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毛诗大序》是一篇极重要的历史文献,对古代经学史和文学史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毛诗大序》参与到后世文化重建的过程中,不断生发出新的意义。《<毛诗大序>接受史研究:儒学文论进程与士大夫心灵变迁》在厘清汉代诗经学基本问题与经世致用旨趣的基础上,将重点考察了魏晋六朝的文人身份观念与汉代诗教之间的对抗性效应、唐宋文化变革论视野下孔颖达诗经学的范式意义、宋代儒学文论与“诗经宋学”的独特气质、郑樵诗经学与明代七子派诗学的乐教文化底蕴、清初“诗史”论域中的“温柔敦厚”,以及朴学影响下的儒学文论的知识生产方式等问题。最后,重点考察了现代文学观念、现代诗经学观念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等问题与现代个人崛起、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及现代知识制度等方面的联系。
作者简介
郑伟,男,1979年生,湖北枝江人,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先后就读于三峡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师从李春青先生攻读文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古代经学文艺思想的研究工作,重视发掘古代学术和经学教育体制对于诗学文化史的深刻影响。主持教育部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参与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和教育部基地项目2项,先后在《文学评论》《江西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河北学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山西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文化与诗学》等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目录
第一章汉代诗经学渊源述论 第一节乐教与诗教的更替 第二节先秦诗说与诗经汉学解释学形态的成立 一、春秋赋诗通义 二、诸子解诗思路 三、诗经汉学的解释学形态 第三节汉代政治文化与诗学问题 第二章《毛诗大序》的文化阐释 第一节《毛诗大序》的成书时代 第二节《毛诗大序》疏解 第三节《毛诗大序》的诗学问题 一、诗的“情志”与“情性” 二、诗史正变说 三、六义比兴论 第四节《毛诗大序》的话语结构及影响 第三章魏晋六朝:影响的焦虑 第一节人的觉醒及其困境 第二节《诗》的传统与“影响的焦虑” 第三节“吟咏情性”的诗学本体论 第四节“通变”——诗学传统进入当下的路径 一、《易》的“复变之道” 二、刘勰的《诗经》观本于诗经汉学精神 三、刘勰对儒家诗教的转换与修正 第四章唐五代:念述汉学 自作一经 第一节《毛诗正义》对毛诗学的论赞之功 一、“诗”与“乐”及其关系 二、从“诗志”“诗情”到“诗心”“诗意” 三、运用哲学思维弥合毛诗学的话语缝隙 第二节《毛诗正义》的诗学观念及范式意义 一、救世·时政·民本 二、诗愤·直谏·赋法 三、易象·兴象 第三节经世致用的唐代文学文化 第四节唐代文学的风雅之道 第五节晚唐五代讽喻诗学的新观念 一、唐五代诗格“以禅喻诗”的两种取向 二、“物象流类”说与讽喻诗的新观念 第五章宋元:诗文道流学贵自得 第一节“明体达用”的宋学精神 第二节诗文道流诚意境界 一、朱熹“文从道中流出”何谓 二、“文从道中流出”也是宋儒的共同理想,以及如何“从道中流出” 三、儒家文艺观的重构与转换 第三节诗经新义固自得之 一、学以自得为贵 二、诗经宋学的语境维度 三、诗经宋学之新义 第四节个案研究:欧阳修、郑樵、朱熹 一、欧阳修诗学 二、郑樵诗经学思想特质及贡献 三、“论性而不论气,则收拾不尽”——朱熹“淫诗”说的价值诉求 第六章明代:诗学文字教的颓势 第一节乐教精神在诗学领域的回归 一、乐教文化的复兴 二、观《乐记》论乐声处,便识得诗法 三、明中期复古诗学的价值 第二节心学精神向晚明文论话语的转换 一、阳明心学与七子派诗学的共谋 二、左派王学与心学文论精神 三、晚明心学文论的历史意义 第七章清代:欲求诗教之本源 第一节经世潮流中的诗史观念 一、清初经世文学思潮 二、诗史观念的深化 三、诗史论域中的“温柔敦厚” 第二节盛世美学的政治效应 一、诗之正变与温柔敦厚 二、技术性的文学理论 第三节变风复盛 一、词史 二、诗心 三、经济之文 第八章清末民初:想象现代回望传统 第一节现代文艺新观念 一、经世与空谈:儒学文论的困境 二、现代文艺观念的发生模式 第三节整理国故——诗经学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 一、“古史辨”派的诗经学研究 二、罗根泽与古代文论研究新理念 主要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历史地看,当《诗》脱离它的乐文化母体之后,其文字辞章便凸显出来成为一种思想观念的载体。诗教与乐教的区别不在这种观念本身,而在于它的存在方式和作用于人的途径。一般说来,乐教之诗并不独自表达一种精神内涵,它只有借助于仪式的操练才能释放它的意义,接受者在一种生活化的情景、氛围之中获得某种领悟。但是,《诗》的教化则是以经典释义为中介实现的,其基本方式是“礼”笺《诗》,通过“兴喻”、“正变”机制注入礼义内涵,通过“文字教”外烁于人。在汉代,今文“三家诗”很少提及乐教的理论,毛诗学的深义求解掩盖了《诗》的乐歌风貌,它的《诗大序》借用了乐论的表述来为诗的运用张目,但并不从音乐的角度解说“六义”,结果就出现了“汉儒以义理相授,遂使声歌之音湮没无闻”的情况,乐教失去了它的基础。 在诗经学史上,诗教话语和乐教话语相交织是决定古代诗学之基本结构的最重要原因。