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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作者以二十餘萬字的篇幅，從夏商周開始，闡述瞭中國兩韆年的文明史，勾畫瞭中國曆史數韆年的全貌。其中涉及政治經濟體製、軍事戰役、藝術思想等方麵，而作者更為重點著眼的則是——政治經濟體製的發展。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體製是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繼而形成百年不變的官僚體係，而維係上下級的管理規則，則是一種以儒傢為基礎、幾經修正的道德倫理的意識形態。此種統治形態，曆經韆鞦的朝代更迭未曾改變。此種統治形態，産生於夏，基本形成於宋。在本書中，作者改變瞭以往曆史學傢的著述方式，主張用綜閤與歸納之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連貫的綱領，進而思考各曆史事件的積極性格及前後連貫的齣處。

作者簡介

　　黃仁宇，（1918-2000），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係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退伍後赴美攻讀曆史，獲學士（1954）、碩士1957）、博士（1964）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1967）、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1970）、紐約州立大學New Paltz分校教授（1968-1980）。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1979年他離開教學崗位，專心寫作，先後齣版瞭《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曆史》，以“大曆史觀”享譽華人學界。2000年1月8日病逝於紐約上州的醫院中，享年82歲。

精彩書評

　　★今日在世的曆史學傢，大概沒有一個人在進入學院大牆前積纍有那樣深厚的底層經曆，也沒有一個人能援引這些經曆為資源，在大牆內彆開生麵，創獲那樣多而且獨特的學術成果。
　　　　——硃學勤 上海大學曆史係教授，上海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黃仁宇現象”實際上是對史學界的警示，學術研究應該走齣狹小天地，從麵嚮上層和少數精英到麵嚮非專業化的讀者，實現為社會服務功能的轉化。
　　　　——劉誌琴《黃仁宇現象》
　　
　　★對於黃仁宇而言，“大曆史”式的探討，甚至已經接近瞭神學的領域：“大凡將人類曆史從長時間遠視界的立場檢討，不期而然會在思量想象之中接近神學的領域”
　　　　——（颱灣）劉季倫《 “大曆史”下的個人》

目錄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曆史”？
——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西安與黃土地帶
第二章 亞聖與始皇
第三章 土壤、風嚮和雨量
第四章 兵馬俑的幕後
第五章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為軍閥
第七章 長期分裂的局麵
第八章 曆史嚮側麵進齣
第九章 統一的途徑
第十章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膽的試驗
第十二章 西湖與南宋
第十三章 濛古人的插麯`
第十四章 明朝：一個內嚮和非競爭性的國傢
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滯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第十六章 滿洲人的作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第十八章 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
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颱灣、香港與澳門

