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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新譯本）/海外中國研究文庫》從文化思想史的角度，使用民間文學和民俗學資料，探討20世紀初五四運動至抗戰前的民間文學運動及其影響。這場運動由北京大學的幾位青年民俗學者發起，他們批評封建儒傢傳統及貴族文化，認為它們是中國現代化的絆腳石。他們主張“到民間去”，找尋中國文學的真正寶藏。他們認為民歌、傳說、兒童文學和諺語等是平民的“真聲”，也是中國文學的精粹部分。他們還認為，這些平民文學種類長期受到上層儒傢精英文化的輕視和壓製，正在迅速消失，故應該抓緊搶救，努力搜集，恢復它們原有的光彩。民俗學者把中國文化劃分為涇渭分明的兩個階層：平民文化與貴族文化。他們大部分人認同平民文化，主張要嚮老百姓學習。這不僅代錶瞭他們要重新評估中國文化的決心，也標誌著他們反思自己的社會角色的轉嚮，以及希望參與改革社會的抱負。這場民間文學運動為後來中國共産黨在延安時期的“文化下鄉”運動開啓瞭先河。

作者簡介

　　洪長泰（Chang-tai Hung），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1973），鏇即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獲宗教學碩士學位（1975）和曆史學博士學位（1981）。美國卡爾敦大學副教授、教授（1984-1998），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1999 至今）。主要著作有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5)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Mao’s New Worl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 University Press, 2011)，《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 颱北：一方齣版有限公司，2003)，《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 香港：牛津大學齣版社，2011) 等多種。

前言/序言

　　中文初版序
　　［美］洪長泰
　　《到民間去》的中譯本能夠在中國齣版，對於作者來說，是一件極為欣慰的事。
　　這本書主要討論瞭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民間文學的發掘、討論和推廣。五四運動無疑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當時，在新思潮的影響下，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學進行瞭重新估價。但是，曆來研究五四文學的著作，大都偏重於寫實文學、浪漫主義文學和城市消閑文學的討論，卻忽略瞭這一時期文學中極為重要的一麵，那就是青年民間文學傢劉半農、周作人、顧頡剛和鍾敬文諸先生大力提倡與熱烈討論的民間文學。事實上，就中國文學史而言，民間文學也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一環，不容忽視。
　　但是，《到民間去》並不單是一部有關中國現代民間文學史的書，它還是一部有關民俗學和文化史的著作。五四知識分子在討論民間文學的時候，還提齣瞭一係列有關中國文化的大問題，那就是：究竟什麼纔是“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一元的還是多元的？中國文化是否全都是儒傢的傳統的“上層文化”？是否隻是帝王將相、纔子佳人的傳記？或是否隻是達官貴人的“登科錄”？民眾究竟有沒有文化？農民是否都是愚昧無知的？等等。中國五四民間文學傢正是通過研究民間文學，對中國文化提齣瞭一些新見解。他們認為，中國文化是多元的。中國文化既有縱的一麵（即上有儒傢的“上層文化”，下有農夫村婦的“下層文化”），也有橫的一麵（即既有殿堂之學，也有不同地方的方言和區域文化）。五四民間文學傢發現，那些久為人漠視的歌謠和傳說，在文學和文化價值上，不僅不遜色於“上層文化”，而且比“上層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生氣勃勃。通過對民間文學的認識，五四民間文學傢打破瞭傳統的“中國文化一元論”的看法，進而對中國文化作齣瞭一種比較全麵和客觀的評價。
　　如書中所說，五四民間文學運動的起因，既有來自西方和日本的思想衝擊，也有對傳統的中國民間文學的重新肯定。例如，英國民俗學傢安得魯·朗(Andrew Lang)和日本民俗學傢柳田國男對周作人的影響很大，而明朝馮夢龍的著作給瞭顧頡剛一定的啓發等。總的來說，五四民間文學傢已開啓瞭融會中西思潮的先河，打開瞭中西學術交流的大門。這對當代中國民俗學的發展，是有益的啓示。
　　五四迄今，西方民俗學的研究又湧現齣不少新成果，而中國民俗學方麵也不乏建樹。目下所缺少的，似乎是進一步的互相比較、互相交流的論著。希望將來中國民俗學發展的途徑之一，是能夠繼續加強與西方民俗學的切磋共學。彼此互為印證，成果一定十分可觀。例如，本書“傳說”一章已指齣，徐文長的故事並非中國所獨有，西方不少國傢也不乏徐文長型的人物。那麼，為什麼在不同社會、不同時期會齣現同一類既莊且諧、似智又愚的這種人物？他們的齣現，究竟反映瞭什麼樣的民眾心理？又會對社會的風俗習慣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倘若開展這樣的比較研究，作者相信會齣現更多的新成果。
　　在方法學上，《到民間去》采用瞭介乎民俗學、文化史和思想史之間的方法。本書既非純民俗學的著作（即沒有采用西方民間文學分類學中所慣常采用的“主題”和“類型”的方法來作研究），也不是傳統思想史的寫法（即並非注重一傢一言的分析），而是集曆史學、文學與民俗學於一身。這種寫法，缺點是有些“雜亂無章”，好處則是打破瞭一般學術的界限，取長補短。作者希望藉此從多種角度來看同一問題，從而得齣新觀點、新結論。作者認為，目下研究學問，不應囿於一傢一言。民俗學可以給曆史研究提供不少寶貴的材料，而曆史學也可給民俗學提供一些綫索和脈絡。近年來，法國新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的史學傢對民眾思維(mentalités)的研究所得齣的傑齣成果，便是成功地結閤瞭曆史學、民俗學和人類學的方法的明顯例子。
　　在此，我要特彆感謝鍾敬文先生為本書作序。鍾先生以現代民間文學運動的參與者的身份，對本書作齣瞭評價並填補瞭不少空白。本書中譯本齣版之時，適逢鍾先生的九十大壽，真是巧閤。中國現代民間文學的奠基人之中，大都是“半路齣傢”的，如顧頡剛先生的本業是研究古史，劉半農先生的興趣在語言學，周作人先生則是小品文名傢等。顧、劉、周諸先生對中國現代民間文學運動都有重要的貢獻，但因各有專業，對民間文學的研究都不能“持之以恒”（劉先生則不幸早逝）。唯有鍾敬文先生自始至終，旗幟鮮明。過去數十年來，鍾先生孜孜不倦地在民間文學和民俗學園地中默默耕耘，開拓瞭無數新領域。中國民間文學與民俗學今日能夠成為兩門大學問，鍾先生的貢獻最大，稱得上是“現代中國民間文學之父”。
　　1989年鞦天，作者訪學北京師範大學，有幸受教於鍾先生，獲益良多。兩個月的接觸，作者更體會到瞭鍾先生的為人。鍾先生不僅學問淵博，而且最令作者深感於懷的，是他那種追求學問的真誠、熱心和廣大胸襟。鍾先生實在是知識分子的典範。
　　最後，這本中譯本能夠在中國齣版，還要感謝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的董曉萍博士。為瞭翻譯此書，董女士花瞭不少心血。她的譯文生動流暢，信而雅達，帶給瞭英文原著所沒有的一種中國色彩。這樣的成果，倘沒有對中西民俗學的深厚瞭解，是無法至此的。
　　1992年7月17日
　　於美國明尼蘇達州之北園市


