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因其文章雄壮开阔，媒体称之为“史诗风格的政治学者”。于文字外，擅长演讲辩论，长期担任中山大学辩论队总教练，并率队获得第六届国际大专辩论赛总冠军，有“有演讲魅力的教授”之美誉。其风格被概括为：立意，高远独特；立论，纵横捭阖；立言，沉郁顿挫。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者多年来与报纸杂志编辑记者和同道朋友的访谈对话辑录。作者自谓“这类议论，无关国家政策制定、不涉个人升迁，仅仅是一个公民、一个教书匠关切国家前途的书斋议论”。全书充满思辨的魅力、激情的光芒和实践的智慧，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富有深刻的启迪。

作者简介

　　任剑涛，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中西政治思想和中国政治的研究。近著有：《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2012）、《复调儒学——从古典解释到现代性探究》（2013）、《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2014）、《除旧布新：中国政治发展侧记》（2014）、《重思胡适》（主编，2015）。

目录

001绪论

021孤芳自赏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

——答共识网记者问

040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耐心与智慧

——答《深圳特区报》记者问

046破除改革预设，迎接变革时代

——答《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问

079改革是共产党的宿命

——答《南方日报》记者问

099中国如何凝聚人心：国家哲学的重建

——答《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

116愚昧的爱国主义容易土崩瓦解

——答凤凰网记者问

126民族国家的建国道路

——与刘苏里的对谈

141留学精英对现代政治的误解

——答《看历史》编辑问

148社会结构断裂与价值迷失

——与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的对话

177对策研究必须超越古今、左右之争

——答凤凰网记者问

185家事、国事、天下事

——与独立制片人杨伟东的对话

225引导利益集团参与民主博弈

——答《南方》杂志记者问

230今天该如何反“官僚主义”

——答《新京报》记者问

239消除基层腐败的社会土壤

——答《南风窗》记者问

248企业公民、慈善行为与政企关系

——答多家媒体记者问

261行政三分改革：合理性与可能性

——答《羊城晚报》记者问

266行政体制改革破局：深圳公务员改革的战略价值

——答《环球时报》（英文版）记者问

281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解读深圳经验

——答《晶报》记者问

296提供公平政策，构建包容文化

——答《东莞日报》记者问

312十字路口的观望：教育状况、人生经历与学术品评

——答《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问

357后记

精彩书摘

　　孤芳自赏是在降低全民族的智力水平

　　共识网：由于这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改革成就，很多国人产生这样一个感受，那就是他们觉得中国现在已经很好了。不少学者也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虽然现在我们出现了诸如腐败这样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现在的体制范围内都能解决，小修小补就可以了。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任剑涛：小满即止，这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一个很大的、文化基因上的缺陷。衡诸历史与现实，国人有一点小小的满足，往往就会止步不前，而且孤芳自赏。这可以说属于井底之蛙的心态，完全显现不出追求卓越的民族雄心和国家雄心。

　　对于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讲，占到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有五千年辉煌的历史，也有三十五年改革开放的伟大跃进，当然足以让人兴奋、让人狂喜，甚至让人狂躁而不知所谓。但对一个清醒的民族和理性的国家来讲，作为这么一个历史悠久和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国家，你不能采取一个向下类比的取向，你要有向上攀登的勇气。否则，这个民族何以证明其历史悠久且文化辉煌呢？何以证明三十五年有着伟大的跃进而不是偶尔的碰巧呢？

　　我们知道，中国民间有一个说法叫“瞎猫撞到死老鼠”。中国的发展如果止步不前，就很可能被人认为是瞎猫撞到死老鼠。中国的崛起，确实也有历史机运的因素。但在历史机运之外，执政党的领导与国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是中国人把握机运，促使国家迅速崛起的真正动力。众所周知，２０世纪下半叶，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狠斗了将近半个世纪，难分高下，因而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缓和过程。恰当此时，我们适时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愿意与苏联和美国同时修好，愿意放弃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这样的贫困社会主义的遗产，由此，我们营造了一个发展经济的、内外有利的环境。邓小平等领导人设计的改革开放蓝图，所采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在三十五年间促使中国的GDP跃升为世界第二。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甚至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令世界称羡的发展成就。

