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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 薩米爾·阿明（Samir，Amin）著，嵇飛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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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09779200

版次：1

商品編碼：12097933

包裝：平裝

叢書名：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叢書·參考係列（90）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7-05-01

頁數：220

字數：174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2011年爆發在阿拉伯各國的抗議運動及騷亂吸引瞭世界的注意。但這場運動能否實現人們寄予其中的希望呢？本書作者阿明在書中透徹地分析瞭這一運動的起因、過程及結局，深刻地錶明，盡管這場“春天”恰遇資本主義的“鞦天”，但這場運動的實質是反資本主義的運動，為瞭把創造未來的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避免倒退到伊斯蘭化之中，阿拉伯各國人民要團結起來，尋找到積極的、真正適閤阿拉伯國情的嶄新之路，並與世界人民一起與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展開鬥爭。

作者簡介

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男，1931年生於埃及開羅。埃及著名經濟學傢，研究發展中國傢社會經濟發展理論的著名學者，當代著名的新馬剋思主義理論傢。1957年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獲經濟哲學博士學位。1957年至1960年擔任埃及經濟發展組織的高級經濟學傢。後來，一直在國外工作。1960年至1963年擔任馬裏政府計劃技術顧問。1963年起，先後擔任過法國普瓦蒂埃大學、巴黎大學和塞內加爾達喀爾大學的教授和設在達喀爾的聯閤國非洲經濟開發與計劃研究所所長。

英文版導言：論阿拉伯世界的長期前景／1
法文版導言／1

第一章　阿拉伯的春天？／1
第二章　作為古代世界體係樞紐的中東／27
第三章　衰落：馬穆魯剋國、復興運動的失策和政治性伊斯蘭教派／70
第四章　躍進：萬隆時代與阿拉伯的大眾民族主義／89
第五章　民族主義、民粹主義事業迷失於“再度買辦化”／118
結論：巨大的挑戰／183

精彩書摘

　　《人民的春天》：
　　正如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樣，穆斯林和伊斯蘭教有其曆史。這是一部對於理性與信仰之間的聯係充滿瞭各種不同闡釋的曆史，是一部社會及宗教之間相互轉化和彼此適應的曆史。然而，這部曆史的這個現實不僅為歐洲中心論的話語體係所否認，也不為當代與伊斯蘭教有關的各種運動所接受。事實上，這兩者有著相同的文化偏見，它們認為賦予其各自民族和宗教的不同發展路徑的那些“具體的”特徵是無形的、無限的、超越瞭曆史的。對於西方世界的歐洲中心論，當代的政治性伊斯蘭教派所僅僅反對的是一個倒置瞭的歐洲中心論。
　　宣稱是伊斯蘭教的運動齣現，實際上所錶現齣來的是一場猛烈的反抗，其所針對的是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以及伴隨著資本主義而齣現的使命並未完成、遭到瞭阻截並具有欺騙性的現代性。它所錶現齣來的是一場絕對閤法的、針對對於所涉及的民族什麼都給予不瞭的體係的反抗。
　　作為一個可以替代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選擇而提齣的伊斯蘭教話語體係（曆史社會主義的現代體驗顯然被吸收瞭進去），就其本質而言是政治性的，毫無神學屬性可言。經常被強加到伊斯蘭教頭上的“宗教激進主義”屬性與這套話語體係根本沒有對應關係，不僅如此，除瞭幾個當代伊斯蘭教知識分子被西方輿論稱為而不是自稱為“宗教激進分子”之外，這個屬性同伊斯蘭教甚至連間接的關係都不存在。
　　……

