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6天：1963.11.20—1963.11.25
　　50年：1963.11.22—2013.11.22
　　二十世纪影响深远的一次暗杀美国及全世界的命运随之改变
　　尘封近半世纪的巨著国内首次推出纪念肯尼迪总统逝世五十周年
　　《光荣与梦想》作者威廉·曼彻斯特创作生涯的标高之作一部气势恢宏的全景式记录
　　作者应肯尼迪夫人之邀，多方走访查证，忠实还原总统遇刺前后六天的方方面面
　　独立于《沃伦报告》的独门调查研究肯尼迪遇刺问题的重要作品
　　
　　

内容简介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50年之后，由这场世纪之案引发的讨论与猜测还在持续。是谁，为了何种原因，决定杀掉当时世界具有名望的政治家？威廉·曼彻斯特作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受肯尼迪夫人的委托，通过多年的走访查证，收集到众多关键证人提供的一手资料，经过甄别后写就的这部《总统之死》，可谓是研究肯尼迪之死的扛鼎之作。
　　《总统之死（套装上下册）》是一部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事件的全景式记录，生动再现了肯尼迪去世前后六天（1963年11月20日－1963年11月25日）各方面的细节。从总统在达拉斯遇刺，帕克兰医院全力抢救，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奥斯瓦尔德被杰克·鲁比枪杀，各国元首出席总统葬礼，到当时美国社会的整体氛围，两党政治理念上的分歧，相关各方在事件前后的言论，世界各地面对肯尼迪遇刺的反应，甚至包括总统一家在白宫中的日常生活等都有面面俱到的叙述。书中人物众多，作为总统身边亲密的人，肯尼迪夫人的坚强，罗伯特·肯尼迪的冷静，以奥唐纳和奥布莱恩为首的总统幕僚的忠诚——他们在关键时刻所体现出的人性闪光都得到了忠实的记录。而对于颇具争议的凶手奥斯瓦尔德和时任副总统约翰逊，作者也并没有简单地给出结论，而是结合史料对他们自身的背景和经历进行了严谨的勾勒，将他们的行为置于自身经历和大环境中进行双重考量，发掘在他们行为之外存在于美国社会深处的更为深刻的罪恶。书中着重描写的一些细节已经成为了经典场景，如特工克林特·希尔的“惊世一跳”，肯尼迪夫人身着血衣出席约翰逊的就职仪式，小约翰在父亲葬礼上举手敬礼等，作者以一个记者的敏锐在一幕幕宏大场景中捕捉到了这些有意味的细节，将一个时代浓缩成短短六天的历史生动地呈现了出来。阅读此书，可以拨开凶案的迷雾，了解到肯尼迪遇害更深层的原因，从而还原历史的真实。
　　《总统之死（套装上下册）》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细节，自美国首版后，尘封近半世纪，国内首次引进，以纪念肯尼迪去世50周年。

作者简介

　　威廉·曼彻斯特，美国记者兼作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负重伤，获紫心勋章。战后先后在《俄克拉荷马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等报任采访记者。1959～1968年间任康涅狄格州韦斯莱扬大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1967年获哈儿马舍尔德研究所文学奖金。他既写历史、传记，也写小说。主要著作有：《愤怒的城市》（1953年）、《季风的阴影》（1956年）、《洛克菲勒家史》（1959年）、《肯尼迪总统画像》（1962年）、《肯尼迪总统之死》（1967年）、《克虏伯的军火，1587～1968》（1968年）等。

目录

前言
术语表
序言 肯尼迪总统
第一部 死亡之旅
第一章 出行
第二章 总统座驾
第三章 伯克利医生
第四章 新任总统约翰逊
第五章 走开，陌生人

第二部 白宫
第六章 空军一号
第七章 第一夫人
第八章 白宫
第九章 最后的受难曲
第十章 光芒
后记 传奇

附录一 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在肯尼迪总统墓地旁的悼词
附录二 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肯尼迪总统墓地旁的悼词
附录三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杰奎琳·肯尼迪写给尼基塔·赫鲁晓夫的信件
附录四 年表（东部标准时间）
附录五 资料来源