　　但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成就是否足够呢？我们必须狠心一问，才能够透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假如我们很肤浅地认为，这样的成就已经足以让我们夸耀于世，那我们只有承认自己民族的理性精神不足，自我反省能力太低，国家发展的立意不高，所以才对一个单一指标呈现的国家实力如此满足，止步不前。

　　如果稍稍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人类使命有所领悟，对我们这个国家的雄心有所表达，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状态有一个更高的预期，我们就应该继续努力，顽强上进，真正促使国家成为世界强国，并且对人类有所贡献。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领域，虽然我们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以购买力计算甚至是世界第一。但是，我们的人均GDP还很低，排位在世界第一百位左右，就此而言，我们还是一个较为贫困的国家。而且，在财富的分配上，中国面临着两极写照的尴尬。一极写照是国富民穷，国家所占的改革开放的好处过多，民众分享的好处过少。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国家在GDP总量里所占据的分配比例已经明显失调。改革成就的肤浅认识者不愿意正视的，正是国家发展不充分的显著体现。另一极写照，是贫富的严重分化。体现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官方公布的数据是0.47，民间说已经达到了0.63。无论是0.47还是0.63，都是在危险和极端危险之间徘徊。这证明，在经济领域里，从创造财富到分配财富，中国要解决的问题还非常之多、非常严峻。

　　放眼经济领域，生产成本高企而绩效低下，环境破坏严重而所获有限，这些问题怎么来的呢？其实就是由跟我们经济领域相关的行政领域的问题所导致的。政府独大，政府控制社会，在政府、社会、市场三者之间，政府可以无所不为。几任中央领导人都力图在任期内解决大政府的问题，但问题依然十分严峻。足以规范政府作为的法规，需要花大力气才有望实施：“大宪法”的严格执行，构成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的主题；“小宪法”（《预算法》）的修改与执行，还需要坚韧的努力才能付诸有效实施。依法治国不能沦为国人所谓“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规划，而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落实。

　　在边际关系受限的情况下，中国各级政府的有限权力如何实施，也是一大问题。一方面，政府权力要不要去限制呢？要不要做小政府呢？中国现有七百多万公务员，加上雇佣的准公务员，共计九百来万人，另外有四千多万事业单位人员，也是吃财政饭的。总的来说，中国吃财政饭的人数接近甚至超过五千万人。一些人还在夸夸其谈，中国公务员人数不算多，应该模仿美国那样的公务员比例，提高人口的公务员比例。在中国，公务员问题岂是一个人口比的问题？对国家权力的规范运转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权力有没有受到限制的问题。控制国家权力，需不需要以依法治国的方式去加以解决？答案是肯定的。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整个国家发展到今天，我们在分享了基本保证全民族生存的物质财富的情况下，如何去进一步解决人的发展权问题，已经凸显在国人面前。中国必须超越早期人权报告所说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阶段，进入一个现代人权的发展阶段。现代人权强调的是发展权。发展权就是向社会领域里延伸的人的尊严、人的能力的权利形态。公民要参与，要行使权力。不能说权力当然属于国家，公民只是权力作用的对象。人民作为国家的主权者，既监督权力，同时也要分享权力。但是目前，这个问题不仅社会领域里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即使在党内，分享权力的机会也不公平。这正是几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大力提倡党内民主最重要的原因。要免除分享权力的幕布机制，让权力分享能够透光、全面公开，既让当选者知道自己何以被选拔出来，也让落选者知道自己何以落败，权力的依法运作才有可能，腐败才能有效杜绝。

　　面对这么多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孤芳自赏？孤芳自赏的心态，只会降低全民族的智力水平。我们的民族长期受到皇权专制的统治。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从此要自己行使权力。但是，我们这个民族历来读书的人、读书的机会、读书的习惯都受到限制，按照日本著名的比较管理学专家大前研一的读书指数说法，全国居民年均读书不足一本的社会，还是个心智不发达的社会。我们必须开放国家的前途讨论，放开权力分享和个人发展的广阔空间，提升国民的心智，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动心忍性，认真面对，理性思考，求得解决。而孤芳自赏，是极端有害的，是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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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