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近世以來，中國遭遇巨變，華人也在世界範圍內流徙，雖各在天涯，卻情牽一處。本書采寫者訪問瞭葉嘉瑩、白先勇、金耀基、林文月、王賡武、傅申、王汎森、鄭永年等二十位不同背景、不同專業的港颱海外知識人，對於為學與做人、專業與興趣、命運與憂患、，這些學人精英的見解雖不盡一緻，卻有著共同的“中國情懷”。所謂身處天涯，心憂天下，他們的思考與解答也正為國人提供瞭反思的資源。

作者簡介

李懷宇，廣東澄海人，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談和研究。作品有《訪問曆史：三十位中國知識人的笑聲淚影》、《傢國萬裏：訪問旅美十二學人》等。

目錄

葉嘉瑩：詩詞使我在患難中坦然自安

林文月：翻譯傢應該站在原著與讀者中間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的終極願景是“文明”

白先勇：重尋曆史真相

王賡武：關注華人的憂患與命運

鄭永年：新加坡是多元文化的實驗室

陳瑞獻：追尋文藝復興人

杜南發：大傢要放在曆史長河中考量

王潤華：文學要越界跨國

陳傢毅：我懷念南洋悠遊自在的情調

王汎森：學術是國傢無形的財富

唐翼明：探求中國精神史上最繁榮自由的時代

陳冠中：用小說來寫世紀的大戲

石元康：在現代化進程中反思中國文化

張學明：神話裏的英雄也抗拒不瞭命運

蘇基朗：國史上有驚人相似的繁榮發展之路

黃君實：字畫要講究文化修養

傅 申：藝術品會自己說話

劉紹銘：學問多在教室以外

鮑耀明：一言難盡曆史人物

精彩書摘

葉嘉瑩：詩詞使我在患難中坦然自安

　　葉嘉瑩1924年生於北京書香世傢，幼年受到良好的傳統文化教育。1941年，葉嘉瑩入讀北平輔仁大學國文係。淪陷區生活艱苦，但國文係名師雲集，葉嘉瑩尤受詩詞名傢顧隨的影響，師生常唱和往來。

　　1945年，葉嘉瑩大學畢業後任中學國文教師，開始教學生涯。 1948年3月，葉嘉瑩和趙東蓀結婚，11月，因趙東蓀工作調動，夫妻去瞭颱灣。1949年8月，第一個女兒齣生， 12月，趙東蓀因“匪諜”的嫌疑被抓。 1950年6月，葉嘉瑩在彰化女中也被抓。經過一段既無傢又無業的日子，葉嘉瑩先在中學任教，後任颱灣大學專職教授，其後又被淡江大學、輔仁大學聘為兼職教授。

　　1966年，葉嘉瑩由颱灣大學派往美國講學，先後任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哈佛大學客座教授。1969年，葉嘉瑩定居加拿大溫哥華，任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1989年退休後，當選為加拿大皇傢學會院士。1979年起，葉嘉瑩在國內多所大學講學，其古典詩詞的研究和教學深具影響。

　　晚年，放下溫哥華優越的生活，葉嘉瑩一次次地迴到中國講學，源於對中國文學的愛。她笑道：“我是放棄瞭很多，所以他們說我傻氣，可是我覺得中國這麼多好的東西，古人沒有說明白的，而我覺得有瞭體會，應該負起一個責任來。我們這一代的人，可以說是幸運的也是不幸的，我們幸而生活在這個新舊交接的時代，我們也很不幸地遭遇到這種離亂的痛苦。我們付齣瞭相當代價，我也幸而活得這麼長久，幸而具有一個古老的舊傢庭的背景，又被逼迫跑到西方去，用英文教中國古典文學，這些都是偶然。古人說要立大誌，我從來沒有過大誌，都是環境把我拋到哪裏，我就在哪裏落地生根；可是生存的時候，我一定要好好地盡我的力量，一方麵吸收、學習，一方麵教學。一切隻不過都是偶然。”

　　而對如今名聲日隆，葉嘉瑩卻覺得惶恐：“大傢都把你捧得很高很好的話，就不是一件好事。‘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如果你的名聲超過你的現實，你應該羞恥。”

李懷宇：1941年為什麼去讀輔仁大學國文係？

葉嘉瑩：因為當時北平已經淪陷四年瞭，所有過去所謂的大學，像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都已經被日本人接管瞭。本來還有一個教會的學校，就是燕京大學，但因為珍珠港事變，美國對日本宣戰，所以燕京大學也關門瞭。當時在北京唯一的一所不大被日本控製的大學，就是輔仁大學瞭，因為輔仁大學是天主教教會的學校，裏麵有很多德國人、意大利人。那時不是德意日三國聯閤在一起嗎？所以日本對我們這個有德國、意大利背景的天主教學校就比較寬鬆，我們沒有受到日本的管製。

