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在现代社会理论中,资本主义论是一个经典课题。马克思·舍勒着眼于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品质及其体验结构,审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及其对现代价值观的影响。在把握资本主义精神这一问题时,舍勒提出了自己的视角:资本主义世界的现代性不能仅仅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来把握,还必须通过分析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隐含着他重建被资本主义精神气质颠覆了的人心秩序的意向,极富现代性意义。
作者简介
马克思·舍勒(1874-1928),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价值伦理学、哲学人类学与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被视为现代德语学界传奇人物。在哲学、社会理论、伦理学、神学、心理学、教育学、思想史等领域卓有建树。海德格尔视其为“全部现代哲学*重要的力量”。早年执教耶拿大学、慕尼黑大学,参与现象学运动。1919-1927年,任科隆大学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所长。1928年,执教法兰克福大学不久,因中风猝然辞世。著有《同情的形式和本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论人类的永恒性》、《价值的颠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等。今人编有《舍勒全集》,美国芝加哥大学设有舍勒研究所,德国成立了国际舍勒研究协会。
目录
编者前言
所谓社会保险金神经症的心理学和针对不幸的合法斗争
资产者
资产者与宗教力量
资本主义的未来
先知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论三种可能的社会原理
引言
讲座的计划安排
第一部分 所谓的个体原则
第二部分 普遍主义(社会主义、组织主义、集体主义等)
第三部分 我们的看法
基督教的爱理念与当今世界
一、爱的律令与博爱主义
二、基督教的集体理念
三、基督教的集体理念与当今时代的关系
附录
舍勒生平和主要论著年表
舍勒著作目录全编
精彩书摘
《舍勒作品系列:资本主义的未来》:
比如卡尔文主义和循道宗中的“理性的系统的自我控制”(如韦伯恰切地强调的那样)对于资本主义从业家精神的产生是极富成效的;由于这一精神的产生而释放出来的能量,指向的不再是伦理一宗教性的神圣化和心灵化,而只是以在工作和职业中去“验证”已然存在的恩宠等级,所以,自我控制已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托马斯所说的意义。但即使撇开这些不谈,这一两种理性的自我控制也根本不同。按照天主教~托马斯主义的基本观念,肉体与理性灵魂的关系是: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本质而非两个本质——如此而已;在这里,没有对肉体的本能机体的根本性的不信赖,这种不信赖只有随着新的以二元论观念为基础的人对人的根本不信赖而产生,随着那种个体的心灵宗教性的孤岛感的出现而产生;而这种肉体的本能机体在清教中必然会使“理性”变成对付一切自然操动的一种监视和警察系统。满脑子都是英国清教革命的霍布斯恰好谈及理性须去侦探“冲动的阴谋”。只有这种在所有新教教义中登峰造极的对自然天性之人(被视为因罪而“彻底堕落”)的不信任,才能在排挤托马斯主义关于自然的冲动生命中已有内在目的的观念(理性只不过把这一内在目的引向最高目标)的同时为新使命创造成熟的时机;这一新使命是:借助于自己那蒙天恩赐予的意志,人才得以把自己身上那被视为“骚乱”的一团欲望人为地塑造成某种富于意义的东西。在尘世生活中,托马斯主义的自我控制是机遇性的,其功能是随机应变的,就是说,欲望的内在目的一旦失效,它就开始起作用。它并不是“系统的”、转向内心的、以人为地创造出一种新人为目的的禁欲。在清教国家里形成的外在监视系统针对的是一切类型的淫乱、酗酒、恶习、奢侈,这在天主教国家中是没有先例的;这种监视系统只是在作为结果时才与理性和欲望的新的体验关系相符;康德在此追随他的清教传统,才把这一体验关系构作其伦理学的基础。这并非如桑巴特所言是托马斯主义的基本信条之“再生”,而是一种全新的行为。实际上,它也不是这一新道德行为的另一“教义上的根据”,而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自我态度。在这里,外在天性与内在天性(欲望生命的天性)同样是一种混乱,须靠恩宠锤炼过的考验意志才会变得井然有序,而不是一个具有自我价值、自身已具理性并在自身中由理性和目的推动的整体。
……
前言/序言
“主义”之争——尤其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曾世纪性地长期支配西方学界乃至我国学界,而且迄今仍然没有得出结论。
自马克思提出著名的资本主义批判以来,如何理解资本主义一直是20世纪社会理论的热点课题:从世纪之初的韦伯、特洛尔奇、西美尔、桑巴特,到世纪中叶的熊彼特、塔尼(R.H.Tawney)、博兰尼(KarlPolanyi),再到世纪下半叶的布罗代尔、贝尔、瓦伦斯坦,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显得从未过时。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一道德哲学的批判不同,韦伯提出了理解“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学命题:资本主义精神要素是理性化、脱魅化、世俗化,反映了西方文明传统的一些本质特征……作为韦伯的同时代人,舍勒从价值情感现象学立场出发,进一步推进了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论。对于舍勒来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人的实存的“总体转变”(Gesamtwandel),既体现为外在的生活制度(国家组织、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的转变,也体现为内在的精神气质(心性秩序)的转变。要把握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本质,还必须理解资产者的心性气质。然而,要认识这种“精神气质”,仅仅凭靠社会理论显然远远不够,还必须凭靠哲学的分析立场。如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是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哲学立场是新康德主义,舍勒的哲学立场则是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现象学哲学。因此,在关于资产者的性质、资本主义与宗教的关系及资产主义的未来前景等问题上,舍勒有关资本主义的论述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所谓社会保险金神经症的心理学和针对不幸的合法斗争》初次发表于1913年,可见,在早年从事现象学研究的同时,舍勒就关注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从而,与其他现象学哲学的代表人物不同,舍勒在一开始就是社会思想家,而非单纯的哲学家。《资产者》、《资产者与宗教力量》、《资本主义的未来》(1914)三文是题为“资本主义精神论”的一组论文,前两篇具体讨论桑巴特的资本主义理论,在后一篇文章中,舍勒提出了自己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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