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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研究西方青年文化的经典著作；书中涉及的青年亚文化话题有趣，比如泰迪男孩、摇滚派、朋克，男同性恋青年以及女孩从爱情婚姻崇拜中有可能获得解放等；，这本书为介绍普通社会学视角的宝贵入门书，可作为青年文化社会学的教材使用，也可作为研究学者写论文的参考用书。

内容简介

《青年文化比较》这本书指出，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青年文化的共同点是，这些亚文化群体的出现是对一个群体共同经历的一些社会问题的回应，并认为影响当今西方青年的主要问题是失业问题；《青年文化比较》这本书的特色在于对少数人文化群落及其产生的集体认同进行了比较，揭示了个人是如何利用这些集体认同在阶级、教育和职业这些强加的界限之外就界定他自己的身份的；《青年文化比较》这本书详细考察了族裔群体、女孩和男同性恋文化群体，并考察了这些群体必须对付的偏见，还探究了人们对于男性气质的礼赞，并将此问题与男同性恋青年以及女孩从爱情婚姻崇拜中有可能获得解放等问题联系起来讨论。

作者简介

迈克尔·布雷格，1967年以后成为一名学术研究人员，先后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工作，1977年获得伦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嬉皮士和光头党——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亚文化的社会学面相》，著有《青年文化社会学和青年亚文化》，主编《人类的性关系：重新定义性政治》，合编过《激进社会工作》。

目录

译丛总序 / 1
民间恶魔、身份认同还是仪式抵抗？
—西方青年文化研究的历史和多重视野 / 3
作者简介 / 1
内容简介 / 1
序言 / 1
第一章 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工具的用途 / 1
亚文化分析和社会学 / 1
文化、阶级和意识形态 / 4
亚文化和风格 / 14
亚文化、社会现实和身份认同 / 20
亚文化研究分析框架的发展 / 23
青年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亚文化作为一个犯罪学概念的发展，以及青年文化的兴起 / 26
1 正派青年 / 28
2 不良青年 / 29
3 文化反叛派青年 / 29
4 政治激进派青年 / 29
结论 / 34
第二章 街头浪子——美国社会学理论中的青少年犯罪亚文化 / 37
芝加哥学派与城市社会生态学 / 41
对社会生态学模式的批评——多元论面临的难题：阶级、冲突和权力 / 46
青年文化与阶级 / 48
工人阶级聚居区青少年违法犯罪活动的统计学呈现 / 52
贫民聚居区里的差别认同 / 57
社会失范理论及其对亚文化研究的影响 / 60
美国自然主义的影响——戴维·马茨阿与陷入和脱离青少年犯罪理论 / 66
结论 / 70
第三章 只是墙上的另一块砖——英国关于工人阶级青年文化的研究 / 72
英国工人阶级聚居区的社会生态 / 73
教育：反学校文化和休闲娱乐 / 75
社会反应和贴标签：道德恐慌、民间英雄和民间恶魔 / 79
当代英国的民族志研究 / 81
英国亚文化理论的新流派 / 82
前途无望—英国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及其风格简史 / 90
1 泰迪男孩—“摇滚起来——打破定规” / 91
2 摩登族—“孩子们一切正常” / 93
3 摇滚派—“群龙之首” / 95
4 光头党—“看台上的暴力” / 96
5 华丽摇滚和闪烁摇滚 / 97
6 朋克—“白人骚乱” / 98
1981年的“青年骚乱” / 102
第四章 旅行者与捣乱分子—青年人反叛陈规与激进的传统 / 106
文化反叛派—反叛陈规与中产阶级青少年犯罪 / 106
1 青年反主流文化在美国的兴起 / 108
2 垮掉的一代 / 111
3 嬉皮士、颓废派及瘾君子—反主流文化 / 115
4 反主流文化的结构 / 120
宗教帝国主义—宗教狂热现象的兴起 / 135
激进的传统—政治斗争性与抗议运动 / 138
第五章 投机、违法与刑罚—黑人青年和亚裔青年 / 155
黑人、文化和经济 / 155
