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博覽群書，辯證地汲取書中精粹，將書本知識靈活應用於治國實踐中，成就瞭新中國的偉業。*研究專傢陳晉及其團隊，集二十年之功，搜輯梳理*一生的讀書筆記並進行客觀解讀。全書史料翔實，內容全麵，解析精闢客觀，既是黨政乾部提升學習力領導力的生動教材，也是廣大普通讀者提升素養，以達學以緻用的經典讀本。
*一生縱橫天下，波瀾壯闊，得益於他書劍雙修，學用兼擅。*研究專傢陳晉及其團隊，集二十年之功，搜輯梳理*一生的讀書筆記，編為戰略捲、哲學捲、文學捲、曆史?附錄捲，並結閤*對每本書的創造性運用情況，做客觀解讀。本書不僅文獻史料豐富，更反映齣*讀書和實踐的關係，是領導乾部提升學習力領導力的生動教材，也是廣大普通讀者提升素養，以達學以緻用的經典讀本。
陳晉，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思想生平研究會會長，中國*詩詞研究會會長。多年來從事中共黨史文獻和當代理論研究,以及電影、電視文獻片撰稿，著述多次獲中國圖書奬、全國五個一工程奬、電視金鷹奬、電影華錶奬。主要著述有：《*的文化性格》、《獨領風騷：*心路解讀》、《*、鄧小平、*與中國先進文化》、《世紀小平——解讀一個領袖的性格魅力》、《大時代的脈絡和記憶——從五四運動到改革開放》、《*閱讀史》、《陳晉自選集》等十餘部。擔任《*》、《鄧小平》、《周恩來》、《新中國》、《獨領風騷——詩人*》、《大國崛起》、《築夢路上》等多部大型電視文獻片總撰稿。
不嚴格要求，他們也會變質
〔讀劉嚮編《戰國策·趙策·觸讋說趙太後》〕
[原文]
趙太後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齣。”太後不肯，大臣強諫。太後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麵！”
左師觸讋願見太後。……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
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主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托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後。”太後曰：“諾，恣君之所使之。”
——摘自劉嚮《戰國策·趙策·觸讋說趙太後》
[毛澤東讀書的筆記和談話]
這篇文章（指《觸讋說趙太後》——引者注），反映瞭封建製代替奴隸製的初期，地主階級內部，財産和權力的再分配。這種分配是不斷地進行的，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是代錶剝削階級，而是代錶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但如果我們不注意嚴格要求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可能搞資本主義復闢，無産階級的財産和權利就會被資産階級奪迴去。
——摘自毛澤東1967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的講話（見張貽玖《毛澤東讀史》，第159—160頁，中國友誼齣版公司1991年版）
[精講]
《戰國策》，相傳原係戰國時期各國史官或策士所輯錄，有《國策》、《國事》、《短長》等不同名稱和本子。西漢學者劉嚮（前77—前6）進行瞭整理，按戰國時期諸國次序，刪去重復，編訂為三十三篇，並定名為《戰國策》，主要記載從周貞定王十七年（前452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二百三十六年間各國政治、軍事、外交方麵的動態。
其中，《趙策》裏《觸讋說趙太後》一篇，寫觸讋勸說趙太後，愛自己的兒子不應當隻從他目前的安危著眼，而應當從長遠處著眼，使他得到培養鍛煉；並且錶明，這樣纔是真正愛護兒子，同時也符閤國傢的利益。這種見解是可取的。觸讋從父母應該替子女作長久之計來說服趙太後，趙太後答應使長安君齣質。這裏也錶現瞭說服人的方式方法。大臣們勸告趙太後，隻從趙國的利益齣發；而趙太後溺愛長安君，更重視長安君的利益，所以互相抵觸。觸讋看透瞭這一點，勸告趙太後專從父母應該為子女作長久之計著眼，把趙國的利益同長安君的利益密切地聯係在一起，所以能令趙太後醒悟過來。這是很令後人稱道的。
毛澤東推薦讀這篇文章，意義是深刻的。該文在分析眾諸侯王國沒有一個子孫三世保住王位的原因時說：“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又說：“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兩韆多年前的古人、封建帝王及有識之士都認識到：對自己的子女不能讓他們“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隻有為國傢多做貢獻，纔能使自己的地位子孫相繼。對於今天的事業來說，如何教育和鍛煉下一代，同樣是涉及國傢未來的大問題。毛澤東從來都注意這個問題。他在中央會議上講述《觸讋說趙太後》的故事，意在提醒人們，如果不重視、不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子女，他們也會變質”。正當“文化大革命”之際，毛澤東用自己特有的語言來評論此事，自不乏他當時的思慮。
嘆數韆年來民智不開
〔讀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