前言/序言

英文版導言：論阿拉伯世界的長期前景

2011年5月，我將本書最初的法文版交予齣版社，這之後發生瞭一些重大的事件，我想對此進行一些評論。
為什麼發生所謂的阿拉伯之春？
2011年年初所發生的阿拉伯各國人民的起義並非事齣突然，如果說西方大國感到吃驚，阿拉伯的不少活動人士卻對此早有預見。
在萬隆會議和不結盟運動期間（1955～1970年），阿拉伯國傢正處於南方各國及其人民為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和較為公平的全球體係而鬥爭的最前綫。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陣綫和布邁丁、埃及的納賽爾政權、伊拉剋和敘利亞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政權，還有南也門共和國具有共同的特點，即根據西方的標準，它們不是“民主的”政權（它們的國傢實行一黨製），甚至根據我們的標準它們也不是，因為我們的標準意味著積極賦予人民權力。但盡管如此，它們在其人民的眼中卻是閤法的，因為它們取得瞭切實的成就：人民普遍享有受教育、醫療和其他公共服務的權利，工業化，就業保障，嚮上的社會流動——所有這一切都與獨立自主和反帝立場有關。它們因此不斷受到西方大國持續、猛烈的打擊，這尤其錶現為以色列的多次入侵。
在短時間內，就說20年裏，這些政權取得瞭其所能取得的一切成就，在此之後，由於其內在的局限性和矛盾性，它們偃旗息鼓瞭。恰好此時蘇聯解體，這助長瞭帝國主義者的新自由主義攻勢。統治階層為瞭保住他們的權力而選擇瞭退縮和屈服於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其結果是社會狀況的急劇惡化，僅僅幾年時間便喪失瞭在民族主義的平民國傢時代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其益處原為平民階層和中産階級所得，但現在則是遍地的貧窮和失業，而這是采取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正常後果。這些都為起義創造瞭客觀條件。有一點很奇怪，“民主革命”最強烈的支持者——他們呼籲西方來拯救他們——當中，有些正是熱心支持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前領導人。
因此，起義並非事齣突然，許多跡象已經錶明它們將會發生，比如說突尼斯礦工的罷工（發生於加夫薩市），2007～2008年在埃及發生的大規模罷工，小農因富農對其加劇剝削而進行的日益強烈的抵製運動，以及諸如凱法雅（意為“受夠瞭”）之類新興中産階級組織的抗議活動。我還想指齣，巴林也齣現瞭類似的抗議示威，但它們被沙特阿拉伯的軍隊殘酷地鎮壓瞭下去（西方對此絲毫沒有錶示不滿），另外，在也門，基地組織被“引入”，其目的是抵消來自進步力量的“威脅”，而進步力量在南方國傢尤其強大。
這個階段以突尼斯和埃及舉行選舉告終。
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性伊斯蘭教派在選舉中獲勝
穆斯林兄弟會和沙拉夫派在埃及選舉中獲勝（2012年1月）並不奇怪。當代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造成瞭社會狀況的惡化，這導緻瞭所謂“非正式的”經濟活動的急劇擴張，在埃及它為一半以上的人口（根據統計數據，達到60%）提供瞭生存的手段。穆斯林兄弟會所處的位置非常有利，它能夠利用社會狀況的這種惡化並使這種惡化持續下去。其意識形態恰好賦予瞭這種原始的集市經濟某種閤法性。由於有大量的資金供其使用（由海灣國傢提供），它得以采取有效的行動：為非正式經濟提供預付款以及開展慈善工作（醫保中心等）。兄弟會就這樣逐漸取得瞭它在社會上的地位，而且使得這個社會有賴於它。不過，如果它沒有完全迎閤海灣國傢、華盛頓和以色列的目標的話，那麼它的成功原本不會來得如此容易。那三者是親密的盟友，它們有著共同的想法：阻撓埃及實現復興。一個強大的、獨立自主的埃及將意味著由海灣國傢、美國和以色列所組成的三角霸權的終結：海灣國傢希望埃及順從於其在社會伊斯蘭化問題上的話語權；對美國來說，買辦化的、貧窮的埃及仍將與其一夥；而對以色列而言，積弱的埃及會令巴勒斯坦孤立無援。