到民間去：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1918-1937（新譯本）/海外中國研究文庫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評分☆☆☆☆☆

滿減下來書真的很便宜，質量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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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漢學傢不一樣的角度，很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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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所收入人物，上起自隋入唐而主要事跡在唐代者，下至五代十國入宋而主要事跡在入宋以前者。全書收入近二韆七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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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好。運輸及時，物流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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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民國政治以爭鬥為標誌，爭鬥的一方是齣現於晚清的地方勢力，另一方則是官僚國傢政府——承繼自清代，其中絕大部分袁世凱都未加變動。在他眼中，地方力量無疑是無紀律而危險的，他沒有嘗試去籠絡它們，也未能理解精英動員（更不用說民眾動員）的潛能。袁世凱確實試圖改革政府的司法與金融機構，聘請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士，鼓勵工業，興建學校（僅指男校），建立現代文官製度，禁絕@，重建基礎設施。因此，他是在尋求延續並擴展清末新政。正因為袁世凱是位軍事傢，所以，他的政府在一個特殊的意義上顯得符閤現代這個詞：如果軍隊能成為紀律嚴明的民眾動員的典範，那麼整個民族將會齊步前進。這一軍事典範後來影響瞭國共兩黨的社會動員觀念，但是，隻要袁世凱是通過臃腫的官僚體係進行統治的，他的政府就不可能不是保守、腐敗且無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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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很不錯不錯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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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武漢三鎮及其它城市裏的年輕的中國資産階級，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站在瞭支持革命政府的一邊。實際上，在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裏，在漢口從事純粹國內貿易和買辦貿易的領域，發生瞭好幾起商業活動，都是最初支持建立民國的著名活動。[7]當然，這種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19、20 世紀之交所發生的一係列國內、國際巨變為前提的，但也是長期以來中國城市社會不斷變化的結果。

評分☆☆☆☆☆

以民國時期的大學為研究對象，主要分析瞭北京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上海的聖約翰大學、交通大學、上海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公學等京、滬兩地大學不同的辦學風格、校園文化，及其與上海經濟、民國政治、國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互動關係，敘述瞭民國都會學院精英在政治、學術的交互拉力中雖取得國際化，但在國內環境中卻無所適從、漸入頹唐的艱難過程，是作者在中國近代教育史和上海都市文化史領域研究多年的一部力作。

評分☆☆☆☆☆

是作者關於近代漢口社會研究的第二部著作。書中深入研究瞭19世紀漢口的城市結構、社區狀況、各階層的處境和衝突，以及官方和地方精英對城市的控製等等。與前一部著作《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和社會（1796—1889）》的考察焦點集中於商業精英不同，本書拓展瞭視野，具體分析瞭城市勞動階級的心態及其行為。為重要的是，本書嘗試解釋社會衝突的結構與進程，以及漢口作為一個自發的、內聚性的社會單元的城市，是如何維持其自身並不斷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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