[原文]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孝公）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
……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摘自司馬遷《史記·商君列傳》
[毛澤東讀書的筆記和談話]
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韆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謂予不信，請罄其說。
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國民互相倚係，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比例之反對，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韆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傢，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當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於是而欲戰勝諸國，統一中原，不綦難哉？於是而變法之令齣，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韆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譏矣。烏乎！吾欲無言。
——摘自毛澤東1912年《商鞅徙木立信論》（見《毛澤東早期文稿》第二版，第1—2頁）
[精講]
司馬遷，生於約公元前145年或約公元前135年，卒年不詳，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市南）人。早年誦讀古書，二十歲後外齣旅遊，開始政治生活。三十八歲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著手搜集史料，經五年準備，開始寫作《史記》。後因為李陵敗降匈奴一事辯解，觸怒瞭漢武帝劉徹，下獄，處以腐刑。在獄中仍繼續寫作。至劉徹太始元年（前96年）被赦齣獄，任中書令。直到劉徹徵和二年（前91年），前後曆十四年的時間完成《史記》。此後事跡無可考。《史記》凡十二本紀，十錶，八書，三十世傢，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上起黃帝，下迄漢武帝，首尾三韆年左右，戰國、秦、漢紀事尤詳。“紀”是年代的標準，“傳”是人物的動態，“世傢”是紀傳閤體的國彆史，“錶”和“書”是貫穿事跡演化的總綫索。《史記》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也是一部優秀的傳記文學作品。
毛澤東發濛後便好讀史書，《史記》自然是他經常點讀的作品。1915年9月6日緻蕭子升的信中，他提齣“欲通國學，……首貴擇書”，即選擇重點篇目詳加閱讀而後及於全書。他舉自己擇書而讀的方法的例子，便是《史記》，他說：“《伯夷列傳》一篇齣於《史記》，吾讀此篇而及於《史記》，加詳究焉齣於《史記》者若乾篇，吾遂及於《史記》之全體矣。”毛澤東不僅熟讀《史記》，而且對司馬遷的生平遭遇也很瞭解。1913年10月至12月就讀於湖南第四師範時，所做的讀書和課堂筆記《講堂錄》裏，便記有一些關於司馬遷的句子，如“馬遷，尤門人”，“馬遷覽瀟湘，泛西湖，曆昆侖，周覽名山大川，而其襟懷乃益廣”，“此詩乃司馬遷之文，非（司馬）相如文也”。毛澤東在晚年通讀《二十四史》時，還時常把《史記》中的一些篇目（如《項羽本紀》）推薦給彆的同誌讀。1958年8月22日，在批改陸定一《教育必須與生産勞動相結閤》一文加寫的一段話中，特意把“司馬遷的頌揚反抗”，作為中國曆史上的“民主文學”的代錶之一。
《商鞅徙木立信論》是毛澤東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讀書時寫的一篇作文。原文無寫作時間，作文紙摺縫間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字樣，作者在題下寫有“普通一班毛澤東”七字。毛澤東於1912年春退齣長沙新軍後，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同年鞦即退學自修，此文當寫於1912年上半年。這是毛澤東留下手稿的第一篇文字，時年十九歲。
國文教員閱後在文稿上寫瞭多處評語，並批給同學“傳觀”。這些評語是：“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駸駸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摺而入，筆力挺拔”，“曆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文末還寫有以下總評：“有法律知識，具哲理思想。藉題發揮，純以唱嘆之筆齣之，是為壓題法。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言之鑿鑿，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是有功於社會文字。”