在少数族裔贫民聚居区—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 / 161
靠布鲁斯乐生存的黑人—黑人文化与青年 / 165
“疯狂的人们”—拉美裔居民聚居区的青年文化 / 171
“英格兰是混蛋”—英国的黑人青年和亚裔青年 / 175
1 “白人社会的恐怖者”，牙买加小混混和拉斯塔法里教信徒——英 国的加勒比黑人青年文化 / 177
2 英国的亚裔青年 / 183
黑人女青年和亚裔女青年 / 184
“打倒当权派”—种族主义及其对青年的影响 / 187
第六章 “闭嘴吧！”—加拿大的青年文化 / 190
第七章 隐形的女孩—女性气质文化对抗男权主义 / 211
爱情与婚姻—遁入浪漫幻境 / 215
女孩与青少年犯罪 / 219
男性占支配地位的亚文化群体中的女孩 / 221
朋克女青年 / 227
对大男子主义的颂扬 / 228
第八章 前途无望？亚文化、人造文化和经济 / 236
人造文化和经济—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 236
青年文化与身份认同 / 242
青年与未来 / 244
前途无望？青年与失业 / 245
参考文献 / 252
索引 / 292
译后记 / 302

精彩书摘

前途无望——英国工人阶级亚文化群体及其风格简史
研究战后英国的亚文化群体是如何发展的，以及它们如何创造了自己的微型文化史，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多数青年并没有参与这些亚文化群体，意识到自己对现行制度已有一些投入，对它也是比较谦恭的或者充满渴望的。成员身份或成员资格是个难题，因为一直存在专职成员和业余追随成员两类人，而且太离谱的风格会使得边缘人士的数量减少。此外，还存在风格的强弱程度问题，从最出格的到只有一点细微迹象的，不一而足。拼贴可以依据以前的各种风格来建构。但当一种风格渐渐地为越来越年轻的群体所采纳，而这种风格的意义对他们来说越来越少时，这种风格的消亡也就开始了。创造者已经看到了打扮成电视剧人物冯兹（Fonz）模样的学前儿童，对神话般的20世纪50年代并没有怀旧的观念。当然在这个年龄段，他们能挪用的只有那些具体的民间英雄，而不是那些风格。
1 泰迪男孩——“摇滚起来——打破定规”
泰迪族（the teds）是生活在英国战后20世纪50年代末那个单调而沉闷的年代里的最早一批工人阶级纨绔子弟。他们是第一批带有叛逆精神的民间恶魔，主要来自非技术工人家庭（Fyvel, 1963），由于没有机会接受文法学校的教育，不能取得白领工作岗位，或者无法获得技术行业的学徒身份，就被排除在战后英国富裕社会之外，被剥夺了向上升迁的机会。他们证实了那种关于富裕工人（相对于受到冒犯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的神话，既挪用了那些富裕的上层阶级的爱德华式服装，也融合了那些密西西比投机商人的形象，穿戴着有褶的外套、天鹅绒的衣领、筒裤、绉纹橡胶底的鞋和靴带式的领结。霍尔和杰斐逊（Hall and Jefferson， 1976, p. 48）是这样看待他们的：
因此，泰迪男孩挪用了上层阶级的一种服装风格，想要“遮盖”这样一种鸿沟：一方面主要是体力的、非技术的、近乎无业游民的职业和生活机会，另一方面却是周六晚上“衣冠楚楚却无处可去”的体验。
他们狂热崇拜的男主人公，是马龙·白兰度（Marlon Brando）扮演的凶悍的摩托车潮人（biker hipster），是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扮演的敏感的迷惘少年；但最受推崇的男性偶像模型则是来自美国孟菲斯市（Memphis）的“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这位来自落后城镇的工人阶级男孩，凭着他的性感、独到的嗓音和黑人运动，对美国境外其他各地的工人阶级青年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泰迪男孩的男性化形象衬托出他的浮华矫饰，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男性气概—这种优雅不再是女里女气的了。泰迪男孩激起了社会人士的愤慨，就像“一位家庭医生”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见1954年12月5日《晚间新闻》（Evening News ）］：
