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初次度揭秘军国主义“思想刺刀”，震撼还原日本侵华“笔部队”罪行。

◆一份铁证如山的日本侵华真实“罪案”，撕开日本军国主义的遮羞布。

◆用翔实的历史拆穿文化战犯的谎言，警戒日本右翼势力的第二次文化侵华。

◆全军军事文学重点扶持项目。

内容简介

《刺刀书写的谎言》聚焦抗日历史的空白点，初次翔实揭露日本“笔部队”以笔代刀、协力侵华的暴行，讨伐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火野苇平、林房雄、川端康成等日军“笔部队”为军国主义鼓噪，美化战争，炮制战争谎言，用笔助战，是文化战犯！这支被中国人遗忘的“笔部队”，战后逃脱惩罚，颠倒黑白，埋下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的祸根。《刺刀书写的谎言》用事实清算“笔部队”罪行。

作者简介

王龙，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少校，《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擅长用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写人物故事。著有历史散文集《天朝向左，世界向右》《国运拐点》等书。曾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四川文学奖、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文艺作品奖，参与制作多部历史纪录片。

精彩书评

作为国内首部探究解密日本“笔部队”真相的文学拓荒之作，《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揭露了分属于“从军作家”“军队作家”“转向作家”等不同类型的 十多个“笔部队”骨干分子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掀开了至今仍蒙在日本右翼知识分子身上的那层遮羞面纱。借由这个窗口，让我们走近这群美化侵略暴行的战时文坛罪人，在心中鸣响警惕日本歪曲历史的警钟。

——《解放军报》

近年一直从事中日比较研究的青年军旅作家王龙，最近正在创作新书《刺刀书写的谎言》，这也是国内首部揭露日本侵华作家真相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王龙决心通过当年日本侵华作家这个独特群体，剥掉极右势力的带血面纱，让世人对这样的歌颂军国主义刺刀的“笔部队”抱有警惕之心。

——《文汇报》

目录

不该遗忘的日本侵华“文化战争” 乔良

第一辑 恶魔的吹鼓手——“从军作家”

石川达三：镣铐与灵魂的较量

面对黑云压城的“政治恐怖”，石川达三绝无仅有地揭示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血腥兽行。然而惹火烧身后，他被迫前往中国战场“戴罪立功”。满纸荒唐言背后，远不止一把辛酸泪那么简单。

林芙美子：一场女人的战争

在日本军部的棋盘上，她是一颗极其重要的宣传棋子；在出版商的盘算里，她是一位值得炒作的当红作家；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她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汉口先锋”背后的狂热追捧，陆军班“头号功臣”的赫赫盛名，其实酝酿着繁华之中的危机，盛名之下的孤寂。大势已去，任她再抱薪救火，又怎能阻挡那为侵略者敲响的丧钟？

第二辑 蘸血为墨的谎言机器——“军队作家”

火野苇平：屠刀下的谎言

从默默无闻的小小伍长，到家喻户晓的“军队作家”；从化笔为刀的军国狂人，到暴得大名的“国民英雄”，火野苇平是战争期间影响最大的“人气作家”。他不知疲倦炮制的侵华文学，蛊惑了难以计数的日本国民，煽动了排山倒海般的战争狂热。他用无数鲜血染就自己的功勋章，也让成千上万的日本青年充当了法西斯战争的炮灰。可悲的是直到自杀身亡，他仍执迷不悟地坚称这是“爱国热情”。

藤田实彦：“铁甲武士”的疯狂战车

在所有侵华日军“兵队作家”中，他是军衔最高的一位。他率领坦克部队最先冲入南京城进行血腥杀戮，他还是关东军最后疯狂挣扎时的指挥官。在九死一生的战斗间隙，他“忠实记录”了进攻南京的全过程。奇人，奇书，奇事，注定了藤田实彦和他的《战车战记》成为极其罕有的侵略旁证。

岛崎曙海：滴血的橄榄枝

紧随日军隆隆开进的侵略战车，他们在战争废墟上如同戴着面具的能剧演员粉墨登场，在占领区以恩威并济、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教化安抚”，企图分化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面对岛崎曙海笔下日军“宣抚班”虚情假意伸出的滴血橄榄枝，国、共、日、伪四方在这场复杂的“思想战”中展开了一番鲜为人知的激烈较量。

第三辑 迷失的变节者——“转向作家”

牛岛春子：黑白“异人种”

从“共产罪囚”到“著名作家”，一夜之间头顶耀眼光环走上“满洲文坛”。灰姑娘变公主的神话让她激动不已，因而经不住诱惑为殖民政权树碑立传，塑造了许多“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铁杆汉奸形象。然而归根结蒂，牛岛春子和她笔下的中国汉奸一样，始终摆脱不了“异人种”的阴影噩梦，他们的灵魂终生都在漂泊流浪。

林房雄：“灵魂变色龙”