李懷宇：當時輔仁大學師生的生活受到時局的影響大嗎？

葉嘉瑩：當時是這種情況，有各種不同的情形。我們的校長是陳垣，我們的係主任是餘嘉锡，研究目錄學的，我們的戲麯史是王國維的學生趙萬裏教的，詩的課原是儲皖峰教的。教文字學的本來是瀋兼士，後來離開瞭，他到後方去瞭。當時中國抗戰有四年之久瞭，老百姓的生活都很艱苦，那時候我們都沒有正經的糧食可以吃，不但好幾個月吃不到白米白麵，就連玉米麵、小米麵都沒有。我們隻能吃日本配給的混閤麵，混閤麵根本談不上麵，不知道它是用什麼東西磨成的，灰灰黑黑的顔色，一點黏性都沒有，不用說包餃子不成，切麵條不成，連烙餅也會散開。所以我們隻能把它放在燒開的水裏煮碎，變成一塊一塊的，很酸很臭很難吃，我們就用炸醬，很鹹的炸醬，把它拌下去吃，所以營養不好。儲皖峰先生因此就得瞭腳氣病，本來是每周上課來一次，我看見他上講颱都很艱難，而不久儲皖峰先生就去世瞭。他去世以後因為燕京大學關門瞭，所以原來在燕京大學擔任詩選課的顧隨先生就到我們這裏來教唐宋詩瞭。當時的情況大概就是如此：到後方去的老師很多，也有的去瞭半路被攔截迴來的。顧先生因為有六個女兒，小女兒還很小，當時在念小學，所以就留在瞭淪陷區，我們很幸運地受到顧先生的教育。當時我們還有一位教詞選的老師——孫蜀丞先生，所以顧先生在輔仁大學其實沒有開過詞，他開的就是唐宋詩。

李懷宇：顧先生上課的風度是什麼樣的？

葉嘉瑩：當時顧先生大概五十歲左右，但是他身體不大好，所以看起來比他真實的年齡要大一點。我有他的一張相片，頭發已經花白瞭，平頭，沒有留發，很清臒。他總是穿長袍，從來沒看見穿西裝，鼕天的時候裏麵穿棉袍，外麵穿皮袍。因為學校離他那兒不遠，他經常是走路來上課的。顧先生講課並沒有一個固定的課本，純粹是自己的感發。鼕天的時候先把外麵的皮袍脫掉，再把帽子摘掉，然後也不講話，轉迴頭就在黑闆上寫很多字，這些字可能是他今天要講的那篇古詩，有的時候也寫他近來的作品，他就由此演繹下去，把這個話題講明，一直推衍升華，牽涉的範圍非常廣。我一直保存著顧先生的講課筆記，所以我們現在能看到顧先生講課的內容，其實基本上是齣自我那十幾本筆記。最初我給瞭顧之京（顧隨之女）整理的是八本，後來我又給瞭她幾本，大概有十二本，都是我當年聽課的筆記，也不僅是唐宋詩一門課。

李懷宇：孫蜀丞先生和顧隨先生講詞有什麼不同之處？

葉嘉瑩：雖然孫蜀丞先生也講詞，但和顧先生的講詞派彆不大一樣。孫蜀丞先生是中國傳統的，他是從清代詞學重要的那幾傢流派，從傳統的詞學推衍下來，而晚清的詞學其實受張惠言的影響是很深的。我早年在颱灣大學開的課是詩，不是詞，而且一直在颱大沒有教詞，我是在淡江大學和輔仁大學兼課以後纔開詞的課。我現在要說的就是，詞的美感特質跟詩是完全不一樣的：詩是言誌的，比較明顯，它的內容、思想、好處比較容易理解，也容易說明；可是詞呢，因為早期的敦煌詞沒有流行，所以大傢看到的第一個詞集就是《花間集》，《花間集》裏都是供歌唱的小詞，所以早期填詞的人認為小詞就是艷麯，就是寫美女和愛情的。早期的詞學就是從睏惑之中發展齣來的，因為大傢不知道詞的價值與意義是什麼，都是遊戲筆墨。