精彩书摘

　　乔·高勒和他的首席助手乔·海根监督了把棺材运上灵车，也就是被海根称为“葬礼马车”的车辆。高勒殡仪馆的年轻化妆师和他们一起去了贝塞达海军医院。奥尼尔和高勒的两口棺材在停尸房的前厅并排放了一小会儿，随后奥尼尔的棺材被送到了储藏室。殡仪人员、几个爱尔兰人和乔治·托马斯被迎进停尸房。这时验尸组的工作已经结束了。验尸过程长达三小时，时而被新送来的特工从埃尔姆大街捡来的头盖骨碎片所打断。验尸过程验证了两处明显伤口和总统头部的金属残片。奥斯瓦尔德子弹上的金属碎片被送到了联邦调查局。贝塞达的医生希望他们的发现能用于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已经听说了马克·佩里给新闻界提交的医检报告，让他们失望的是通常被人们称为射入口的喉咙上的伤口已经被佩里医生的气管切开术破坏了。和帕克兰医院的医生不同的是，他们把总统的尸体翻了个身，看到了总统脖子后面的小洞。他们确定佩里医生也看到过这个弹口。前一次尸检无疑造成了一定的干扰。贝塞达海军医院的病理科主任詹姆斯－胡姆斯在午夜后不久打了个电话给身处达拉斯的佩里，他们拍摄的临床照片足以使在帕克兰医院急诊创伤室里工作过的医生感到满意。
　　化妆师接着投入到了工作之中。用海根的话说，“他所面临的压力非常巨大，停尸房里站着以惠勒将军为首的大约三十五个人，他们时刻观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很担心头盖骨上的创口，这些创口会影响化妆的效果。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尸体需不需要在葬礼仪式上被人瞻仰”。
　　化妆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事后证明根本不需要给尸体化妆，但这不是殡仪业者的错，因为和楼上包房保持联系的麦克休和伯克利都不能保证棺材在葬礼上是关着的。麦克休告诉海根别着急，尽量把妆化好。“肯尼迪的家人随时可能会改主意。”他说。伯克利和肯尼迪夫人谈过一次，他知道肯尼迪夫人不想让人们瞻仰肯尼迪的遗容。“只是，”他事后解释说，“我觉得给尸体化上妆，穿上全套衣服会比较好，这样的话，即便有人在一千年后打开这口棺材，脸也不会走样。”戴夫·鲍尔斯挑选了衣服，他从乔治·托马斯带来的八套上装和四双鞋里挑选了蓝灰色西装和黑色皮鞋。肯和拉里经过了一番争吵，给总统挑了条带斑点的蓝色领带。站在惠勒将军身旁的萨姆 ·伯德中尉看着化妆师给遗体穿上白色丝绸衬衫，然后套上外套。总统的男仆记得他不喜欢手帕上有艳丽的图案，他总是把手帕叠好几层，不让上面的图案显露出来。托马斯替他叠好了手帕，塞在他的上衣口袋里。穿完衣服以后，尸体被推到了停尸房的前厅，和等待的棺材并列在一起。一个海军军官对伯德中尉说：“请大伙从这里出去，这个地方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没有人的，我们会让特工把尸体放进棺材。”包括惠勒将军在内的所有来客都离开了，但把尸体放进棺材的并不是特工，而是医生和殡仪业者。
　　乔·海根把总统的手放在合适的位置，在他的两只手上各放了一片玫瑰花瓣。戈弗雷·麦克休不顾海军军官的驱赶令，看着乔－高勒合上了棺材。他注意到，棺材合上的时候发出了轻微的咔嚓声。如果棺材需要再次开启的话，戈弗雷希望由自己来开。
　　一位殡仪业者在停尸间外的走廊上交给伯德中尉一面国旗。这面国旗是老兵协会特制的，长九英尺，宽五点五英尺，殡仪业者常向老兵协会要一些用于老兵的葬礼。因为许多军人家庭选择高勒殡仪馆进行葬礼，因此高勒殡仪馆有很多这样的国旗，伯德收到的这面国旗原本是给下一位在高勒殡仪馆举行葬礼的老兵用的。国旗和以往一样被叠成三角形，伯德不用说就知道该怎么做。和阿灵顿国家公墓的驻军一样，海军陆战队对国旗的操作流程也很熟悉。抬棺队把地毯铺在救护车地板上以后——救护车上没有橡皮钉和运送棺材的滚轮，为了避免遭遇奥尼尔的棺材同样的命运，高勒决定在救护车上铺上层地毯，抬棺队分成两列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当棺材推到他们之间以后，国旗会折叠地在他们中间传递，传到最后一个人时才伸展开来，和所有人一起把国旗举在棺材的上方。接着国旗会被覆盖在棺材上，最后大伙一同向国旗敬礼。