他是一条高深莫测的“灵魂变色龙”，他无数次“变脸”简直让人眼花缭乱：从3次入狱的“文学战士”，到幡然醒悟的“转向作家”；从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到威风八面的“文化使节”；从开除公职的“战犯作家”，到怙恶不悛的“右翼宗师”……林房雄是20世纪日本文坛的“斯芬克斯”，他天人交战的人生抉择，云谲波诡的命运沉浮，其实代表了整个日本文化界的某种缩影。

第四辑 随波逐流的“良知”——“摇摆作家”

与谢野晶子：迷途的“叛逆者”

一首惊世骇俗的反战诗，居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神圣的天皇！她是一位超尘脱俗的“火星来客”，永远凛然无畏，勇往直前。谁能料到，这位首屈一指的“反战诗人”，晚年思想却发生激烈蜕变，狂热无比地为虎作伥、以诗助虐。究竟是走火入魔，还是无可救药？她本质是“反战作家”，还是“天皇信徒”？

川端康成：默然的不安

在二战日本文坛，没有人比川端康成更懂得自由创作的可贵，也很少有他当初那种不甘低头的反抗。然而，对侵略战争从迷惘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他为何最终随波逐流、连自己也承认“既是风又是水”？

附录：被战火烧穿的文字——中国作家

王林：抗战小说被禁

在日军的疯狂“大扫荡”中，一部“当遗嘱写成”的抗战小说，却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非议、屡遭批评。王林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后半生将全部耗费在这部作品上。他的曲折命运，成为一个时代令人唏嘘的历史标本，更给文艺创新的制度环境带来诸多深刻的思索。

阿垅：向日本“笔部队”宣战

“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 南京保卫战的亲历者阿垅，拿起笔愤怒地向日本侵略者讨还清白，自证公道。而他最后的人生悲剧，浓缩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矛盾和痛苦，也映射出20世纪中国特殊的文学生态。

后记

精彩书摘

《麦与士兵》在日本出版发行之后，在英国、美国、日本出现了三个版本的英译本，除此之外它还被译成德语、俄语、汉语等二十国语言。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部既“感动”了全体日本国民，还风靡全世界的侵华文学作品？

其间最耐人寻味的，是上文提到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对《麦与士兵》的欣赏。这位1892年出生仅4个月后，就被身为传教士的双亲带到中国的美国女性，在中国生活长达近40年。1942年，在听闻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后，她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针对日本侵略者带给中国人民的种种灾难”，创作了长篇小说《龙种》，极度精确地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连中国人自己也很难写出这样形神兼备的佳作。

而就是这样一位视中国为“故乡”的正直作家，却于1939 年 6 月 7 日在美国杂志《新共和》上撰写了《一个日本士兵》一文，极力向美国读者推荐她读到的《麦与士兵》一书，称赞作者富有“诗意”和“温情”：“在士兵的淳朴中表现其美丽，赞扬了他们的崇高。但是却没有一点思想宣传的味道，也没有夸张的赞美和自我满足。”

其他美国批评家不但随声附和，还特别强调作者具有“人道情怀”，并以书中一个动人的情节为证：“我”因为看到一桶毛茸茸可爱的黄口小鸡，担心它们在战乱中饿死，便四处去找人来喂养，美国人据此认为作者富有“温暖的感情”。此书很快在美国行销了四十放版之多，火野苇平的“人道主义”深深打动了美国人，也冰释了他们怀疑日本当局觊觎侵略美国的“误解”。

这似乎是一个难解的谜题。火野作品中时时闪现这样充满“悲悯”之心的场景。在他的小说中，一面是杀人如狂，一面是唏嘘感伤。如同他自己曾经手书的一个条幅：“强的东西，就是美的东西，就是悲的东西”。

有人说，日本人最喜欢的四个字是“诚、梦、愁、美”。在日本独特的文化内涵里，悲与美是相通的。日本人钟爱诸如天边残月、初绽蓓蕾和散落的花瓣，认为其中潜藏着一种令人怜惜的哀愁情绪，而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火野笔下那些“屠刀上面有菩萨，鲜血里面见佛陀”的情节，正是日本人自《平家物语》以来形成的武士道的怪异的“审美”传统，是日本人所谓“菊花”与“刀剑”，“和魂”与“荒魂”的两面。

唯其如此，火野才会在作品中写到“我”一面在给自己孩子的书信中自豪地炫耀：“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爸爸使用那把爷爷给的日本刀，像岩见重太郎(生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武士)那样。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作礼物好吗？”(《土与士兵》)另一方面，他又直面杀戮之后日本军人灵魂中的灵魂挣扎，企图表现他们的“人性”之美：

在二十五里铺的城墙前面挖掘的壕沟中，支那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尸体中有的在微微蠕动着。看到这种情景，忽然感到自己竟这样漫不经心地麻木地看着这人间的惨状。我愕然了。我变成恶魔了吗？在战场上，我真想亲手射击、斩杀支那兵，而且，我也屡屡射击、或斩死了他们。面对敌人的死尸，我又感到了一种悲痛和感伤。我觉得一寒噤，转身离开了这里。