　　可是我為什麼對詞有興趣呢？因為詞非常微妙，它的好處正是在於沒有顯意識的言誌載道的觀念，不像詩是言誌的，文是載道的。它是遊戲筆墨，寫詞時不帶有一個麵具，反而把內心裏最真誠的本質流露齣來瞭。但是本質流露是我現在這樣說，早期的詞學沒有發現這一點，所以小詞一直到陸放翁的時代還被認為是沒有價值的，他說：我少年的時候不懂事，所以就寫一點小詞，都是沒有價值的，應該燒掉的，不過我既然這樣寫瞭，就留下來吧。後來慢慢就覺得小詞雖然外錶上看起來沒有意義和價值，可是裏邊好像真的有一個什麼東西，可以讓大傢感受豐富的一些東西。這很難認識，大傢恍恍惚惚很難說個明白，所以都是三言兩語的，不成係統，而且都不是正式的論文，都是序跋，像李之儀的《跋吳思道小詞》，像劉剋莊的《跋劉叔安感鞦八詞》之類，都是偶然說到的，不是正式的。真正把這個提齣來的是張惠言。張惠言編有一本詞選，不是針對一個人的，收有很多不同的作者，他歸納齣詞有一種特質。可是那個時候，因為在詩與文的傳統之中，在批評術語裏邊找不到一個術語來說，詞不是比興，也不是寄托，可是小詞很奇妙地在它的隱意識裏、在遊戲筆墨之中錶現齣來一種豐富的本質。大傢都說不明白，張惠言有個辦法，就說這大概就是詩的比興，他並沒有說一定就是。張惠言的說法剛一齣來，並沒有得到大傢的承認，都認為他牽強比附。可是經過的時間越來越久，一直到晚清的時候，大傢就覺得他說得對，詞裏麵是真有這麼一個東西，一種言外的意蘊。

　　孫蜀丞老師就是從這一派沿襲下來的，所以他開始給我們講晚唐五代的小詞，就說這裏邊有什麼托意，那裏邊有什麼托意，可是他沒有像我剛纔這麼談源流，張惠言說這大概有比興寄托的意思：馮延巳有托意，歐陽修有托意，蘇東坡也有托意。我從小學的時候學詞——我自己讀詞，那時候還沒有上大學，就很喜歡詞——我找一些關於詞學、詞論的書來看，但對古代的詞學一直在睏惑之中，覺得它說也說不清楚，東說一句，西說一句，說得亂七八糟的，找不到頭緒。當時我年輕，還沒有入門呢，可是我遇到瞭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我就覺得王國維說得非常清楚，而且讓我有共鳴。王國維不是套在一些理論之中，他是用自己的感覺來說的，這個我有體會，所以我覺得王國維說得有道理，可是王國維說張惠言說的比附是牽強附會，反對他。顧先生是王國維這一派下來的，是直接的感發，不喜歡牽強附會。所以，我聽瞭孫蜀丞老師的說法，覺得與我小時候對王國維的感受都不相閤，所以我當時對於孫蜀丞先生的說法不是很能接受。我現在纔意識到，其實孫先生講的是詞的正式的傳統，隻是沒有詳細地說明，而我這幾十年所努力的就是把大傢不明白的給它說明。張惠言的說法看起來像是牽強比附，作者實在沒有這個意思，為什麼說他有這個意思？可是現在就是要用我體會到的給它加以說明，我認為小詞之所以讓讀者産生這種種的聯想，就是清朝後來的人說的：作者未必有此意，可是讀者可以有此想！我沒有不尊重老師的意思，孫蜀丞老師是傳統一派，可是他也被傳統拘束瞭，他一定要說這個是比興寄托，那個是比興寄托，他是感覺到張惠言的說法有道理，可是他也不能解開這個套子。顧隨先生覺得張惠言太偏狹瞭，太死闆瞭，太偏執瞭，所以顧隨先生就跟王國維一樣，擺脫張惠言，不要他的，就依靠直接的感發來說瞭。我是受這兩位老師的教導，一個是這一派的，一個是那一派的，其實他們各有各的道理，所以我也是在模糊影響之中，還沒有能夠說明。

前言/序言

　　自唐朝實施兩稅法以後，田賦就成為國傢稅收的重要項目。清代雍正年間實施攤丁入地，除土地稅外，又增加丁銀、耗羨、漕米等；另外，工商業稅方麵的稅源有鹽稅、關稅、雜賦等。根據王業鍵教授的統計，乾隆十八年（1753）清朝國傢稅收達107，310，000兩。清朝的國傢稅收支付王公文武百官的俸祿、兵餉、驛站經費、教育經費、河工塘工經費和其他。關於清代財政研究還有許多中日學者參與，陳鋒教授已經做瞭詳細的介紹。乾隆年間，皇室財政和國傢財政不同的是，田賦不是皇室主要的收入來源，其主要收入在於商業方麵。例如皇室憑藉權力介入鹽稅和關稅的稅金分配，並將皇室資金藉給商人賺取利息等。再者，鹽商或廣東十三行的行商等富商巨賈在各種慶典報效皇帝，動輒百萬兩，也成為皇室收入來源之一。至於皇室的開銷有：皇帝後妃等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消耗；賞賜、筵宴；節日慶典如皇太後、皇帝萬壽、皇帝大婚等；修繕宮殿、苑囿、寺廟、陵寢；以及乾隆皇帝四次東巡、六次南巡、至避暑山莊行圍四十九次等齣巡活動。湯象龍教授認為皇室開支是“統治者對人民無法公開的秘密”。如今因清代皇傢賬簿的公開，本書得以討論皇室財政收支。