泰迪男孩的头脑都不健全，在这一意义上看，他们都患有一种精神错乱病。除了用桦条或绳索来惩罚他们之外，还应该依据他们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送他们到精神病院去做康复治疗……他们没有成为独立个体的精神毅力，因此就不得不聚集在帮派中。这些粗暴的年轻人不仅形成了一定程度上抱有自卑情结的偏执狂，而且由于患病，他们更感自卑……不是不懂事，而是那种想作恶的欲望促使他们去犯罪。
人们把泰迪男孩当成了所有坏事的根由，下了班的士兵也被禁止穿戴泰迪男孩的服装。梅利（Melly, 1972, p. 38）提醒我们注意当时的社会氛围：
打架斗殴和影院闹事，成群结伙地随意毁坏财物，这都是由幽闭恐怖症引起的。它们是社会造成的后果，这个社会仍然认为中产阶级有权把道德标准强加于一个生活方式完全超出其经验范围的阶级；这是以战争事件为借口而随处发号施令的老一代人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一种否认一切创造潜能、通向一些毫无前途的工作和强制征兵的教育制度所造成的后果；同时也是一个沉闷、枯燥而卑鄙的世界——乖男孩们在这里打着乒乓球——所造成的后果。
从美国输入的摇滚乐——“一种在当时能激发那种没有头脑的、低劣的、任意毁坏财物的行为的东西：旋转和猛烈击打的音乐”（Melly， 1972, p. 36）——导致了在电影院和舞厅发生各种骚乱。事实上，在国际范围之内，彼尔·哈利（Bill Haley）在1953年，普莱斯利（“猫王”）、小理查德（Little Richard）、马德·沃特斯（Muddy Waters）和查克·贝里（Chuck Berry）等歌手在随后都对流行音乐有所改造，到1957年录音磁带销售量达到了顶峰，一直到1963年“披头士乐队”（the Beatles）出现之前，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盛况。
2 摩登族——“孩子们一切正常”
在青年当中普遍存在着两种看待工人阶级生活的态度：对于通常很保守的工人阶级价值观所体现的男子汉气概，一些青年非常赞赏，另一些青年显得老练世故、冷漠超然。像泰迪男孩那样，摩登族也是从伦敦东区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试图以整洁优雅的时尚形象来掩饰和摆脱他们自己所属的阶级地位。他们起初被叫作“现代爵士乐演奏者”［modernist，一个比波普爵士乐 （bebop）用语，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体现了在美国黑人青年当中展现的那种优雅的矫饰之风。不过，他们的外表虽然很出色，但显现的却是下层白领阶层这一向上层流动的群体，并且与他们的敌对者—因阶级因素而结群的粗鲁的摇滚派—是截然对立的。这两个群体都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如纳托尔（Nuttall， 1969, p.333）所指出的，这两种形象展现着不同的意义：“‘摩登族’意味着柔弱娇气和自视清高，意味着要仿效中产阶级并渴望竞争，意味着势利和华而不实；‘摇滚派’则意味着极端幼稚、粗野和邋遢。”
摩登族令人生疑，因为他们的举止太过文雅，他们的舞蹈太过精致，他们使用的毒品（药丸）太过温和。他们是消费主义的先锋，激发了玛丽官（Mary Quant） 时装和卡尔纳比街（Carnaby Street）的灵感。他们的音乐是一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流行音乐—斯卡乐（ska），尽管市场上热销的是其他音乐，如“谁人”乐队（the Who）、罗德·斯蒂沃特（Rod Stewart，当时叫Mod Stewart）和脸孔乐队（the Faces）的作品。他们被分化进了某种艺术流派当中：以高度“坎普”（camp）的形象出现的摩登族，重新呈现在华丽摇滚（glam rock）和新浪潮音乐（new wave）当中，涂抹化妆品并携带着化妆包；主流的摩登族上身着西装，下身穿整洁的紧身裤，脚穿尖头皮鞋，同时还有留着短发、面无表情的优雅女孩随行；摩托车男孩们（scooter boys）则骑着意大利式小型摩托车（一种工人阶级的跑车），并在车子周身贴上一些配饰，自己穿着厚夹克和宽松的牛仔裤。还有一些硬派摩登族（hard mods），穿着牛仔裤和工作靴，显示出强烈的工人阶级色彩，这些人最后发展成了光头党。速度像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和一种生活方式一样，成了这一群体的一个主题，牙买加也成了一个主题，他们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小混混”（rude boys）中找到了那种唱着斯卡音乐、戴着黑色太阳镜和窄边帽的形象，并加以模仿。夜总会是一个充满魔力的梦幻世界（最终成为迪斯科舞厅），在这里（有一种自我感觉到的）优雅超越了家庭、学校、工作所规定的那种单调的整洁。这种亚文化群体值得关注的地方，是女孩子们可以依照她们自己的需要行事，或成双结对，或结为小群体。
