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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1918-1937（新译本）/海外中国研究文库》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使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资料，探讨20世纪初五四运动至抗战前的民间文学运动及其影响。这场运动由北京大学的几位青年民俗学者发起，他们批评封建儒家传统及贵族文化，认为它们是中国现代化的绊脚石。他们主张“到民间去”，找寻中国文学的真正宝藏。他们认为民歌、传说、儿童文学和谚语等是平民的“真声”，也是中国文学的精粹部分。他们还认为，这些平民文学种类长期受到上层儒家精英文化的轻视和压制，正在迅速消失，故应该抓紧抢救，努力搜集，恢复它们原有的光彩。民俗学者把中国文化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平民文化与贵族文化。他们大部分人认同平民文化，主张要向老百姓学习。这不仅代表了他们要重新评估中国文化的决心，也标志着他们反思自己的社会角色的转向，以及希望参与改革社会的抱负。这场民间文学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文化下乡”运动开启了先河。

作者简介

　　洪长泰（Chang-tai Hung），早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1973），旋即赴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宗教学硕士学位（1975）和历史学博士学位（1981）。美国卡尔敦大学副教授、教授（1984-1998），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1999 至今）。主要著作有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2011)，《新文化史与中国政治》( 台北：一方出版有限公司，2003)，《地标：北京的空间政治》(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 等多种。