　　等待开车的时候，伯德中尉突然想起了昨天中午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三十五片区见到的一位上校遗孀。在他听说总统被暗杀消息之前的一刹那，他看见上校遗孀一边跌跌撞撞地走下山坡，一边紧紧地把国旗用双臂护在胸前，不让儿子把国旗从怀里夺走。他意识到此时自己手持国旗的方式和昨天的那位遗孀是完全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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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夫人请我写本书，记述十周前发生在德克萨斯和华盛顿的一系列悲剧性的历史事件。这便是此书的由来。我想在此强调的是，肯尼迪夫人和其他任何人对我随后的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做的叙述不负任何责任。我和书中提到的所有人物之间只保持工作上的关系。同时，肯尼迪家族没有为我提供任何经济上的帮助，政府也没有在我身上花过一分钱。总之，作者在此书的写作过程中没有接受过任何方面的暗示或影响。我相信包括跟已故前总统关系亲密的那些人在内的所有读者，会发现本书所讲述的很多内容是以前未曾与闻的，有些可能还会令人不安。这是我所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撰写本书之前，肯尼迪夫人只问了我一个问题。第一次录音之前，她问：“你会写下包括‘谁早饭吃了什么’在内的所有事实，还是会把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也罗列在书里？”我告诉她我不知道该如何把自己置身事外，书中必定会涉及我的一些个人观点。“很好。”她肯定道。于是我便开始思索各种证据的含义，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判断。有时你也许会觉得书中的某些地方会让人觉得生气，觉得我的判断完全错了，但你切勿把我视为某个人或某个势力集团的吹鼓手。如果对我的人品或写作手法有所怀疑的话，那你就不必继续读下去了。
　　其实，我发现肯尼迪家族对出书记录总统被暗杀的事情并不热衷。这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需要时间来治愈心灵的创伤。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葬礼后不久，各路作家便开始纷纷向外界寻求帮助，准备记述总统之死一事。显然，不管肯尼迪家族是否愿意，各种书籍还是会面世出版。有鉴于此，杰奎琳·肯尼迪决定找一位作家，能够全面而准确地记述总统之死的前前后后。一开始，我并不在与她接触的作者之中（那时我住在德国的鲁尔区，写一本与德国历史有关的书）。在那之前，我甚至从未见过她。不过她丈夫对她说起过我，她也在杂志上读过我在她丈夫去世前一年发表的一篇有关她丈夫的人物简介。此外罗伯特·肯尼迪也很清楚我和他哥哥的交情。肯尼迪家族的其他成员在协商后同意了肯尼迪夫人的意见。针对即将面世的各种不同版本、谬误颇多的这类书籍，他们认为应该让某位总统认识的作家出本书来以正视听，认为应该趁当事人还能记得具体情形的时候，赶紧收集资料写出这本书。于是便有了之后对我的邀请。
　　我的头两个电话分别打给了白宫的比尔·莫耶斯和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让器重莫耶斯的新总统知道我的计划非常必要，让首席大法官领导的暗杀调查委员会理解我所进行的调查也同样重要。首席大法官对我一直很客气，鉴于双方的调查可能会出现交叉的情况，我们一致认为两项调查不必并列进行。调查委员会进行的是案件调查，而我所探索的是整个事件的全貌，主要是事件前后美国历史上那最不寻常的几个小时发生的事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重点是刺杀总统的凶手，而我的调查则围绕着总统本人。
　　我们在随后的六个月中交换过些机密的信息，调查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交叉的情况。有时我的调查比他们早：我比调查委员会早一个月见了约翰·麦科恩；在约翰逊夫人向厄尔·沃伦作证的三周前我就和她谈了话。另一些时候他们的调查早于我：我在调查委员会的最后一名成员离开达拉斯之后才前往德克萨斯；调查委员会递交给约翰逊总统的调查报告出版之后，我才跟特工处的特工见了面。从那以后直到一九六六年初暗杀事件的影响开始逐渐消散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在调查了。如果不久的将来出现暗杀事件新的调查文章的话，那些文章大部分的依据肯定来自调查委员会或我的调查，或两者兼而有之。除了我和调查委员会之外，没有第三方进行调查。如果有的话，我是一定会有所听闻的。