據《史記·商君列傳》所記，商君，戰國時衛國人，本姓公孫，名鞅。後投奔秦國，為秦孝公所用，因破魏軍有功，秦封之於商十五邑（今河南境內），故號商君，又稱商鞅。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之時，阻力甚多，包括秦孝公本人，開始也擔心不閤禮法，“恐天下議己”，甘龍等大臣更是反對，經商鞅反復爭辯，纔說服瞭他們。接下來，為瞭使新法取信於老百姓，又采取瞭“徙木立信”的辦法。青年毛澤東在《史記》中讀到此事，破題三嘆。因為，商鞅所推行之新法，本是“利國福民”的“良法”。其主要內容為：奬勵耕織，廢除貴族世襲特權，推行連坐法，廢除井田製，按丁男徵稅，按軍功授爵等。這些，在毛澤東看來，是秦國“戰勝諸國，統一中原”的“大政策”。可黎民百姓卻不能認識這些政策的好處，不能辨彆好壞，非要統治者“煞費苦心”用徙木立信的辦法來推行不可。在青年毛澤東看來，理想的國民，應該是看到好的法令就支持，看到壞的法令就反對。由此觀之，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說明“吾國國民之愚”。他還由此得齣結論：中國幾遭淪亡慘境，根子就在“數韆年來民智之不開”。這反映瞭青年毛澤東當時的唯心史觀，也反映瞭辛亥革命後知識界、思想界的一個共識：改造國民性。
的確，從洋務運動到辛亥革命的曆史進程，使大多數有誌之士都不同程度地認識到這個問題。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不見成效，政治體製的維新運動血灑刑場，物質文明、製度文明的藥方把一個古老的病人弄得愈益衰弱，人們不約而同地把精神文明當作振興中華的新的良方。從梁啓超的“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到嚴復的“開民智，興民德”，再到魯迅的“人立而後事舉”，錶明這是那個時代必然引申齣的共同話題。在青年毛澤東後來的一係列政治和文化主張中，從“變化民質”，改造“人心道德”入手的救國圖存的思路，也是格外地引人注目。《商鞅徙木立信論》，算是這條思路的發端。
受到錯誤處理，可鍛煉意誌
〔讀司馬遷《報任安書》〕
[原文]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鞦》；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僕竊不遜，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凡百三十篇（按：指《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傢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
——摘自司馬遷《報任安書》
[毛澤東讀書的筆記和談話]
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彆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隻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隻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彆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誌，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麵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鞦》；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這幾句話當中，所謂文王演《周易》，孔子作《春鞦》，究竟有無其事，近人已有懷疑，我們可以不去理它，讓專門傢去解決吧，但是司馬遷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則確有其事。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瞭錯誤處理的。我們過去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乾部，對這些人不論是全部處理錯瞭的，或者是部分處理錯瞭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彆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誌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吸取許多新知識。我在這裏申明，我不是提倡對乾部，對同誌，對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紅皂白，作齣錯誤處理，像古代人拘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孫臏的膝蓋骨那樣。我不是提倡這樣做，而是反對這樣做的。我是說，人類社會的各個曆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綫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綫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不過有一個區彆。在正確路綫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彆、平反，嚮他們賠禮道歉，使他們心情舒暢，重新抬起頭來。
——摘自毛澤東1962年1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第816—817頁）
[精講]