除了汉儒(特别是郑玄)与宋儒郑樵各自从“主义”说与“主声”说的立场出发,分别建立起一种彻底的诗学理论之外,古代《诗经》学者大抵便要徘徊在两种立场之间。他们在审视《诗》三百的时候,多能持一种“声歌”的视角,而骨子依然保留着有诗无乐的“义理”观念,这样他们在“主声”与“主义”的二维向度中建立起来的《诗》学体系多有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存在,表现为虽然“尊序”又要顾及《诗》的乐歌性质,虽然“反序”而又不能脱尽序说窠臼。 第二,经学话语与诗性话语。诗经汉学是一种意向性的阐释活动,它试图在《诗》文本与经学观念之间取得有效的关联,从而为经学的教化旨趣提供一个坚实的诗性认知的基础。《诗大序》就是这样一种经学话语与诗性话语相交织的文本。它的“情志合一”之论、“咨嗟叹咏”之说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性特征与创作动因,它对诗歌体裁与表现手法的理解充满了诗意的体验,而“正变”论以及“美刺谲谏”诸说也较为准确地阐释了诗歌的时代属性与社会功能。要之,《诗大序》的确回应了《诗经》的自身阐释诉求,表面上看似一幅无关政教善恶的客观面目。 ……
前言/序言
郑伟博士的新著要出版了,可喜可贺!对于读书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殚精竭虑、付出心血的著述问世更令人兴奋的了,作为对作者的成长亦曾付出心血的老师,我的兴奋当不在作者之下。我曾经读过此书初稿,也提出一些修改建议,看了修改稿,我知道作者又下了一番不小的工夫。郑伟博士是这样一个青年学者:对学问有着难以抑制的热情,阅读、思考、写作都是他最为享受的事情,不像有些所谓学者,在学界混了一辈子,一说起写文章还头疼不已!孔子不是早就说过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对学问一途,只有像郑伟这样乐在其中者方能真有所成就。郑伟请我为该书写序,我们有师生之谊,自然不能推脱,就利用这一机会谈一点读书心得吧! 《毛诗》是《诗经》唯一传世的本子,对于《诗经》的传承功不可没。然而对于《毛诗序》的评价却历来存在争议。在“四家诗”并立的两汉经学语境中这自然是正常现象,然而在唯有《毛诗》独存的宋代之后,对《毛诗序》的评价依然判若云泥,推崇者以为非圣人不能作,贬斥者以为乃村夫妄人之所为。到了现代,在西方文学观念以及疑古风气的影响下,更有论者把《毛诗序》视为蠢人的梦呓,视汉儒为愚不可及的笨伯,极尽嘲笑贬低之能事,令人叹为观止。 其实古人并不比我们更幼稚。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观点、一门学问总会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至少曾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毛诗序》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联系汉儒所处之境遇,体察其所思所想,就不难知道,如何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中与至高无上的君权相处,如何在此格局中居于有利地位,以便发挥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功能,乃是汉儒念兹在兹的事情。陆贾为此而殚精竭虑,贾谊为此而触怒功臣权贵,董仲舒为此而立天人感应之说,司马迁为此而著恢弘史传,更有许多儒生,如王臧、赵绾之属为此殒身。儒学得以独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实在是士人阶层苦苦争取的结果,是士人阶层与君权系统相互协商、妥协,最终合作这一漫长过程的产物。汉代经学,就其主流而言,正是参与了这一过程。《毛诗序》对诗歌的阐释策略本质上乃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意识形态建构,而非文学批评。明了了这一层,我们就或许会对那些胸怀大志的汉儒生出一份由衷的敬意,至少不会嘲笑其愚笨了。 另外,即使从纯粹学术史的流变看,汉儒说诗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渊源有自的。在西周的“文”的系统中,礼乐居于核心位置,而在礼乐之中,诗又具有重要地位。在祭祀、聘问、朝会、会盟等重要的典礼仪式中,在乡饮酒礼、射礼、婚礼等礼仪中,诗作为乐章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诗因而成为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成了一种贵族教养,久而久之,在贵族交往中诗就成为一种重要的言说方式,一种含蓄、优雅的表达方式。春秋时期贵族们交接聘问之际常常“赋诗”言志,言谈中也常常引诗以为证,就是这种表达方式最突出的体现。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周代礼乐文化系统中,诗和乐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一文化系统中,诗渐渐产生两种重要功能:一是“美”,即赞美歌颂,祭祀中用的颂诗都属于此类,那些叙述周人创业历史的《大雅》之作,也属于此类;二是“刺”,即批评时事、讽喻执政者,“变风”“变雅”中那些表达不满的作品均属于此类。这样,《诗经》作品在创作、传承与使用过程就形成了所谓“美刺”、“讽喻”传统。孔子“兴、观、群、怨”之说就是在诗歌的这一传统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汉儒以“美刺”说诗是有所依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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