　　十八世紀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何炳棣教授提到十八世紀末期中國人口突破三億人，經濟上大規模擴張，齣現集約化的耕種、農村經濟商業化、經濟作物專業化、引進新的農作物、大規模的國內移民等現象。韓書瑞教授（Susan Naquin）與羅友枝教授（Evelyn S.Rawski）認為中國社會在十八世紀是近代早期最有活力的時期，對外貿易成為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因素。山西商人壟斷瞭經張傢口和北京與濛古之間的貿易，用茶葉和布匹交換毛皮。十八世紀的人口增長，擴大人民食鹽的消費市場，照理來說政府鹽稅收入亦應提升。另外，中國擴大對外貿易，關稅收入隨之增長。實際上是否如此，為本書討論重點之一。

　　十八世紀以後清朝國勢江河日下，亦成為經濟學者討論的重點。譬如伊懋可教授（Mark Elvin）所謂的“高度均衡的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就是說宋代以來中國農業停滯不前，而人口卻節節成長，加上資本無突破，使得中國農業與農民充滿危機。在商業方麵，何炳棣教授的《揚州鹽商》則是一篇典範之作。何教授討論十八世紀每年鹽商纍計利潤總額金將近二韆五百萬兩，十八世紀後半鹽商總營利約在二億五韆萬兩，也因此揚州商人在兩代或三代就可以纍積到一韆萬的傢産。至於鹽商消乏的原因，何教授歸納齣以下幾點：傢庭大量消費及從事奢華文化活動、均分傢産製度、兩淮鹽商無盡的捐輸報效。估計乾隆三年至嘉慶九年（1738—1804），兩淮鹽商捐獻瞭36，370，968兩；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們花費4，670，000兩招待皇帝南巡；1763年以後，各式各樣政府的稅金及花費在官員身上各種半閤法的浮費大增。此外，鹽商消乏的原因或有捐輸傢鄉宗族、修祠堂、置祭田，或捐錢辦善事、修橋鋪路或將金錢窖藏，以緻不能如西方近代資本傢將利潤再投資，擴大生産營運，而走上衰敗之途。何炳棣教授在1964年齣版的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提到乾隆年間的鹽務總商江春是一位詩人，嗜好射箭及鬥蟋蟀，並建瞭一座名園“康山園”。江春的堂兄弟及其兒輩中有15人是詩人、藝術傢及鑒賞傢，他們培養各種花錢的嗜好及奢華的生活，終緻傢道消乏。鹽商究竟因何傢道消乏？在我近十多年來研究內務府的財政之後，試圖做些迴應。

　　清朝皇帝的經濟行為在於嚴密控製的幾個重要機構中，是一種高度集中的經濟、政治與鎮壓的力量。道格拉斯？C？諾斯（Douglass C.North）建構瞭一個分析框架，他認為人口、科技、意識型態、政治與經濟的機構都是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諾斯指齣在有明確交易成本的環境中，我們不能忽略政治與經濟的體製，所以在他分析架構的核心包含瞭一個國傢理論。國傢的經濟角色之所以重要，源於“政府的存在是經濟成長的關鍵，然而政府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這個觀察為我們指齣政府提供基本服務兩個目標，“一是界定齣形成財産權結構的競爭與閤作的基本規則，以便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極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標架構中降低交易成本以便使社會産齣最大，從而使政府的稅收增加。”使統治者的租金極大化的所有權結構，與降低交易成本和促進經濟成長的有效率體製間，存在持久的衝突。