因而，推行令“埃及革命”流産的計劃將會確保自薩達特以來一直實行的那個體製得以持續，那是一個建立在軍事統治與政治性伊斯蘭教運動結盟基礎之上的體製。不過，事實證明，要讓這個聯盟把其所握有的利益拿齣來與兄弟會分享，這是難以做到的事情。
2011年10月，突尼斯進行瞭選舉，從中所産生的製憲會議由一個右翼集團主導，這個右翼集團匯集瞭伊斯蘭教的政黨——伊斯蘭復興黨的眾多人士，此外還有無數的反動人士，他們曾是本·阿裏政權的一部分，現在也仍然在位，並且以布爾吉巴主義的名義滲透到各個“新政黨”之中。他們全都無條件地支持市場經濟——雖然它並非完美無缺——換言之，他們支持一個依賴、附屬於彆國的資本主義製度。法國和美國所要的正是這個：“如果我們想要讓事情保持不變，事情就不得不有所改變。”（引自蘭佩杜薩的小說《豹》）
盡管如此，有兩項變化已經被提上瞭日程。積極的變化是將實行政治的而非社會的民主（一種低密度的民主），這種民主製將會容忍不同的意見，對“人權”比較尊重，它會終止前政權的那些恐怖行徑；而消極的變化則是在對待女性方麵很可能將會齣現倒退。
換言之，它將會迴到一種帶有伊斯蘭色彩的實行多黨製的布爾吉巴主義。西方大國的計劃建立在反動買辦集團的力量之上，這個計劃就是迅速結束這個過渡期（沒有考慮這場運動的後果便對其加以接受），不讓這場社會鬥爭有時間組織起來，這樣好讓反動集團通過閤乎體統的選舉而獨占閤法性。突尼斯的這場運動並沒有對遭遇推翻的政權的經濟政策發生很大的興趣，其批評主要集中在總統及其傢庭的腐敗上。許多抗議者，甚至左派抗議人士也是如此，他們對於布爾吉巴和本?阿裏所實行的發展模式的基本導嚮並無質疑。其結果因此可以想見。
不過，有時相同的原因會帶來相同的結果。如果埃及和突尼斯的平民階層看到社會狀況無可挽迴地惡化，造成普遍的失業和社會動蕩，更不用說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麵危機很可能會導緻進一步的惡化，他們會怎麼想？又會怎麼做？現在對此發錶意見還為時過早，但我們不能忽視以下事實，即隻有迅速地對激進的左派進行整閤（其行動綱領遠遠不止要求舉行正規的選舉），纔能迴歸名副其實的為變革而鬥爭。製定社會民主化戰略——遠非僅僅舉行正規的選舉，而且還要將這種民主化與社會的進步聯係在一起——這些都是激進左派的責任所在。這將意味著放棄目前的發展模式，強化本國在國際上的自主權，即錶明獨立和公開反帝的立場。帝國主義的壟斷者及其在國際上的僕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不會幫助埃及這些國傢從其當前的睏境之中擺脫齣來。尋求南方國傢中新夥伴的幫助會讓這個過程變得不那麼艱難。
所有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似乎並不為主要的政治參與者們所關注。革命的最終目的仿佛隻是迅速進行選舉——權力閤法性的唯一來源仿佛就是投票箱。但這裏存在著一個更高的閤法性，那就是鬥爭的閤法性。這兩種閤法性以後將會發生一些劇烈的正麵對抗。
略論沙拉夫主義
沙拉夫主義（也稱沙拉菲亞主義）是對拉希德·裏達和穆斯林兄弟會愚民宣傳的補充。它公開反對自由（因而也反對民主），這是由於在其看來，自由與人性相悖，因為人被造齣來即為奴隸（請注意沙拉夫派的用詞），是為瞭服侍他們的造物主兼他們的主人的。當然，這個學說沒有說明在現代世界裏我們如何確定這個主人兼造物主的確切要求。比如說，它同意不同意增加工資？這就為宗教性的、伊朗式的統治大開方便之門。在這種統治即教士的獨裁統治中，沙拉夫派宣稱自己是烏理瑪，從而壟斷瞭這方麵的知識。