火野作品的最大迷惑性，恰好掩藏在这些“悲天悯人”的字里行间。如果仅看字面的描写，难免让人觉得他真是一位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但这些廉价的“温情”背后，却抽离出一个虚幻的背景。当他浓墨重彩地表现战场上那些惨不忍睹的“惨苦”“悲情”，一遍遍诱发读者的“感动”和“共鸣”时，早已悄然间遮断了读者理智判断的视线。阅读火野的《士兵三部曲》，会发现他在叙事策略上存在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战场细节真实生动，宏观背景模糊虚幻。

如果孤立地看,作品中个别人物的命运甚至局部场面的描写，不但显得非常真实，还不无激荡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但火野苇平明显有意回避了对战争伦理与道义、国家决策与个人命运之间的思考观照，而只是把战争背景作为一个模糊的远影放置在人物活动的舞台深处，彻底剥离了战争正义或邪恶的因果关系，更逃避追问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根本原因。

火野把一切可能引发对战争反思与怀疑的争议都尽可能地淡而化之，而把主要力气花在描写战斗的紧张惨烈、士兵的复杂内心、故事的原汁原味上。这样就割裂了作品的人物行为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造成了战场细节的真实与宏观背景的虚幻之间极大的反差。最终，火野创作中这种“偷梁换柱”的方式极其隐蔽。正如学者潘世圣所说，他置换了对战争本身应有的大是大非的诘问和思考，把作品变成了有血腥和感性但却没有是非善恶,有某种怜悯和哀伤但没有怀疑和追究勇气的文本。（潘世圣：《火野苇平及其<麦与士兵>的历史考察》

战后日本评论家分铜淳作认为火野苇平不过是“时代的悲剧的牺牲品”，他批判《麦与士兵》“不过是一篇不问战争的性质与目的，不问历史的意义所写成的战争的记录而已”，“( 火野) 放弃了自我，丧失了批判的精神”。他还指出《麦与士兵》所谓表面上的“人性”，其实是由圣战意识所产生的“人性”。虽有“人性”，但是仍然“不堪阅读”。

我国作家、评论家巴人早看到了火野的软肋。他于1939年在《文艺阵地》撰文，善意地提醒包括赛珍珠在内的美国友人，不要被《麦与士兵》所谓的“人道主义”所迷惑：

“试想一想，在生命的名义上，还有超过人类生命的吗？爱惜一窝小鸡却不惜以牺牲自己的决心，去帮助侵略者屠杀中国的广大民众，真正的人道主义者肯这样做吗？不，决不！火野苇平的这一节叙述，不过是虚伪的同情的贩卖而已。”

不可否认，《麦与士兵》那些片段或瞬间式的描写中，依稀可以感受到作家作为“人”的某种感情的下意识流露。只是这种“人间温情”在对中国人更多的血腥杀戮面前,实在显得太过于孱弱和矫情了。巴人指出，火野苇平那种对于一窝小鸡的“虚伪的温情”，不过是出于生物本能的一点点同情罢了。人道主义不仅止于对生命的怜惜，还应充满正义与公理的内容，否则那就是十足的“反人道”。相反，火野自己在小说中写到中国士兵的肩章背面都写着一句话：“不怕死，爱国家；不贪财，爱百姓”，这才是真正伟大的对“人道”精神的坚守维护。

事实上，火野笔下所谓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不过是见了被日军吓得“颤抖”的抱着小女孩的老太太，而用日语说了声“老太太，叫你受惊了”(见《土与士兵》)之类的事情；不过是对将被残酷屠杀的中国俘虏虚伪的怜悯。巴人在评论《麦与士兵》的时候，曾引用了作品中的这样一段描写：

兵士们有的拿出果子和香烟送给孩子，她们却非常怀疑，不大肯接受。于是一个兵拿出刀来大喝一声，那抱着小孩的女人才勉强受了。

巴人接着精辟而又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这刀头下的恩惠，却正是今天日本所加于我们的一切。只有汉奸汪精卫才会奴才一般地接受的。火野苇平所宣扬于世界的，也就是相同于这类情形的大炮下的怜悯。”

战争期间火野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告诉战友》，主要向即将归国的士兵传达火野个人的一些“期望”。在这篇文章中，他告诫士兵应该有的准则:“我们必须反省这样一句话：只是强大却并不是武士。我们的军队是美丽的军队，这是指我们不能忘记反省如何可以成为真正的人，应当时常保持谦虚。”

从中我们似乎看到火野十分关心日本军队的形象，并且要求士兵关爱中国的民众。对于这种前后矛盾的叙述，安永武人在《战时下的文学》的中评论也许能给我们解开疑惑：

实际上是作为模范士兵以及富于古代武士情谊的他（火野苇平），在面对着在他内心所形成的被美化的，带有观念性的“皇军”的时候——认为这些（残忍行为——作者注）对于进行“宏大战争”的天皇神圣而又伟大的军队来说，是不应有的行为，并在此基础加以批判的。

由此可见，在火野的思想深处，日本军队是“伟大的军队”，这场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一场“宏伟的战争”。他认为“伟大”的日本军队不应该做出自损形象的残忍事情，并不是从什么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去反省战争罪恶，更谈不上对中国人有什么真正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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