　　因为调查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所以我不仅有资格记录对事件的见解，而且把这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把这些见解发表出来会有逃避责任之嫌。这些见解之中还包括了我对《沃伦报告》的看法。与调查委员会不同的是，我不打算公布收集到的各种资料。一方面，这是项艰巨的任务（肯尼迪夫人对调查委员会提问的回答只占了两页半纸，而我和她的谈话录音却长达十个小时），但这并非我不愿公布调查资料的主要原因，而是因为在这项工作中我必须同时兼顾各方感受。事实上，最后的定稿极其敏感，作者的判断不足以保证此书的内容不出差错。为此，我向五个具有特殊资历的人征求了意见——肯尼迪家族的两位亲密朋友，两名既服务过约翰·肯尼迪，也服务过林登·约翰逊的总统特别助理，以及《当仁不让》①的编辑。我仔细衡量了他们每个人的意见，但这并不意味我会隐瞒某些事情，我只是会暂时保留一些涉及私人问题的材料。如果有人认为我在回避棘手问题的话，看完全书之后，他们自然会有所醒悟。套用肯尼迪总统关于柏林墙的演讲中说过的句式：让他们好好看看这本书吧！②
　　着手写作这本书时，我反复权衡了注解的问题。最后，我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如非必要，不做脚注。这样做非常痛苦，因为我知道手稿中的每一个观点、每一条事实、每一处引用都可以加注解。不过通读完全书后，你便能知道书中所讲述人物的名字以及他们个人的经历。逐章逐节的注解需要将所有的细节都描绘得一清二楚，出于对信息来源的保护，我不能那样做。面临着同样问题的亚瑟·施莱辛格做出了与我相同的决定，他把做有详细注解的手稿封存在肯尼迪图书馆。和他一样，我也考虑着要把与本书相关的资料封存在肯尼迪图书馆，其中包括十八卷谈话记录、二十七个文件夹的材料，我希望在经历过刺杀事件的所有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直系后代去世后，具有一定资格的学者能查阅到我所封存的这些资料。
　　顺便提一下我在写作过程中用到的方法。鉴于整个事件错综复杂，我在调查阶段会见了可能帮助我了解真相的所有人。我重走了肯尼迪总统走过的最后一次旅途：从安德鲁斯机场到圣安东尼奥国际机场、凯利机场、休斯顿、卡斯韦尔空军基地、沃斯堡、爱田机场、迪利广场、帕克兰医院，再回到爱田机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然后沿着救护车路线前往贝塞达海军医院，接着再去白宫、圆形大厅、圣马太大教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我重走了总统车队走过的每一条路线，寻找见证车队经过的每一个目击者。在达拉斯，我还从爱田机场一路走到跨线桥，寻找着狙击手可能藏身的任何一个地方。本书描写的每一处场景，我全都到现场实地勘查过，包括白宫的各个房间、希克里山、布鲁克斯医学中心、休斯顿和沃斯堡的酒店总统套房、休斯顿大剧院、沃斯堡停车场和舞厅、佩因家的车库和卧室、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的住处、奥斯瓦尔德在达拉斯住过的狭窄房间、帕克兰医院的重症医疗区和一般病症医疗区、贝塞达海军医院十七楼的包房和地下室太平间、华盛顿各条马路上人行道及圣马太大教堂的长凳。
　　在斯温代尔上校及其机组成员的耐心指引下，我参观了总统专机的各个隔间。去了达拉斯以后，我登上了德克萨斯教科书仓库大楼的六层，在奥斯瓦尔德藏身处逗留了一会。我还掐着表乘上了奥斯瓦尔德案发之后坐过的公共汽车。出租车司机比尔·惠利去世前，我在奥斯瓦尔德当时上车的同一地点坐上了他的出租车，然后被他以相同的速度载到了奥斯瓦尔德下车的同一处路边。我去了蒂皮特警官被害的地方，然后沿着奥斯瓦尔德逃跑的路线跑向了德克萨斯剧院。在达拉斯警察总部，我坐在行刺者坐过的地方，然后在达拉斯巡警的陪同下，乘同一部电梯到达地下车库，并站在奥斯瓦尔德被杀时所站的地方，把车库的情况记录下来。在一名特工处特工和几名达拉斯目击者的指引下，我重走了总统被杀时路过的埃尔姆大街。在华盛顿、海恩尼斯港和其他地方，我参观了每一处与事件有关的办公室、大使馆和住宅房间——共计超过一百个房间——连后记里提到的阁楼也没放过。我甚至打开过把总统尸体从达拉斯运到贝塞达海军医院的那口棺材。另外，我还在不同季节参观过位于阿灵顿宫下方的那处山坡。