前言/序言

　　中文初版序
　　［美］洪长泰
　　《到民间去》的中译本能够在中国出版，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件极为欣慰的事。
　　这本书主要讨论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文学的发掘、讨论和推广。五四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当时，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进行了重新估价。但是，历来研究五四文学的著作，大都偏重于写实文学、浪漫主义文学和城市消闲文学的讨论，却忽略了这一时期文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面，那就是青年民间文学家刘半农、周作人、顾颉刚和钟敬文诸先生大力提倡与热烈讨论的民间文学。事实上，就中国文学史而言，民间文学也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容忽视。
　　但是，《到民间去》并不单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的书，它还是一部有关民俗学和文化史的著作。五四知识分子在讨论民间文学的时候，还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化的大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才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中国文化是否全都是儒家的传统的“上层文化”？是否只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记？或是否只是达官贵人的“登科录”？民众究竟有没有文化？农民是否都是愚昧无知的？等等。中国五四民间文学家正是通过研究民间文学，对中国文化提出了一些新见解。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既有纵的一面（即上有儒家的“上层文化”，下有农夫村妇的“下层文化”），也有横的一面（即既有殿堂之学，也有不同地方的方言和区域文化）。五四民间文学家发现，那些久为人漠视的歌谣和传说，在文学和文化价值上，不仅不逊色于“上层文化”，而且比“上层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生气勃勃。通过对民间文学的认识，五四民间文学家打破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一元论”的看法，进而对中国文化作出了一种比较全面和客观的评价。
　　如书中所说，五四民间文学运动的起因，既有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思想冲击，也有对传统的中国民间文学的重新肯定。例如，英国民俗学家安得鲁·朗(Andrew Lang)和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周作人的影响很大，而明朝冯梦龙的著作给了顾颉刚一定的启发等。总的来说，五四民间文学家已开启了融会中西思潮的先河，打开了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这对当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是有益的启示。
　　五四迄今，西方民俗学的研究又涌现出不少新成果，而中国民俗学方面也不乏建树。目下所缺少的，似乎是进一步的互相比较、互相交流的论著。希望将来中国民俗学发展的途径之一，是能够继续加强与西方民俗学的切磋共学。彼此互为印证，成果一定十分可观。例如，本书“传说”一章已指出，徐文长的故事并非中国所独有，西方不少国家也不乏徐文长型的人物。那么，为什么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会出现同一类既庄且谐、似智又愚的这种人物？他们的出现，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民众心理？又会对社会的风俗习惯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倘若开展这样的比较研究，作者相信会出现更多的新成果。
　　在方法学上，《到民间去》采用了介乎民俗学、文化史和思想史之间的方法。本书既非纯民俗学的著作（即没有采用西方民间文学分类学中所惯常采用的“主题”和“类型”的方法来作研究），也不是传统思想史的写法（即并非注重一家一言的分析），而是集历史学、文学与民俗学于一身。这种写法，缺点是有些“杂乱无章”，好处则是打破了一般学术的界限，取长补短。作者希望借此从多种角度来看同一问题，从而得出新观点、新结论。作者认为，目下研究学问，不应囿于一家一言。民俗学可以给历史研究提供不少宝贵的材料，而历史学也可给民俗学提供一些线索和脉络。近年来，法国新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的史学家对民众思维(mentalités)的研究所得出的杰出成果，便是成功地结合了历史学、民俗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的明显例子。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钟敬文先生为本书作序。钟先生以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参与者的身份，对本书作出了评价并填补了不少空白。本书中译本出版之时，适逢钟先生的九十大寿，真是巧合。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奠基人之中，大都是“半路出家”的，如顾颉刚先生的本业是研究古史，刘半农先生的兴趣在语言学，周作人先生则是小品文名家等。顾、刘、周诸先生对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都有重要的贡献，但因各有专业，对民间文学的研究都不能“持之以恒”（刘先生则不幸早逝）。唯有钟敬文先生自始至终，旗帜鲜明。过去数十年来，钟先生孜孜不倦地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园地中默默耕耘，开拓了无数新领域。中国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今日能够成为两门大学问，钟先生的贡献最大，称得上是“现代中国民间文学之父”。
　　1989年秋天，作者访学北京师范大学，有幸受教于钟先生，获益良多。两个月的接触，作者更体会到了钟先生的为人。钟先生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最令作者深感于怀的，是他那种追求学问的真诚、热心和广大胸襟。钟先生实在是知识分子的典范。
　　最后，这本中译本能够在中国出版，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董晓萍博士。为了翻译此书，董女士花了不少心血。她的译文生动流畅，信而雅达，带给了英文原著所没有的一种中国色彩。这样的成果，倘没有对中西民俗学的深厚了解，是无法至此的。
　　1992年7月17日
　　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之北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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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有关于知堂的章节，所以就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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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众多海外中国研究独树一帜的政治史力作。其原创性贡献在于，井未囿于传统的史学描述范式——把“军阀政治”视为由拥兵自重的武夫所组成的军政集团，聚焦于军阀的逸闻趣事，而是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前提下，以“权力均势系统”和“角色行为规则”为观照，试图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社会心理等多重历史要素中，勾勒出全方位政治运作的多元图景。研究思路独特，创见迭出，熔历史与理论于一炉。读者既可从中感知军阀个体的特殊行为惯习，又能从中把握政治生态演变背后的北洋式逻辑，堪称一部跨学科研究的经典之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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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经过近十年的资料整理和潜心写作，推出了这部以清代雍乾时期著名政治人物陈宏谋为主题的鸿篇巨制——《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陈宏谋是清代中叶著名的官员，其为官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身后留有多种著作，清代治世名书《皇朝经世文编》中收录其文章多篇，可见其人和思想在清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作者并未将本书写成一部传统的人物传记，而是从为官到做人、从经世到治家诸多方面剖析了陈宏谋的思想与政治生涯。作者认为陈宏谋是清代中期上层官僚的代表，解读他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那个时期官员如何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所从事的事业和所面对的社会。本书通过人物史写社会史，是了解18世纪官僚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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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本书认为，军需处—军机房—军机处三阶段说不成立。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雍正时期的内廷机构是小规模、分立的，直到乾隆二年，才有了统一的、后来拥有广泛权力的军机处。非正式性的军机处拥有法外活力，加之保密性、满汉混合、人员兼职、频繁战事、皇帝热衷巡幸、大臣们的野心等因素，使它能在行政、通信等诸多领域迅速扩张。结果是：内廷有从君主统治到大臣管理的转型；君主的统治已离不开军机处，君主@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在决策上，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嘉庆朝的军机处改革，是在军机处的主导下进行的，并未触动军机处的地位。军机处对清朝的统治影响深远。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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