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题跋丛书:越缦堂书目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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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丽<笺证>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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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华书局
ISBN:9787101094916
版次:1
商品编码:11347328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书目题跋丛书
开本:大32开
出版时间:2013-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16
字数:18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李慈铭是晚清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其藏书题跋、批校学术价值极高,已有整理本行世并为学人所重。然而反映其其藏书全貌的书目则迄今未有整理本。
  《书目题跋丛书:越缦堂书目笺证》为抄本《越缦堂书目》的首次整理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供相关读者阅读学习。

目录

整理說明
凡例
經部
易類
書類
詩類
禮類
春秋類
五經總義類
四書類
小學類
附以下見於《越縵堂讀書簡端記》
附以下見於《日記》

史部
正史類
編年類
别史類
雜史類
傳記類
載記類
時令類
地理類
目錄類
史評類
附以下見於《越縵堂讀書簡端記》
附以下見於《日記》

子部
儒家類
法家類
醫家類
天文算法類
藝術類
雜家類
雜考類
類書類
小說類
釋類
道家類
附以下見於《日記》

集部
楚辭類
總集類
别集類
附以下見於《越縵堂讀書簡端記》
附以下見於《日記》

叢書
獨撰類
杂纂類
附以下見於《日記》

附錄
越縵堂書目讓渡記
本館史略(第六條)
徵求李慈銘先生遺著啟事
書名索引

前言/序言


《中国古籍版本学概论》 导言 版本学,又称版本目录学,是文献学的重要分支,它以古籍的物理形态、流传过程和版本差异为研究对象,旨在考订古籍的真伪、优劣、存佚及其流变规律。本书旨在系统梳理中国古籍版本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发展历程与重要成果,为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导览。 第一章 版本学的基本概念与范畴 本章首先界定版本学的核心概念,包括“版本”、“善本”、“抄本”、“刻本”的内涵与外延。重点阐述版本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如目录学、校勘学的区别与联系。版本学的研究范畴涵盖了对书籍纸张、装帧、雕版、印制工艺等物质载体的考察,以及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所形成的独特版本特征的归纳总结。我们探讨了版本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辨伪存真,去莠存良,并阐明其在文化史、学术史研究中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第二章 中国古代书籍的演变史 书籍形态的演变是中国技术史和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章追溯了自先秦至清末,中国书籍载体从甲骨、青铜器、简牍、缣帛到纸质书的漫长历程。尤其详细论述了纸张发明后的手抄本时代(以经生本、抄本为主),以及雕版印刷术出现后,书籍制作工艺的革命性变化。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催生了宋元明清的刻本时代,其工艺的精进与地域风格的形成,是版本学研究的基石。我们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的装帧形制,如卷轴、册页、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的演变及其与使用习惯的相互影响。 第三章 刻本的类型与特征识别 刻本是中国古代最主流的文献载体。本章聚焦于刻本的分类与鉴别。首先,根据雕刻技术和印制质量,将刻本划分为官刻本(如内府刻本、翰林院刻本)、坊刻本(商业出版)、私刻本、以及一些特殊的刻印形式(如会馆刻本、义学刻本)。其次,详细分析了区分不同刻本的关键性技术指标: 1. 书板形态: 探讨了雕刻刀法(如粗犷的宋版、精细的清代徽州刻法)、雕版保存状态对印文的影响。 2. 字体风格: 介绍宋、元、明、清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字体风格(如宋体的雏形、明代的台阁体、清代的馆阁体),以及特定地域的特色书写体。 3. 用纸与墨色: 分析不同时代纸张的纤维构成、纸质、纸色、以及所用油烟墨的色泽和洇散情况。 4. 版式设计: 考察扉页、牌记、护尾、鱼尾、眉栏、朱丝栏等版式元素在不同时期的规范化与变化。 第四章 抄本与手校本的研究 尽管刻本占据主流,但抄本(包括誊录本、传钞本)在某些特殊文献的保存和流传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章深入研究了抄本的特征,包括笔迹分析、避讳字的处理、以及抄写错误(如衍文、脱文、衍文)的类型。特别关注了“手校本”的价值,即在某一版本基础上,经过当时学者或藏书家审校、题识、批注的本子,它们往往是研究者考证古籍源流和学术思想变迁的第一手资料。 第五章 善本的鉴藏与流传 “善本”的定义涵盖了稀有性、艺术性、准确性、完整性等多重标准。本章探讨了古代藏书家和近代版本学家的眼光与标准。分析了历史上著名的藏书楼(如宋代的秘阁、明代的藏书家项元汴、清代的卢氏抱经楼等)的藏书特点。同时,深入研究了版本在历史长河中的流传路径,包括重要家族、寺院、官署间的递藏,以及这些变动如何影响了版本的完整性和品相。 第六章 版本的校勘与考证方法 版本学的核心工作之一是校勘。本章系统介绍了校勘学的基本原则和常用方法。首先是“互校法”,即对比不同版本之间的异文,确定孰是孰非。其次是“以文证讹”,即依据作者的原意、上下文逻辑或时代背景来判断文字的准确性。重点介绍了如何通过版本差异来重建文献的原始面貌,辨析哪些是早期传刻的失误,哪些是后人辗转抄刻中产生的讹误。此外,本章还涉及了如何利用题跋、藏印、校记等辅助材料来佐证版本信息。 第七章 中国版本学史略 本章梳理了中国版本学思想的萌芽、发展与成熟。从宋代目录学家对刻本的初步认识,到明代藏书家对“毛边本”、“精校本”的推崇,再到清代学者如钱曾、毕沅、铁琴铜剑楼诸家的深入实践,直至近代丁丙、缪荃孙、张元济等人在版本鉴定和影印事业上的巨大贡献。本章力求展现版本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以及它如何从一种实践经验上升为一门系统的显学。 结语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导,强调版本学研究不仅是对古物形态的描述,更是对历史文献生命轨迹的追溯。通过对实体书的深入剖析,我们得以更清晰地洞察古代学术的传承脉络与文化风貌。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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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我对那些晦涩难懂的哲学史著作一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最近在朋友的强烈推荐下,翻阅了这本关于“近代科学思潮中的形而上学转向”的著作,竟然发现它对复杂概念的阐释能力达到了一个近乎“平易近人”的程度。作者似乎深谙如何将康德、黑格尔乃至早期分析哲学家关于实体和本质的争论,用日常的逻辑推理来构建起一座可供攀爬的阶梯。他很少使用那种故作高深的术语堆砌,而是通过设置一系列递进的思考实验,引导读者自己去发现逻辑的死胡同和新的解释空间。比如,他对“观察者效应”在认识论上的延伸讨论,让我对科学的边界有了更具批判性的思考。这本书对于提升一个人的逻辑思维清晰度,有着奇效,它不是简单地告诉你结论,而是手把手地教你如何“进行”哲学思考,读完后感觉脑子都变得更“锐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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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入手了一本关于明代小说家话本整理的文集,说实话,一开始有点担心内容会过于晦涩,毕竟是学术性的整理工作,但翻开之后,完全被它的体例和注释的细致程度所折服。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一些失传已久的话本的残篇进行考证和复原,光是校勘记的部分就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那叫一个“较真”啊!你就能感觉到,整理者为了还原这些文本,查阅了多少地方志、家谱和私人藏书,那股子钻研劲儿,简直让人肃然起敬。