　　调查总是要和思考相关联，收集再多信息，也不能完全反映事实真相。但所有走访都是必要的，我必须全心投入，掌握比其他任何人更多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过渡到下一个关键步骤：比较所有证人的陈述。幸运的是，这起事件的每一幕都有几个人看见或听见。就连两人之间的电话通话也有见证者——通常情况下，技术人员会监控这些线路，有时电话两头还会有监听者。通过对人们的回忆进行评估，并凭借我本人的见闻以及所掌握的资料加以甄别，我有信心把案发前后的情况重现出来。如果出现相互矛盾的证言，而两种证言又都有可靠信息来源的话，我就把两种证言都记录下来，然后再找出出现矛盾的可能原因。
　　美国人民尚未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下旬的悲剧中恢复过来，我无法假装冷漠，但会尽量保持客观，同时我的调查也不会作为最后的结论。对于那些尚未出生的历史学者来说，我的调查只是他们收集信息的其中一个来源。但经历过这个事件的美国人很有必要读读这部断代史，肯尼迪总统肯定希望他们知道到底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便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所在。所有我接触过的人几乎都赞同我这个看法，我应该向这些人致以敬意，他们跟我一起回顾了一生中最黑暗的那几个小时。我接触的人中，只有杀手的妻子对于希望跟她合作的请求置若罔闻，所有的谈话都很不容易，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我无法做到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完美地完成自己的预定任务，因为涉及的大多数问题都会让人觉得感伤。有时，我不得不一再打扰同一个人。很多被访者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国葬之后，就把那个周末发生的事情扔进了记忆的角落。除了调查委员会的询问，只有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们才会打开尘封的记忆，重新回忆那个周末发生的事情。这对他们来说是种折磨，令人痛苦不堪。林登·约翰逊是个最典型的例子。林登·约翰逊总统一九六四年五月和一九六五年四月两次同意接见我，为我回忆事件的经过。最后，他发现自己再也回忆不下去了。我告诉总统他是关键证人，希望他能帮上忙。他认可了我的看法。最终，我们用笔录问题和答案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对一些问题做了注释，对另一些问题却始终没发表看法。最后我想补充一点，约翰逊总统从未读过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版本。
　　尽管这本书是作者独自写就的，但我还是想对写作过程中给我以帮助的所有人致以谢意，感谢他们抽出时间提供了许多宝贵建议。因为人数太多，无法在此逐一列举。我认为与其挂一漏万，不如一个不提，相信他们可以理解我的用心。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妻子。她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力，在此，我深深地对她表达自己的谢意。
　　威廉·曼彻斯特
　　卫斯理公会大学
　　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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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作者的光荣与梦想，很厚但是内容很吸引人，很快就看完了，这是作者另外的一本畅销书，接下来就读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