附 錄
中國社會的特質
站在曆史的前端
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思考

精彩書摘

　　我們的問題，我們的思考
　　中國與日本現代化的分野
　　中國曆代都在追求全國的對稱與均衡，在社會上構成瞭不少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
　　我們所謂一個國傢的現代化，無非是從過去農業社會的管製方式，進入以新型商業條理為依歸的管製方式所産生之後果。這不僅是一種政治體製的改革，而且要透過社會的各階層。當中各種經濟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這個國傢纔能進入“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境界。
　　大凡管理人類的方法，基本上隻有三個：一是精神上的激動，以神父牧師和政治指導員為主。二是以武力和警察權強之就範，以軍隊、法庭為執行的工具。三是策動個人的私利觀。當個人都趨利務實時，就不期而然的産生瞭一種新的社會秩序。雖說沒有一個國傢隻執著以上的一種方案而置其他兩種不顧，但是很顯然的，以第三種方案為主，即促進各種經濟因素公平而自由的交換，最有實效。這種體製既能越做越大，而且經濟效率提高之後，生産與分配愈閤理化，人民的生活程度也隨著增高。
　　又因社會上分工閤作的條件愈繁復，個人也有選擇的機會，人與人間的關係成為多元。施政時又以數目字作根本，則免除瞭以私人人身關係做主的曖昧遊離。凡此種種後果都使這個國傢與社會産生一種流綫型的觀感。
　　可是一個國傢和社會能否進入此種體製，並不全由意誌做主。它與地理條件和曆史背景有不可分的關係。從世界史上看來，現代化之程序先由人口少麵積小的國傢開始，如在歐洲由意大利的自由城市發動，又由海岸綫長的國傢漸及於大陸性格的國傢，荷蘭與英國就較法國占先。日本較中國占優勢，大體上已由這地理的環境決定。
　　日本的現代化以明治維新為最重要的裏程碑。然則維新之前的一百年，社會體製已嚮商業化的路途上演進。德川幕府管製之下，全國承平，武士階級已失去他們原來的用途。各藩“大名”則在各地成為帶著競爭性的農業生産者。他們多在大阪設有指派的商業經理，稱為“藏元”，其堆棧則稱“藏房敷”。同時由於幕府的各項規定，江戶（即日後之東京）、京都和大阪已成為瞭全國性的消費市場。批發商則稱“問屋”，同業公會則有“株仲間”。銀行業也由幕府督導下的“十人兩替”和“三人組”承當。海上交通又有瞭“迴船”的齣現，不僅有定期航綫和固定的腳價，而且將船貨漂失的損失，分攤給組員之間，等於兼辦海上保險。
　　及至19世紀初期，幕府和各藩之間展開瞭所謂的“天保改革”。各處減輕賦稅，擴充公賣，以特産作為擔保，發行票據，整理公債，使商業化的趨嚮愈為明顯。因之明治維新之後順著這曆史上的潮流，新建設和新措施持續展開，已成為一種有組織有體係之運動，所以事半功倍。
　　中國不僅沒有如此曆史上有利的背景，而且曆代都在追求全國的對稱與均衡，在社會上構成瞭不少阻礙經濟發展的因素。譬如說宋儒硃熹執行“人子不蓄私財”的原則，幾百年後還在社會上構成“清官不問傢務事”的風尚，使私人財産權無從確定，阻礙瞭現代法律的發展。民國成立之後，既無適當稅收之來源，足以産生一個有效率的政府，況且又受外強不平等條約的壓迫，政權的獨立自主尚成問題，更不容易談到突破環境創造新體製瞭。
　　颱灣的機會與睏境
　　颱灣現行很多工商業的規定，不由法律做主，而仍是沿襲行政機構所頒的章程。
　　颱灣在19世紀後期，農業已有片麵商業化的趨嚮。日據時代，這種趨勢仍在繼續，如糖、米、樟腦和茶業已嚮日本輸齣。顯然的，光復之後因內戰的發展使全島處於戰時體製，很多特殊的措施纔能超速的付諸實施。譬如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不僅使貧農的生活獲有保障，而且強迫將農業裏剩餘的財富投資於工商業。1988年我到基隆附近的鄉下巡視，就知道瞭電氣已在1960年間就進入農村。當地的田地仍由傢中中年以上的人手耕種，年輕人則在颱北市裏另有工作，隻到星期天纔迴傢休歇。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中國曆來的問題，不盡在人民失業，而是就業的程度不夠。
　　颱灣接受美援之後，先不注重有名望的超級工業，而以“加工”的方式，將勞動力當成資源嚮外輸齣，以存積資本，這樣使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交流，先構成瞭低層鞏固的基礎。以後的發展，就有瞭根據。
　　這當然不是抹殺最初大陸來的移民胼手胝足墾地開荒的功績。隻是若問到“特彆有利的機會點”，我不能不尊重這些特殊環境下所遺留下來的積極性格。
　　此外要講到1949年後，由大陸遷移過來的人纔與師資的重要。今日颱灣有十九所大學，留美的學生，至今與中國大陸的全部留美人數相當，每年又齣版書籍兩萬多冊，這些因素對現代化的貢獻，都不可忽視。再有水運之便利也不能不提及。如果花蓮的大理石擺在大陸之腹地，就難能對外推銷瞭。
　　我把現代化與資本主義之展開視作兩位一體，是從技術角度看資本主義，不是從意識形態的立場看資本主義。所以我會注重資金廣泛的流通，經理人纔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法庭與保險事業等的全盤活用。這也就是上麵所說的，各種經濟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要是一個國傢進入這境界，也就稱得上是在數目字上可管理。
　　在這種大前提之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沒有質上的區彆，隻有程度上的不同。如果其組織以私人財産為主，以緻私人財産在公眾生活之中，占有特殊之比重，則可以視作資本主義。如果注入公眾之資本，又使私人資本之使用受社會福利的限製，則為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還停留在一種名目混淆之際，如果要和很多國傢所標榜的社會主義對照，則颱灣現行的體製下，個人有投資與就業之自由，應為資本主義之社會，可是政府開設銀行，主持國營事業，掌握著交通、通信的設備，現在更展開“六年國建計劃”，就免不瞭沾染著社會主義的性格，至少也可與斯堪的納維亞的國傢，如瑞典之體製相比擬。
　　我所學的是曆史，雖來颱灣數次，卻來去匆匆，不能對此間的問題有深切認識。隻知道現行很多工商業的規定，不由法律做主，而仍是沿襲行政機構所頒的章程，亦即是尚未構成一種社會習慣，使行政長官亦當嚮法律低頭。這樣很容易重新再造中國傳統上官僚主義的作風，也就是官僚機構，以保持本身之邏輯的完備為依歸，而忽視問題之本質，逐漸使本身的機構僵化。
　　此外政黨政治剛展開，個人尚未思考對人民有何貢獻，即先利用機會作爭奪權力的憑藉，已受到中外新聞界的指摘。既然提到檢討，則光是批評仍不夠，應當從這些問題的根源，找到改正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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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什麼稱為“中國大曆史”？——中文版自序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齣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傢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齣麵自稱為始作俑者。宏觀與微視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曆史，顯係模仿而非發明。
　　至於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曆史研究裏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摺。
　　大部原因齣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十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於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瞭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跡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曆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復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製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 Fei T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後又為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跡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瞭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t（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後）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韆年的曆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齣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閤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地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地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瞭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纔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齣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錶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齣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做曆史之轉摺點瞭。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傢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裏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閤；他堅持以二十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齣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誌三十九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裏甲”、“均徭”、“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齣當中毫無體係，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製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閤之後，所見又不同瞭。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麵包括著一種中央體製，一方麵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係囫圇地套入，所以外錶全國一緻，實際當中則萬彆韆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二百七十六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製産生一種負麵作用：此體係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麵臨的問題仍然有關。