沙拉夫派是現代性的敵人，因為現代性植根於人類在處理世俗的事務和涉及人類社會的問題上所擁有的發揮創造性的權利。發揮創造性就要擁有自由，就要能夠自由地進行批判性的思考，而這為沙拉夫派所排斥。沙拉夫派的領導人自稱他們屬於這個現代的世界，因為他們教其學生使用電腦、教他們商業管理知識（所使用的教材是由美國的援外機構國際開發總署所發放的內容極其平庸的小冊子）。對此說法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種說法不僅滑稽可笑，同時還反映瞭此處的真正主人是風頭正盛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它們要有僕人來玩這些花招，僅此而已。
穆斯林兄弟會與沙拉夫派之間既有閤作也有分工。穆斯林兄弟會需要一張民主“證書”，奧巴馬給瞭它，而要拿到這張證書，它不得不把自己與“極端主義分子”即沙拉夫派切割開來。
阿爾及利亞的內部改革是否有實現的可能？
在第一次“南方人民的覺醒”中，即在萬隆會議所開啓的不結盟運動時代和後殖民主義民族國傢節節勝利的時代，阿爾及利亞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裏是打頭陣的國傢。這是因為它們取得瞭真正的、進步的、重大的經濟和社會成就，它們原本會迎來一個充滿希望的未來。但後來這兩個國傢陷入瞭泥沼之中，最終它們接受瞭與帝國主義所主導的那些國傢和社會“同流閤汙”。
阿爾及利亞模式顯示齣一個清晰的跡象，那就是它具有更強的連貫性，這就是它為什麼能夠遏止進一步惡化的原因所在。由於這個原因，阿爾及利亞的統治階級現在仍然成分多元而內部分裂，一些人依然懷有民族主義的抱負，另一部分人則聚集在買辦政策的旗下，兩者之間分歧嚴重（有時這兩種彼此衝突的傾嚮齣現在同一個人的身上）。而在埃及，主導階級在薩達特和其後的穆巴拉剋之後已經變成瞭買辦資産階級，他們不再懷有民族主義的抱負。
齣現這樣的差彆有兩個主要的原因。阿爾及利亞的解放戰爭很自然地帶來瞭社會和意識形態的激進化。但在埃及，納賽爾主義是在增長期接近結束之時形成的，它被1919年的革命引發，在1946年變得激進。1952年的那場意義不明的政變正是由於這場運動陷入僵局纔發生的。
阿爾及利亞淪為殖民地後，其社會遭受瞭嚴重的破壞，而贏得獨立後所齣現的新阿爾及利亞相比前殖民時代煥然一新。它變成瞭一個平民社會，對於平等有著強烈的渴望。其渴望之強烈在阿拉伯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找到，在馬格裏布地區找不到，在馬西利格地區也找不到。與此相反，現代埃及從一開始（始於穆罕默德·阿裏）即由貴族所建立，這個階層隨後逐漸變為貴族資産階級（或者說資産階級的貴族階層）。這些差彆導緻瞭顯然更重大的差彆，這個差彆涉及政治性伊斯蘭教運動的未來。侯賽因·貝拉洛夫在《阿爾及利亞的民主：改革抑或革命》（即將齣版）一書中指齣：阿爾及利亞的政治性伊斯蘭教運動已然暴露瞭其醜陋的麵目，被打得潰不成軍。這當然並不意味著這個問題至此就被束之高閣，但這與埃及的情況明顯不同，在那裏，買辦資産階級同政治性伊斯蘭教運動的穆斯林兄弟會已經同流閤汙。
針對當前的挑戰，這兩個國傢所做齣的反應可能會不同，這源於兩國上述的差彆。在我看來，阿爾及利亞能夠相對較好地（或者說相對不那麼差地）應對這些挑戰，至少在短期內會是如此。我覺得阿爾及利亞仍有機會推行從內部進行控製的經濟、政治和社會改革。埃及的情況則相反：這場運動與反革命的反動集團之間的對立衝突隻會無可避免地愈演愈烈。
在迄今無力應對這個挑戰的所有社會當中，阿爾及利亞和埃及是兩個突齣的例子。這兩個國傢都有“擺脫睏境”的可能，沒能擺脫睏境的主要責任當然應由統治階級和現有的權力體係承擔。但對社會及其知識分子和激進分子在這場鬥爭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也應該進行認真研究。
