的追求和对学术的热忱。口述者对细节的记忆力惊人,无论是某次学术会议的场景,还是某个重要文献的发现过程,都描绘得栩栩如生。这种“亲历者”的视角,提供了许多二手资料中无法捕捉到的“情境知识”。它不是那种高屋建瓴的理论总结,而是脚踏实地的生活体验与思想挣扎的结晶,让人在敬佩之余,更生出一种责任感,去珍视来之不易的学术传统。
评分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知识的厚重感与叙述者的坦诚并存。这不仅仅是一段个人经历的简单回顾,更像是一部微观的社会变迁史诗。它在不经意间,透露出当时学术圈的生态、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以及权力结构对学术自由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尤其欣赏口述者在描述那些敏感或复杂的历史议题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克制而审慎的态度,既不回避关键事实,又保持着一种历史学者的应有风范。文字的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时而如大江奔流,气势磅礴,时而又像涓涓细流,深入人心,将那个时代特有的那种严谨治学与社会动荡交织的氛围,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知识体系的构建与演变,无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内部视角。
评分这部口述记录的价值,在于它以一种近乎私人日记的方式,解构了宏大叙事下的个体命运。它没有刻意去拔高或美化任何历史阶段,而是忠实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如何在理想与生存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坚守学术良知。我特别关注其中关于学术研究方法和资料获取的描述,这对于任何有志于历史研究的人来说,都是一篇生动的“田野报告”。文字间流露出的那股坚韧劲儿,特别能感染人。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历史研究,是需要极大的毅力和对知识的赤诚之心去灌溉的,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种精神力量的传承,比具体的史料价值更为深远。
评分阅读体验非常流畅,口述者的叙事逻辑清晰,如同在一位睿智的长者面前,听他讲述自己一生的见闻与思考。它巧妙地避开了官方史书可能存在的僵硬框架,用生活化的语言勾勒出历史事件的侧面。我特别喜欢其中对某些关键人物性格侧写的片段,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一位学者的精神气质与为人处世之道。这使得整部作品不仅具有重要的史学参考意义,同时也是一部极具文学价值的人物传记。它让我对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有了更立体、更立体的认识,深刻理解了“时代造就人,人也塑造时代”的辩证关系。这部口述史,是时间留下的珍贵回响,值得反复咀嚼。
评分这部口述史,着实引人入胜,让人仿佛置身于历史的洪流之中,亲耳聆听前辈的教诲。不同于枯燥的史料堆砌,它以一种极其鲜活、充满人情味的方式,将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娓娓道来。阅读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历史人物并非高高在上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个体。叙述者对往事的追忆,细腻而真挚,无论是对时代背景的宏观把握,还是对具体事件的微观刻画,都展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洞察力。尤其是那些关于个人抉择与时代命运交织的片段,读来令人唏嘘不已,让人反思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普通人是如何被推着向前,又是如何做出影响一生的判断。这种叙事的力量,远胜于冰冷的文字记录,它提供了一种“在场感”,让人在历史的褶皱中,看到更真实、更复杂的人性光辉与挣扎。
评分民国十三年六月十六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我先于五月二十八日便已进入政治部工作。初期的政治部,教官有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等人。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便为共产党排挤去职,因为共产党人及俄国顾问都不赞成他主持政治教育的强硬作风。戴先生的去职是由中央党部决定的,那时中央党部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党部,实际上已被共产党人所把持。同时国民党为了应付英国的种种威胁,也需要国际援助,故有些地方不得不将就苏俄,这也就是所谓联俄的由来。要联俄就得容共,与容共就得处处迁就,戴季陶即因为联俄容共的政策而离开军校。以后代主任为邵元冲,邵先生虽也反共,但态度较温和,且其锋芒不若戴先生锐利,所以共党不畏惧他,但任期仍不长。这是共产党专门在军校内发展组织,军校的特别党部便由于共产党学生李之龙等的操纵,特别党部的委员都是他们的人当选,共产党控制住特别党部后,便以之与政治部对抗。情形愈来愈凶,邵元冲也只好离开了。这种情形,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妙。特别党部半年改组一次,
评分进一步说,一个学过历史方法的人,倘若只管过去的历史,而不管现在的历史,也多少免不了逃避责任之讥。懂得方法,知道应该力求客观的人,不肯处理当代的史料,让那些不懂得方法,不重视客观,甚至用写史作为达到其他目的之一种手段的入,去糟蹋史料,厚诬今人——实在也辜负了自己的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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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建行青岛市南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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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中山舰事件:孙文逝世后,汪兆铭成了中国国民党中政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并坚决地支持联俄容共政策。1925年11月中国国民党部分资深党员召开西山会议,反对容共。苏联顾问季山嘉和蒋中正的合作关系因苏联企图使中国共产党化而急速恶化,也因此季山嘉竭力拉拢亲共的汪兆铭企图联手推翻掌握军权的蒋中正。蒋中正作为黄埔军校第一任的校长虽然掌握了实权和军权,也实在不愿意看到国民政府可能共产党化、但在中国共产党逐渐坐大、日本和苏联对中华民国的觊觎之种种不利的情况下,仍勉予支持亲共的汪兆铭,反对西山派的主张。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管理科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向海军局代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传达指令,派中山、宝璧两舰出海到黄埔救援被匪徒攻击的一艘外轮。军舰到了黄埔后向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请示任务,邓演达回答不知。3月19日下午,由于苏联使团欲参观中山舰,李之龙电话请示蒋中正调中山舰回广州。蒋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做什么呢?”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李之龙事先得到汪的指示要将一些水兵调离以防蒋重新夺回海军,而蒋则听到了一些谣言说李之龙要将他绑架到海参崴。3月20日,蒋中正前往汕头的半路返回广州,下令全城戒严,这是防止中共和苏联顾问季山嘉要兵变。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中正命令占领中山舰并在家中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严密监视邓演达。中山舰舰长换成欧阳格。蒋中正表示这只是针对个别人,联俄容共政策并未动摇。“西山会议派”给蒋中正发电报“以迅速手段,勘定叛乱,忠勇明敏,功在党国。”但蒋中正立刻回电表示自己“唯革命是从”,继续反对“西山会议派”。不过这显然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投下阴影,为一年后的四一二政变打下伏笔。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于1926年是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8人。会议通过决议,继续执行孙中山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给西山会议几个顽固分子以开除、警告的纪律处分。会议还通过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等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36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7名共产党; 候补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毛泽东、邓颖超等7名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为此次大会发表宣言,指出大会的责任,“是要规定发展工农运动的计划,确定对于工农运动的正当态度及决定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党员给予严厉的处罚;希望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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