3 摇滚派——“群龙之首”
摇滚派与他们在文化上的对手截然不同，是一些摩托车手或小痞子（greasers）。他们穿戴黑色皮夹克、金属扣、长筒靴和牛仔裤，是一些狂暴的、故作姿态的劳动阶级的壮汉—“狂野之徒”，反教化反权威。巴克和利特尔（Barker and Little，1964）发现，摇滚派都是一些低薪的、无技能的体力劳动者，而摩登族却是半技术型的白领工人。摇滚派要么是一些无拘无束的“逍遥骑士”，要么是一些很少卷入摩托车狂热崇拜的“小痞子”。他们在不同的时期重复出现，而且威利斯（1978）发现，摇滚派包含的以下这些因素—如大男子主义，对中产阶级生活延迟享乐模式的拒绝，舞蹈，埃尔维斯（猫王）、吉恩·文森特（Gene Vincent）和埃迪·科克伦（Eddie Cochran）演唱的那种被视为释放暴力和性的怀乡音乐等等，与摩托车自身作为自由、征服和恐吓的象征符号之间存在一种同源性的关系。他们是一伙骑着摩托车的牛仔匪徒（像“地狱天使”一样），是一些由摩托车友情连接在一起的独行侠和非主流人士（outsiders）。他们鄙视摩登族（柔弱气）和女性，鄙视责任感与声誉的传统关联，这显现出他们的大男子主义倾向。
4 光头党——“看台上的暴力”
这些好斗的工人阶级清教徒，脚穿硕大的工靴，身穿牛仔裤，裤管高高卷起让大靴子外露出来，头发剃个精光，露出大光头，肩头系着裤子背带，经常表现出的一种暴力和种族主义倾向。这一切都让他们获得了喜欢故意“闹事斗殴”的“街头斗殴流氓”（bovver boys）和“好斗靴子男”（boot boys）之类的称号。从风格上看，他们源自硬派摩登族，并形成了地方帮派，并以当地首领的姓名或区域的名称来命名。他们是狂热的足球迷，参与了看台上袭击比赛对手支持者的暴力行为。他们信奉传统的保守价值观：努力工作，崇尚爱国主义，捍卫本土地盘。这些价值观诱导他们去攻击嬉皮士、同性恋者和少数族裔。他们成了种族主义的象征，确定无疑地表达了种族主义观点，但这是英国移民政策和政治特有的病症（see Brake, 1974）。他们被称为“穿靴子的清教徒”，反对嬉皮士的自由主义、主观性和对工作的蔑视，试图“以神奇的方式恢复传统的工人阶级社群”（Clarke, 1976a）。到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他们被视为主要的民间恶魔（社会公害）。他们的音乐是雷鬼乐（reggae）后来所继承的、源于西印度群岛的斯卡乐和蓝色节拍（blue beat），直到这些音乐也卷入“黑人骄傲运动”（black pride）之时才告一段落。由于“黑人骄傲运动”不准他们加入西印度群岛裔青年的俱乐部，拉斯塔法里教也不准他们来参与雷鬼乐。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他们又再次出现了。他们表现出的攻击性的种族主义，使其成为“民族阵线和英国运动”所要网罗的新纳粹成员的目标。但是他们那种不关心政治的态度，使得他们并没有成为社会真正的威胁。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又成了“噢咿”音乐（Oi）的追随者，连同“四皮囊”（the 4-Skins）c乐队和其他的团伙，一起参与了1981年的骚乱。
5 华丽摇滚（glam rock）和闪烁摇滚（glitter）
由于旧的歌舞厅被新的本地城市娱乐中心和“迪斯科”舞厅所取代，加上足球运动日益商业化，这些情况都表明休闲娱乐走向了资产阶级化（Taylor and Wall, 1976）。华丽摇滚就是在这一背景中产生的。它把嬉皮士的服饰优雅与光头党的硬朗结合在一起。其音乐形式有早期的卢·里德（Lou Reed）、大卫·鲍伊［David Bowie，与伊基·波普（Iggy Pop）合作阶段］、马克·博兰（Marc Bolan），以及对青少年群体充满吸引力的加里·格利特（Gary Glitter）。他们所穿的奢华服饰、高跟鞋以及涂脂抹粉的化妆（常常用纹身来平衡）体现出对摩登族的怀恋，但吃苦耐劳的小伙子外观，又给他们那种杂糅了30年代柏林人和纽约同性恋者的颓废形象注入了男性化的力量。这是男性化的“坎普摇滚”（camp rock）演出的翻版。“鲍伊的元信息（meta-message）就是逃避—从阶级、性、个性、显而易见的责任中逃脱出来—进入到一个虚幻的过去……或科幻小说式的未来当中。” (Hebdige, 1979, p. 61)
