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历史地理爱好者,我发现本书在史料的选取和整理上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水准。它不仅仅是简单地将文献堆砌在一起,而是通过巧妙的编排,构建出一条清晰的知识脉络。不同区域的记录相互印证,时间序列的安排也很有条理,这使得读者能够相对轻松地梳理出早期中西方在地理认知上的交流与碰撞。尤其是一些涉及到具体航线、港口名称的对照,需要深厚的考据功底才能做到如此清晰易懂。这套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保存了这些稀有的文献,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阅读和研究平台,为我们理解古代的全球化雏形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体现了编纂者深厚的学术底蕴。
评分书中收录的那些早期西方的航海记录和地理文献,读起来简直就是一趟充满奇遇的探险之旅。那些描述尚未被完全认知的大陆、奇异的动植物,以及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的文字,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局限性。作者们用当时有限的工具和知识体系去描绘广阔的世界,这种“以已知推未知”的逻辑非常迷人。我尤其喜欢看他们如何笨拙又充满好奇地去解释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现象,比如对不同肤色人群的描述,或者对新奇物产的猜测。这些文字既是历史的记录,也是人类认知边界拓展的生动写照,让人在阅读时能真切地感受到那种“开眼看世界”的激动心情。每一次翻阅,都仿佛能听到海上传来的风声和远古的号角。
评分坦率地说,在阅读这些早期文献时,我常常会产生一种时空错乱的奇妙感觉。书中的描述,无论是在地理信息上还是文化认知上,都与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知识体系相去甚远。那些被描绘得栩栩如生、但在今天看来已完全改观的城池景象,那些基于神话或道听途说构建的地理概念,都像是蒙着一层厚厚的历史滤镜。这种“失真”恰恰是它最宝贵的地方——它逼真地还原了特定历史时期人们对世界的集体想象。我仿佛能够透过文字,看到那些手捧羊皮卷、依靠星象和经验摸索前行的水手和学者们,他们的勇气和困惑,都凝固在了这些泛黄的纸页之上,让人感慨万千。
评分这套书的装帧设计真是令人眼前一亮,从拿到手的那一刻起,我就被那种沉稳而又不失古典韵味的气质所吸引。封面采用的是一种很有质感的布面材质,摸上去能感受到一种岁月的沉淀感,配合着烫金的书名,在光线下会折射出低调而典雅的光芒。内页的纸张选择也十分考究,米黄色的纸张不仅保护了读者的视力,更烘托出了一种古籍的氛围。虽然是古籍的影印或者整理本,但校对和排版的精细程度非常高,很多细节处理得恰到好处,比如字体的大小、行距的疏密,都让人在阅读时感到十分舒适,完全没有传统影印本那种阅读障碍。装帧的侧面也能看到清晰的线装感,即使是现代工艺,也力求还原古代书籍的形态,这对于喜爱传统文化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整体来看,这本书的制作水准已经达到了收藏级的标准,不仅仅是内容的价值,其物理形态本身也值得珍视。
评分这套丛书的阅读体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所采取的清晰的翻译和注释策略。尽管原文可能晦涩难懂,充满古代特有的语法结构和生僻词汇,但后人的精炼解读和详尽的脚注,极大地降低了理解门槛,使得非专业人士也能窥见这些经典文献的精髓。注释部分不仅解释了生词,更穿插了大量的背景知识补充,帮助读者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让那些看似孤立的航行记录一下子立体了起来。这种详略得当的处理方式,使得学术性和普及性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确保了内容能够真正地被现代读者所吸收和欣赏,而不是成为束之高阁的难啃的硬骨头。
评分6 祝允明前闻记下西洋
评分忽鲁謨廝国 原目18
评分《西洋番国志》,明朝巩珍著。该书成于明宣德九年(1434年)。记述明宣德八年(1433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经过。书中记录了郑和船队经过的不同国家:占城国[1],爪哇国、旧港国、暹罗国、满剌加国、苏门答剌国、哑鲁、南巫里、柯枝国、小葛兰、古里国、阿丹、榜葛剌、忽鲁谟斯国[2]、天方等二十个西洋国家;并且还收录了明永乐十八年、十九年及宣德五年的三通敕书。该书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文献。
评分《西洋番国志》的价值一方面在于比勘对校等;一方面在于它独有的巩珍自序和所附的三通皇帝敕书。例如《自序》中提到的指南针—水罗盘的航海应用:“皆斫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又如谈到的宝船和水船的情况:“其所乘之宝舟,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水船载运,积贮仓舟者(储),以备用度”──已成为今日耳熟能详的常见引文。《
评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西洋番国志·郑和航海图·两种海道针经
评分阿丹国 原目19
评分临汾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因地处汾水之滨而得名。临汾历史悠久,是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又因上古帝尧曾建都于此,有“华夏第一都”之称。临汾人杰地灵,山川形胜,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第一首诗歌《击壤歌》在临汾吟诵;第一首乐曲“阳春白雪”在临汾弹奏;第一个观象授时的“观象台”在临汾建成;第一位到达印度本土而又携经而归的求法僧法显大师的故乡也在这里。
评分《西洋番国志》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但古时就已失佚,直到1948年才发现此书孤本。1960年初版的校注版,数量肯定不多,而且经过文革劫难,也未必存留多少。重印版将60年的三册合而为一,直到2006年第二次印刷,统共也只5000本而已,而我估计,大多数得此书的人未必是爱此书之人,也许不过是课本、资料、图书室内容物而已。也许爱此书的各位,有责任把此书流传下去吧。
评分不错的中外交通史料,值得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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