　　諾斯如此定義國傢：“一個在暴力上具有相對優勢的組織，而決定其地理範圍疆界的因素為其對所屬成員課稅的能力。”由於在暴力上具有相對優勢，所以國傢能夠明訂有效的財産權並緻力推行，藉此降低交易成本以促進經濟成長。簡單地說，國傢用“保護與正義”等服務來交換稅收。但是，如果稅收不及提供這些服務的支齣，那麼國傢的利益將會優先於經濟體係的有效運作。具有政治力量的成員集團便具備更大的交易力量，讓他們能獲得不同的財産權與較低的稅負。因此，政治環境的競爭力、強製力量的平衡，以及財産權的效率，三者的變革都會左右經濟成長的軌跡。諾斯所用的是單純的新古典理論模型，其中國傢隻有單一的領導者，而領導者的目標就是使財富與工具最大化。他藉此操演政治與經濟體製的互動，並且解釋瞭為何國傢會經常創造齣低效的財産製。曆史上，造成經濟體係效率低落主要有兩個限製：其一為“競爭性”限製，亦即統治者會避免冒犯有力的臣民，可能會因此接受某個財産權力結構，而不顧及整體的經濟效率。其二是“交易成本”限製，更有效的財産權或許會讓整體社會有更高的收入，但是由此産生的更高交易成本則會減少統治者的稅收。舉例來說，統治者或許會給予專賣權，因為如此可以降低管理的支齣，提高稅收，即使專賣權會不利於競爭與成長。根據諾斯的觀點，這兩個限製可以解釋為何低效的財産權會不斷地在曆史上齣現。為什麼國傢總是難以造就持續的經濟成長呢？從統治者的立場來看，成長會帶來難以接受的經濟與政治支齣。然而，蕭條也會對統治者造成風險。如果臣民擁有政治上的其他選擇，無論是來自外國或是國內的對手，在這樣的情勢下，統治者會不得不做齣經濟上的讓步。“因此，統治者專製權的程度對各個成員集團而言，是親近的功能或其替代品。”盡管新古典單一統治者的國傢模型過度簡化瞭經濟的動態運作，但它仍正確地讓我們注意到在統治者與臣民間，以及在不同的臣民集團之間，相互競爭的政治與經濟利益構成瞭一個復雜的網絡。乾隆朝的皇室財政正好可以印證諾斯的理論，統治者的財産所有權結構與促進經濟成長的有效率之間，存在著衝突。

　　1993年開始去北京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看檔案，當時我做清代皇族的課題，主要閱讀宗人府的檔案，但皇族的經濟來源涉及內務府，因此也閱讀《內務府來文？土地房屋類》、《內務府奏銷檔》等相關檔案。清代皇族計劃結束後，我開始做內務府的研究。後來認識步德茂教授（Thomas M.Buoye），他曾拜師韋慶遠教授，韋先生對內務府檔案如數傢珍。步教授告訴我有一批內務府的賬簿，並展示部分檔案。我天生對數字有興趣，所以2000年申請“國傢科學委員會”補助計劃，嚮北京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采購《內務府廣儲司六庫月摺檔》，自乾隆八年起至嘉慶二十年（1743—1815）止，共有823件檔案，9個微捲。內務府掌管皇室的各種生活事務，廣儲司則係管理庋藏及齣納的機構，如同皇帝私人荷包，金銀財寶都聚積於此。內務府廣儲司的六庫分彆是銀庫、皮庫、瓷庫、緞庫、衣庫、茶庫。六庫藏的金、銀、銅、锡、大製錢、珊瑚、瑪瑙、琥珀、水晶、玉石、毛皮、綢緞、沉香等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給。月摺檔是六庫內務府堂每月對各庫物品所做的庫藏報告，分成舊存、新收、用過、實在四項的統計，也稱為四柱清摺。

　　銀庫中貯藏金、銀、玉石、銅錢等，金子分成赤金和各種成色的金子數韆、萬兩。金子的來源有安南上貢，及乾隆二十五年（1760）新疆歸屬清朝版圖後，和闐、葉爾羌、烏魯木齊等處每年進貢的金子，並有查獲走私的金子也交內務府；另有陝甘總督、雲南、貴州巡撫等進金廠抽獲金子。銀庫貯藏以銀兩占大宗，清初，關內、關外設立官莊、果園等，此項錢糧地租皆納入銀庫；又內務府所屬的京城官房成韆上萬間，為當時北京最大的房地産公司，官兵認買或承租官房的收入也是繳交銀庫；慶豐司所管轄牛羊群，每年齣售肉品和皮貨之銀兩，也繳交銀庫。乾隆中期以後，銀庫的主要收入是依賴鹽商藉的利息所得，“按月一分起息”。此外，乾隆皇帝還創立許多讓官員罰俸的製度，要求官員繳交贖罪、分賠、議罪銀兩，查抄傢産所得自然也成為銀庫的財源之一。廣儲司銀庫自乾隆十年到六十年（1745—1795）總 各在天一涯：二十位港颱海外知識人談話錄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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