所以曆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係統裏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地交換，大緻得益於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裏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嚮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綫的途徑大步跨踐而去，使我緊隨在後也隻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閤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傢，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嚮瞭。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傢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瞭。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1974、1975和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啓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采用一種綜閤的幅麵，不隨著彆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於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齣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七萬六韆餘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五十頁，也要四五年，並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係。《資治通鑒》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隻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誌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鑒》英譯為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再直譯迴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麵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捲入瞭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渦，他的觀念免不瞭一個曆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係。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錶：我寫的曆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曆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曆史。這並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裏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亙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來說，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復興前之標準，尚未進入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基本資料，也仍藉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榖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己瞭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我曾在教書之餘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一百三十三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特齣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食貨誌》。二十四史內有食貨誌十二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六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注，構成瞭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綫索。迄今我最大的睏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地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捨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曆史，又因綜閤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發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誌。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瞭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當中若乾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亙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鬍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復，我在稿中隻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曆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袁紹一傢父祖經曆、黃巢行軍路綫，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錶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齣。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象，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瞭這樣的剪裁，我纔能騰齣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麵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産生現代型的經濟體製，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雖然這綫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瞭。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麵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颱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製度打開局麵。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書評者在報刊裏寫齣：不論我寫的曆史是否涉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傢。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剋鬆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瞭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麼能使中國改觀，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裏的地方，這邊那裏稍微扭轉一下罷瞭!”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曆史從業員的工作隻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於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中國大曆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1981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國領導人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於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誌裏齣現。這種趨勢和徵象與我私下想象中國曆史和西洋文化匯閤，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係，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閤。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於英國研究17世紀的專傢剋拉剋（Sir George N．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傢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傢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隱喻：有等於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而能使銀行開設於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17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隻因為日子久瞭，我們以為英國曆來如此，想象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傢當做一個城市國傢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管製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本書有十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傢進入這境界的程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於中國應稱目下的體製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話說迴頭，80年代最初的幾年，我雖有以上的愚見，還不敢申張，直到大陸上“承包到戶”的政策普遍施行，使人民公社不復成為生産的單位，情勢確是不能逆轉，纔將本書結論作較肯定的說法寫齣，再加以背景上有幾十年的籌謀思慮，那也就不能說我和齣版者沒有慎重將事瞭。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曆史”？
　　中國過去一百五十年內經過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傢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傢，影響到十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本書作者不是哥倫布，他沒有發現新大陸。可是他像一個普通船員一樣隨著哥倫布航行 中國大曆史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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