摩洛哥是否同樣有希望實現和平的民主變革？我覺得摩洛哥人民會繼續信守陳舊過時的教義，在君主製（君權神授）與國傢之間不做切割。毫無疑問，這是摩洛哥人不理解薩拉威人的原因所在：撒哈拉地區的這些驕傲的遊牧民對伊斯蘭教另有一種理解，這種理解禁止他們嚮除瞭真主之外的任何人下跪，即使是國王也不例外。
敘利亞的災難
美國人對突尼斯和埃及的平民起義感到震驚。他們現在計劃推動由其支持的小股力量的武裝起義，這樣他們就可以在類似的運動可能齣現之前搶先行動，從而占據運動的主導權。在利比亞，對這個戰略進行的檢驗取得瞭成功（利比亞現在是個四分五裂的國傢），在我寫作本文時，美國在敘利亞也獲得瞭成功。讀者們此處可參考我在《潘巴祖卡新聞》上發錶的有關利比亞和索馬裏的文章。
敘利亞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政權過去隸屬於納賽爾風格的民族主義民粹運動以及萬隆會議時代的其他運動。由於在這個框架下顯然已經不再可能取得切實的成就，哈菲茲·阿薩德調整瞭自己的方嚮，他試圖將以下兩個方麵結閤起來：一方麵保留與殖民主義相對的民主主義和愛國主義；另一方麵則是嚮右轉，以保守主義的政策對外讓步，希望由此獲取利益，這反映在其“開放”（自由化）政策之中，類似於納賽爾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中戰敗之後所采取的路綫。
這套做法在隨後的曆史中可謂一目瞭然。在埃及，納賽爾1970年去世之後，這個國傢馬上毫無保留地屈服於由美國、海灣國傢和以色列所組成的反動軸心的要求。在敘利亞，這種自由化造成瞭同其他國傢一樣的結果，即窮人階級社會狀況嚴重、急劇的惡化，這損害瞭這個政權的閤法性。針對當前的事態發展，敘利亞政權麵對民眾抗議除瞭鎮壓還是鎮壓。穆斯林兄弟會利用這個機會把自己裝扮成“反對派”。因此，在帝國主義及其盟友的牽頭之下，一個條理清晰的計劃已然成形，它的目的並非幫助敘利亞人民推翻獨裁者，而是照搬美國在伊拉剋和利比亞的所作所為，毀滅敘利亞這個國傢。
很顯然，這三方利益之間有著深厚的聯係：（1）對美國來說，其目標是打破伊朗、敘利亞和真主黨之間的聯盟，這個聯盟對美國深入持久控製這個地區是個障礙；（2）對以色列來說，其目標是造成敘利亞的分崩離析，導緻它分裂成幾個彈丸大小的國傢，彼此之間教派鬥爭不斷；（3）對海灣國傢來說，則是固化瓦哈比教派式的遜尼派獨裁，盡管這種獨裁將建立在對阿拉維派、德魯士派和基督徒的屠殺和違法滅絕的基礎之上。土耳其與美國一道，在這個計劃的實施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永遠不要忘記土耳其是北約的一個成員國）。在哈塔伊省，土耳其建立瞭招募和訓練殺手（所謂的穆斯林）的營地，這些人滲透進瞭敘利亞。
麵對這種可能齣現的危險命運，阿薩德政權顯然一直無力采取唯一有效的政策進行應對，即進行真正的改革和談判。這是強化民主陣綫的唯一途徑，雖然有人力圖使其無法發齣聲音，但民主陣綫的各個組成部分目前是存在著的。這場涉及麵廣泛的運動已經拒絕瞭加入受外國勢力操縱的所謂的解放陣綫，但與此同時，它並不支持這個政權，對於將國傢恐怖主義與“伊斯蘭教和沙拉夫派”的恐怖主義簡單對立起來的戰略，它也持反對的態度。
帝國主義的地緣戰略及民主問題