《報任安書》是司馬遷寫給朋友任安的一封信。任安，字少卿，西漢滎陽人。經大將軍衛青推薦，做到益州刺史、北軍使者護軍等職。因接受戾太子劉據的命令，起兵討漢武帝信任的江充，失敗後被判死刑。任安在獄中時緻信司馬遷，希望他盡“推賢進士”的責任，齣麵援救自己。司馬遷曾因為替敗降匈奴的李陵說話，遭受瞭殘酷的宮刑，對任安的要求十分為難，久未答復。在任安就要被處決時，便寫瞭這封信。信中，司馬遷述說瞭自己濛受的奇恥大辱，傾吐瞭鬱積內心的痛苦和憤懣，同時引用瞭許多命運坎坷而德纔傑齣的曆史人物在逆境中多有創說的事跡以自勵，決心忍辱負重，完成自己的《史記》創作。該文見《漢書·司馬遷傳》，《昭明文選》也收入。
司馬遷在這封信中一連舉瞭七件事情。“文王拘而演《周易》”，說的是周文王姬昌（本是紂王時的西伯侯）曾被商紂王囚禁於羑裏，他在羑裏獄中將八卦重疊組閤起來，變成六十四卦，這就是“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鞦》”，說的是孔子一生遊說無所立足，窮睏中迴到魯國，修刪魯國史書《春鞦》。“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說的是屈原被楚懷王貶斥後，流放到漢北、江南，途中寫瞭傳世名作《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相傳魯國史官左丘明寫《國語》時，已經雙目失明。“孫子臏腳，《兵法》修列”，說的是孫子因受過臏刑（剜去膝蓋骨），在齊魏之戰中，與田忌用“圍魏救趙”之計，在馬陵道大敗魏軍，由此天下顯名，所著《孫臏兵法》傳世。“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說的是秦國丞相呂不韋的故事，他曾廣招門客，作有《呂氏春鞦》一書，其中有“八覽”，故又稱《呂覽》。史載秦王政親政後，下令罷免呂不韋的丞相之職，並將其遷徙到蜀郡。“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說的是韓非到秦國後，遭陷害下獄，又被毒酒所害，身後留有《韓非子》一書，《說難》、《孤憤》是其中的兩篇。
毛澤東很早就讀過這篇文章。他1944年寫的那篇著名的《為人民服務》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傢叫作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這裏引的，便是《報任安書》中的話。
毛澤東在1962年1月30日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引用這篇文章，做瞭頗有新意的發揮。司馬遷舉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孫臏、呂不韋、韓非等遭受種種磨難，創造瞭不朽的傳世之作，是用來說明自己遭受瞭“宮刑”這奇恥大辱後，仍隱忍苟活的原因，便是為瞭寫《史記》。在毛澤東看來，司馬遷所說的這些人，“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瞭錯誤處理的”。這樣，受到“錯誤處理”的人，就有一個怎樣對待隨之而來的磨難——如下降或調動工作——的問題。毛澤東認為，隻要正確對待，不消極沉淪，這種逆境，恰恰可以鍛煉意誌，汲取許多新知識，所以有“很大的益處”，還說自己就有這方麵的“經驗”，這大概是指他在中央蘇區時屢遭打擊的那段經曆。當然，正像毛澤東自己說的那樣，他並不是提倡“不分青紅皂白”對任何人“作齣錯誤處理”，而是認為，受到錯誤處理的事是“在所難免”的。
毛澤東說這番話，除瞭錶明他樂於在逆境中進取的個性特徵外，也有其具體的針對性。50年代後期，反右、大躍進、廬山會議等，確實是“錯誤處理”瞭不少人。1962年1月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曾稱之為“齣氣會”，也是意在糾正中央的一些錯誤做法。
1958年10月15日，毛澤東在天津視察時的一次談話中說：司馬遷的《史記》、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不是因為稿費、版稅纔寫的，《紅樓夢》、《水滸傳》也不是因為稿費纔寫，這些人是因為有一肚子火纔寫的，還有《詩經》等。這段話，同《報任安書》裏列舉遭受磨難的人，因為“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纔有所創造，思路是一緻的。
到晚年，毛澤東再次談到自己的這個觀點。1975年，病中的毛澤東同護士孟錦雲談論司馬光主持編纂的《資治通鑒》時說，司馬光可說是有毅力，有決心噢。他在四十八歲到六十多歲的黃金時代，完成瞭這項大工程。當然，這段時間，他政治上不得誌，被貶斥，這也是他能完成這部書編寫的原因呢。又說：中國有兩部大書，一曰《史記》，一曰《資治通鑒》，都是有纔氣的人在政治上不得誌的境遇中編寫的。看來，人受點打擊，遇點睏難，未嘗不是好事。當然，這是指那些有纔氣，又有誌嚮的人說的。沒有這兩條，打擊一來，不是消沉，便是鬍來，甚至去自殺，那便是另當彆論。司馬光晚年，還做瞭三個月的宰相，在這之後，過瞭一年左右的時間，便死瞭。死之後，他還接著倒黴，真是人事無常啊。
“悲憤齣詩人。”曆史上的不少傳世佳作均為有纔乾者處於逆境發憤而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艱辛之厄，也就沒有這些佳作。但是人們又不能因此而有意為人纔“創造”這種條件，因為這又意味著當時政治的黑暗與不平。這在政治傢眼中，看來真是難以兩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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