6 朋克——“白人骚乱”
华丽摇滚很快就让位给了朋克—一些音乐商业报纸经过了数月不太成功的宣传推销，使得朋克于1976年在英国渐渐流行开来。它一直被定义为一种在音乐方面不很合格、却具有较多反叛性乐队的音乐［《旋律制造者》（Melody Maker）, 28.5.77］，新浪潮音乐被看作是它的一个复杂的翻版，同样的乐队后来似乎也都致力于这一点。朋克乐队的成员都是业余爱好者，他们发挥了英国摇滚乐共有的热情和粗朴，而在美国，唯一与之类似的乐队是加利福尼亚的车库摇滚乐队（garage bands），但大多数美国音乐人与他们的英国同行相比，受到了更多的音乐教育，技巧上也更为娴熟。其音乐形式可一直追溯到约翰·凯奇（John Cage）、纽约娃娃（New York Dolls）和卢·里德（Lou Reed）等，后者奠定了它的风格。他们形象化、“坎普化”和蛮横的外表，借鉴了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音乐工厂、表演活动和观念艺术的形式。卢勒克斯牌织物（Lurex）、陈旧的校服、塑料垃圾袋、安全别针、性施虐—受虐行为和性恋物癖，这些形成了一种自我嘲弄的骇人形象。他们的头发剃得很短，而且一直剃到脑袋壳正中的地方，并染上各种令人惊骇的颜色。随后，把剩余的头发向上弄成凤头鹦鹉翎冠的样子，并在上面画上令人惊异的图案，而且每个人都各不相同。乐队开发出各种作为舞台角色的人物形象，就像有伊基·波普伴随的鲍伊形象，为人们提供了从其被赋予的人格、地位、角色当中逃脱出来的机会。在朋克摇滚运动的初期，衡量这一运动的完整程度，就要看它能否创造出它自己的服装并进而创立自己的角色。这一点抵制了商业化的影响，并分化为货真价实的（righteous）朋克族和休闲朋克族。对浪漫主义的抵抗，不仅体现在一些音乐家的名字上，比如，聚苯乙烯（Poly Styrene）、约翰尼·罗顿（Johnny Rotten，rotten意为“腐烂”)、席德·维瑟斯（Sid Vicious，vicious意为“恶毒”）等，还体现在一些歌曲当中，比如“贝尔森（Belsen）纳粹集中营是很令人振奋的乐事”和“如果你不想干我——滚蛋”。
马什（Marsh, 1977）将朋克运动视为“领失业救济金者的摇滚”，认为它源于失业青年阶层。这些青年鄙视超级明星、合成电子音乐和精湛娴熟的音乐技巧，蔑视音乐会的高昂票价，所有这些都突显了在商业性的歌手与失业的音乐爱好者之间存在的鸿沟。这里还有一种对于嬉皮士浪漫主义的反动，尽管缺乏结构和中产阶级身份。西蒙·弗里斯（Frith, 1983）曾经论证过战后出现的第一波工人阶级波希米亚式放纵主义。然而，朋克族就像摩登族一样，也包含了好几个阶层。在出身于中产阶级、受过艺术教育影响的朋克族与出身于工人阶级的硬派朋克族（hard punks）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一端是那些留着莫西干人（Mohican）发型的艺术学校的学生，显示他们脱离了非波希米亚式的职业生涯，并将自己归类为文化反叛派和新型的反叛消费主义者；而另一端是工人阶级出身的朋克，由于确信他们不会被雇佣，就强调他们拒绝服从，拒绝从事报酬微薄的、没有出路的工作。他们最初鄙视那些墨守成规的工作，但随着经济衰退的加深，他们甚至连最一般的体力工作也难以找到了。这两类朋克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冲击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朋克创造了一个排斥外来者的虚幻世界；工人阶级朋克则通过赞美他们的失业状态来冲击资产阶级。渐渐地，朋克族倾向于把他们与反种族主义摇滚运动和反纳粹联盟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成了光头党的敌人，后者则遵循了在不同教育阶层中建立起来的传统的阶级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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