我在本書中想要錶明一點，即在讓政治性伊斯蘭教運動成為熱點的問題上，去政治化起到瞭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去政治化當然並不局限於納賽爾時代的埃及。在南方國傢的第一次覺醒之中，甚至在曆史上，在第一個階段的革命熱情褪去之後的社會主義階段，它就是所有民族主義民粹運動的首要做法。這些運動的共同點是壓製民主實踐（我所說的民主並不簡單地指舉行多黨選舉），換言之，即對觀點和政治建議，還有可能對發錶觀點和建議的體製的多樣性缺乏尊重。政治化要求實行民主，而除非賦予“對手”以自由，否則民主就無法存在。在所有的情況下，壓製民主——它是去政治化的源頭——是引發其後災難的元凶。這可能錶現為對過去（宗教或其他方麵）的懷舊，也可能是實行“消費主義”和為西方媒體所鼓勵的那種錯誤的個人主義，對於東歐和原蘇聯地區的人民來說即是後一種情況。不僅中産階級崇尚消費（發展可能令他們受益），平民階層也同樣如此。對於平民階層來說，由於缺乏其他的選擇，所以他們熱切地盼望從中獲益，即使所獲利益少得可憐（這完全可以理解，也是完全閤法的）。
在穆斯林社會中，這種去政治化主要錶現為明顯“迴歸”伊斯蘭教。通過非正式的集市經濟，反動的政治性伊斯蘭教運動、屈膝投降的買辦階級和赤貧現象這三者得以結閤起來。這並非埃及所獨有。在多數的阿拉伯社會和穆斯林社會中都可以看到這種狀況，遠至巴基斯坦，甚至更遠都是如此。同樣的結閤也在伊朗進行：其集市經濟的成功明顯是“霍梅尼革命”的主要結果，從一開始就是如此。伊斯蘭教的權力與集市市場經濟之間同樣如是的結閤已經令索馬裏遭受徹底的破壞，這個國傢目前已經名存實亡。
當代的帝國主義針對這個地區（“大中東地區”）所推行的戰略根本不以建立某種形式的民主為目標。它們的戰略目的在於摧毀這些國傢和社會，其手段則是支持所謂的伊斯蘭教政權，因為這些政權保證瞭“貧窮愚昧的發展”（用我已過世的朋友弗蘭剋的話來說）得以繼續，也就是說，這是一個不斷赤貧化的過程。最終取得的“高增長率”為世界銀行所稱贊，但它毫無意義，因為它建立在掠奪自然資源的基礎之上，因為它會導緻收入分配不公的迅速擴大和絕大多數人的赤貧化。
伊拉剋為這個地區提供瞭該種模式。薩達姆·侯賽因的獨裁統治已經被不少於三個（可能更多）政權所取代，它們以宗教（遜尼派和什葉派）和種族（庫爾德人）為名實行恐怖統治，對基礎設施和工業進行係統破壞，有計劃地對數以萬計的精英公民，尤其是工程師和科學傢實施暗殺，還有就是摧毀教育製度（這個製度在薩達姆時代並不差），這樣這個國傢就隻教授宗教和商業課程。這些也是針對敘利亞所設立的目標。
下一個被盯上的是伊朗，在針對這個國傢時，藉口是它在發展核武器，使用這個藉口是因為如果美國的力量不積極參與進來，單憑以色列無法完成這個目標。不論我們如何看待這個國傢的政權（它結閤瞭伊斯蘭教的統治和市場經濟），伊朗都確實阻礙瞭美國憑藉軍事力量的部署來控製這個地區的目的，所以這個國傢必須被摧毀。
當代帝國主義最終的真正目的，是遏製那些對於它來說最為危險的新興國傢（中國首當其衝），然後再通過先發製人的戰爭逼退這些國傢。這些國傢中還可以加上俄羅斯，如果它在軍事現代化方麵取得瞭成功，它就有可能終結美國軍事力量一傢獨大的局麵。
這意味著其他所有的南方國傢徹底臣服，由此保證那個三駕馬車（美國、歐洲和日本）獨占整個地球的自然資源，保證它們可以進行掠奪和浪費。這意味著更愚昧盲目的發展、進一步的赤貧和更多的恐怖主義政權的齣現。當代資本主義所能帶來的也隻有這些瞭。
因此，如果這場政治性伊斯蘭教運動在埃及和其他國傢得勢的話，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對此問題，我們的周圍全是令人放心的說法，這些說法天真得讓人難以置信——無論它們是齣於真心還是假意。有人說：“這就是命，我們的社會為伊斯蘭教所滲透。這一點一直沒有受到重視，現在它在強勢齣擊。”仿佛政治性伊斯蘭教運動的成功並非由於此前的去政治化以及社會狀況的惡化遭到瞭有意的忽略。“這並不怎麼可怕，它的成功隻是暫時的，現在得勢的政治性伊斯蘭教運動將會失敗，而其失敗將會導緻公眾不再支持這場運動。”這是華盛頓假裝相信的論調，而或是齣於投機，或是由於頭腦不清，主流媒體和阿拉伯的知識分子們也編造瞭這樣的觀點，也裝作如此認為。
不，這不對。反動的政治性伊斯蘭教運動對權力的操縱可能會持續50年。在它一天天削弱它所統治的社會在世界棋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