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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利用1949—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的翔实材料，力图将这一革命及其成就呈现出来，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全书分为分时期的职业结构变迁；来源中学生源的多样性是基础；从教育精英走向社会精英等内容。

内容简介

　　1949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场革命。
　　新中国高等教育生源开始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状况被打破，工农等阶层的子女匿渐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基础教育的推广、统一高考招生制度的建立以及重点中学等制度安排共同推动了这一变革的出现。
　　这场革命虽然不及社会政治革命那样引人瞩目，却同样意义深远。受教育者本人在实现命运转变的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和地方精英的身份构成，传统社会中封闭的阶层关系和结构被彻底改变了。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利用1949—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的翔实材料，《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49-2002）》力图将这一革命及其成就呈现出来，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作者简介

　　李中清，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上。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访问讲席教授。著有《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2000，合著）、《压力下的生活：1700-1900年欧洲与亚洲的死亡率和生活水平》（2007，合著）、《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2012）等。
　　
　　梁晨，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张浩，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透过数据，发现“革命”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无声的革命：精英教育的非精英来源
第二节 转变与延续：“无声革命”的三个历史阶段
第三节 发现“革命”的基础：北大、苏大学籍卡数据库的建立过程
第四节 研究“革命”的手段：对历史材料的社会科学化解读
第五节 确定“革命”的维度：学籍卡变量及本书内容

第二章 空间分布
第一节 地理位置：贫困地区的“从无到有”
第二节 城乡分布：农村生源的“从少到多”

第三章 父母职业
第一节 分时期的职业结构变迁
第二节 分地区的职业构成
第三节 从“出身照顾”到“有教无类”

第四章 社会性别与民族身份
第一节 社会性别女生已占“半边天”
第二节 民族身份的差异性

第五章 无声革命的关键：来源中学
第一节 精英大学学生来源中学的集中化
第二节 重点中学是精英大学生源的主要提供者
第三节 教育普及与重点校制度
第四节 来源中学生源的多样性是基础
第五节 重点中学的利弊

第六章 得失与未来
第一节 从教育精英走向社会精英
第二节 无声革命的不足
第三节 无声革命的转变与未来

附录1 北京大学历年各省区输送学生数量
附录2 为北大输送学生前300的中学及其学生数
附录3 为苏大输送学生前300的江苏中学及其学生数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一些国际同行，如邓中、唐启明（Donald J．Treiman）以及周雪光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看法。邓中和崔曼曾利用1982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分析指出，这一时期中国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获得的影响被大大降低了，更多的农工阶层子弟由此获得了更高水平教育的机会。对原先的优势家庭如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家庭，这个时期无疑是个灾难。但同时他的研究也进一步指出，这种父辈优势传递被降低的情况，专业技术人员比干部更明显和直接。这与“文革”中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被划分为较差的成分，而一些新的所谓“革命干部”却依然掌握实权有关系。而在此之前，周雪光等人对中国20个城市的调查研究则发现，工农兵学员中干部子弟的比例异常的高是一个突出的现象。从总体看，“文革”以来，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子弟上大学和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比例越来越接近，在1972年到1975年之间，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比例甚至还要高于干部与专业技术人员，这是“空前绝后”的现象。但出现这样的原因，是很多知青或按自己当时从事的工作填写了工农身份，而实际上他们的父母并非真的工农，而他们的家庭居住地也并不在他们插队劳动的农村。
　　总的来说，在“文革”时期，尽管中小学教育管理混乱水平低下，但中小学校的数量和入学人数之高，甚至改革开放以后很长时期都无法超过，似乎实现了初等教育的“有教无类”。有学者总结认为“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国政府采用了三种手段来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化，并向工农子弟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首先是扩大教育系统；其次是实施大众教育（成人教育）规划；最后，采取一些特殊的行政手段来增加工农子弟入学的机会，使工农出身的人在大学生中的比例逐年上升”。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干预“成功地阻断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其子女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但至少在“文革”时期，由于高等教育招生并不直接和基础教育挂钩，而且大学的生源数量大幅下降，“出身决定”政策的背后又存在着众多隐性干扰，因此“极端革命”的手段所取得的效果则未必非常理想，这样的革命经验需要慎重借鉴。
　　“文革”结束后，尤其是1980年代起，出于发展经济和提高高等教育建设速度的需要，各种政治性的出身照顾或者是出身限制政策被取消了。随着基础教育在这一时期的大力推广和普及，教育环境呈现出“有教无类”的状态。这种“有教无类”状态实际上对家庭经济文化背景较弱的工农子弟是不利的，但在缺乏政策帮助的情况下，此时家长职业的“无声革命”并没有停止，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进步（如两校工人子弟的增加）。因此，如果说前两场无声革命是依靠政治措施主导获得成功的，那么第三场无声革命则是基本依靠“社会革命“取得成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成功经验更为宝贵。
　　相对于此前，中国的大学在招生方式、收费标准以及学生就业等方面也都发生了重要转变，这些转变不管是对两所具体大学还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的学生来源都有重要的影响。自从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开始，教育领域的新变革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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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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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格尔曾说，通常众所周知的事情正因为是众所周知而不为人所知。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革命也是如此：许多社会现象如今已如此平常，以至于人们极少意识到那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来说乃是一场剧烈的革命。这在大学教育领域尤为明显：上大学早已不稀奇，而这在一代人之前都是确定无疑的精英标志，更早时甚至曾是特权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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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学教育形成了一套有利于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进入精英大学的教学制度和方法。具体说来就是中国中学所广泛采用的住校制度和强化训练。作者认为，集中住校使学习气氛浓厚，在削弱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影响的同时，增强了学校教育的影响力。从早读直到晚自修的严格管理，虽然可能存在应试教育的弊端，但在现行体制内，这种强调“勤劳”和“投入”的学习方法最大化得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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