对于我们这些做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这些一手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它提供的不仅仅是文本,更是一种学术信赖感。而且,书中对每个话本的流传脉络和底层社会背景的分析也相当到位,让我对明中后期的市井文化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绝对是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可以随时拿出来查证一番,避免被那些流传久远的误读所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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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架上少不了一本讲究装帧和印刷质量的书,而这本《清代戏曲理论与演出实践》恰恰满足了我对“美学体验”的追求。它的纸张选择是那种略带米黄色的棉麻纸,手感温润厚实,油墨的印刷清晰有力,即便是那些引用的古籍插图,也处理得古朴典雅,毫无廉价感。更不用说它的排版设计,疏朗有致,大段的引文和注释都做了精巧的区分处理,长时间阅读也不会让眼睛感到疲劳。内容上,这本书突破了传统戏曲史只关注剧本创作的窠臼,大量引入了舞台调度、行当流派以及不同剧场环境对剧本阐释的影响。比如,它对“昆腔”在不同城市剧场的接受度的分析,就非常细致入微,展现了清代戏曲艺术生命力的复杂性。这本书是那种会让人忍不住在泡茶的时候,轻轻摩挲书脊,感受纸张纹理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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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宋诗流派研究》简直是为我这种痴迷于格律和意境的古诗爱好者量身定做的!作者对宋代各个诗派的梳理详尽得令人咋舌,从江西诗派的“以文为诗”到后期的江湖派的自由奔放,几乎每一个细微的流变都捕捉得丝丝入扣。更难得的是,他不仅仅罗列了诗人的名字和代表作,而是深入挖掘了时代背景和思想潮流对诗歌风格形成的影响。比如,他对苏轼和黄庭坚在风格上异同的比较分析,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精彩。读完之后,我再去翻看那些熟悉的宋诗,眼光完全不同了,不再是囫囵吞枣地欣赏,而是能精准地分辨出“啊,这句的用典手法带有明显的陆游式的沉郁,而那一句的起承转合又透着浓浓的欧阳修的清新”,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深度和乐趣。这本书的学术严谨性毋庸置疑,但行文却一点也不枯燥,夹杂着不少对诗歌文本细读的妙悟,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仿佛有位博学的老师在耳边循循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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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觉得,要真正了解一个地域的文化,最好的切入点就是研究它的饮食变迁史,因为那里面藏着最实在的社会阶层、物产流通和风俗习惯的影子。因此,这本关于“徽州盐商与徽菜的形成”的专著,对我来说简直是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它不仅仅是罗列了哪些名菜的由来,更重要的是,它将徽菜的口味特征——比如重油、重色、擅长腌制——与徽州山区物资匮乏、对外贸易依赖盐业的经济结构紧密地联系起来。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清代商行账簿和私人信函,从中还原了食材的采购链条和宴席的规格等级,简直像是在做一场跨越时空的社会调查。读这本书,不是在看菜谱,而是在“品味”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群体的生活哲学和物质基础,那种被历史的烟火气浸润的感觉,真是太美妙了,让人对“地域文化”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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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很好,满200减100非常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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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1]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 陈寅恪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ldquo;思益学堂&rdquo;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ldquo;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ldquo;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rdquo;。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ldquo;最为学博识精&rdquo;。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ldquo;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rdquo;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ldquo;清华三巨头&rdquo;。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ldquo;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dquo;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ldquo;在史中求识&rdquo;。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ldquo;历史演进法&rdquo;(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ldquo;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rdquo;。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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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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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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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慈铭婚后无子,在传宗接代的压力下,曾于三十七岁、四十岁、五十九岁时,先后纳妾三名,但还是未能生下一子半息。为此,他一直耿耿于怀。到了后来,竟经常流连于风月场所,据说因为常到妓院天下美女都看尽,所以有了双性恋的倾向。而且还染上了&ldquo;好男色&rdquo;之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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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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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手机是不是就是颜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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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李慈铭先生遗着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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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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