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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外国文学（2017.3 总第266期）》是外国文学研究学术期刊，以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为主要读者对象，广泛关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学，重点介绍国外作家作品研究和批评理论的趋势和动向，为国内学者提供研究借鉴，展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新成果，与国内外同行进行有效的学术对话。提供深入钻研和新的探索，同时坚持文学特色，追求开阔的视野、准确简洁、自然清新的文风 ，致力于营造百花齐放、生动活泼的学术局面。

目录

评论
张中载 总览当代外国文学——评《当代外国文学纪事》
周汶 刘易斯与乔伊斯的“反合作”关系
卢炜 《圣阿格尼丝之夜》的两种文学解读——兼论济慈诗歌文本阐释的边界
林大江 翠茜·史密斯的魔灵诗艺：从挽歌到科幻
吴康茹 论伏尔泰哲理小说文体的诗学价值
赵巍 布尔民族的历史书写与文化批判——评南非短篇小说家波斯曼的《马弗京路》
牛子牧 论埃及女作家纳娃勒·赛阿达维对语言的探索
赵晶 《荒原》中的社会转型焦虑

理论
王希悦 西方文论关键词：欧亚主义
张欣 西方文论关键词：有机整体
于洋 解析拉康的《逻辑时间与预期确定性的判定：一种新的诡辩》
杨文默 技术时代的诗学——对马里内蒂的海德格尔式批判

文化研究
哈旭娴 盖茨与非裔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
钟燕 奥德修斯的返乡：《奥德赛》中的环境性
李杨 张坤 梅森对南方男性的重塑
唐弦韵 豪普特曼中篇小说《道口工提尔》中人与技术的关系研究
李菊花 佩·菲茨杰拉德早期文学思想中的共同体意识

书评
申富英 论加令顿的《触觉现代主义》
陈丹丹 顾明栋 米勒的《中国演讲集》述评

精彩书摘

　　三、刘易斯成为乔伊斯研究的推动者
　　作为乔伊斯的“反合作者”，刘易斯的批评不仅促进了乔伊斯本人的创作，还对乔伊斯研究的发展影响至深。令人遗憾的是，正如克莱恩教授指出的那样，“刘易斯在乔伊斯批评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人们并未广泛认同”（9）。应该看到，刘易斯与乔伊斯之间的“论战提出了有关乔伊斯作品性质的一系列严肃的批评论题”，刘易斯有关乔伊斯及其作品的诸多观点，都是同时代和后辈学者无法回避的，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是通过或赞同或反对这些观点而走进乔伊斯那高深莫测的文学迷宫。乔伊斯众多的支持者在撰文著书批驳刘易斯时，都有意无意地套用刘易斯的批评方法或语汇，而在观点上又反其道而行之。可以说，刘易斯的乔评实践在客观上成为乔伊斯研究的推动者。
　　比如，乔伊斯的法国好友布里昂在力挺乔伊斯的文章中，直接套用刘易斯有关时间一空间的二分法，将其观点颠倒过来，认为“空间什么都不是”，只有时间才是“世界上唯一的现实”。与刘易斯同是画家的勃金在其1934年推出的乔评专著中，对刘易斯的观点作出直接回应时并未质疑刘易斯批评的基石，即其空间一时间二分法的可信度，而是从绘画角度来证明，乔伊斯所选择的创作方法其实就是基于空间概念而非刘易斯所指责的“时间哲学”。他认为《尤利西斯》将时间空间化，与之相联系的是现代主义空间性而非现代主义时间性，所以乔伊斯其实达到了刘易斯的审美预期（153）。勃金还大量借用刘易斯的概念。比如刘易斯曾在《时间与西方人》中称《尤利西斯》主人公布鲁姆是个“舞台犹太人”，意在指摘该小说所充斥的文化陈词滥调（94），而勃金则反驳说：“布鲁姆是犹太人，但他绝不是舞台犹太人”（273）。另外，刘易斯在其小说《塔尔》和《上帝之猿》中惯常使用的关键词，比如automation（自动化）、grotesque（古怪）、grim laughter（狞笑）、mask（面具）等等，也被勃金频频用到，可见其受刘易斯影响之深（67-72）。
　　这种影响在凯纳身上更是达到了极致。凯纳是英美评论界少有的对庞德、刘易斯、乔伊斯、艾略特这四大家都有深入研究和著述的现代主义文学评论家。他在乔评专著《都柏林的乔伊斯》和《乔伊斯的声音》中，对《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灵夜》进行分析的每个论题几乎都是以刘易斯的乔评论点为切入点，运用刘易斯的概念分类，但又反其道而行之，从而挑战其观点和结论。比如他在《乔伊斯的声音》中的基本立论是：乔伊斯作品中的多重声音是西方世界价值体系扭曲的讽刺写照。而这个论点直接反驳了刘易斯在《时间与西方人》中的看法，即乔伊斯在小说中使用多重视角和多个声音，是缺乏对现实生活的抽象和提炼（89）。正如克莱思教授所说，“凯纳整个批评生涯对刘易斯的首肯，表明了刘易斯对《尤利西斯》的讽刺性和质疑性解读，具有中心地位和强大力量”（13）。
　　刘易斯对乔伊斯的批评实践，更首创了一种文化批评的视角和方法。虽然学界公认的文化研究奠基性著作是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和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但有学者认为，刘易斯在《时间与西方人》中早于他们三十年的批评实践，正是“一种强有力的、范围特别广泛的文化批评，一种1960年代以来已经朝多个方向发展的思维模式……”。细读《时间与西方人》可以发现其文化批评内容之丰富超前。该书第一部“革命傻瓜”共有长短不一、论题多样的十六个章节：前四章论述浪漫传奇及其与广告原则、道德思想的关系等，另有四章专门批判斯泰因的“时间学派”和“孩子崇拜”，有两章专批庞德之成为“时间崇拜”的跟班，其余章节则论及艺术运动与大众思想、芭蕾舞与高雅波西米亚、卓别林电影的成功秘诀等等文化领域的问题。读来似乎主题散乱，但该书1993年重版编订者爱德华兹教授在“后记”中指出，这一篇篇短文构成了“对现代文化更全面批评的一部分”（455）。前十五章篇幅都不长，而压轴的就是长达三十七页的《詹姆斯·乔伊斯思想剖析》，显然，乔伊斯成了刘易斯批评语境中的头号“革命傻瓜”，是社会文化领域种种弊端的集中体现。该长文除了探究《尤利西斯》文风与技巧上的失败及其根源外，对文化批评学者更具有启迪意义的是，它还探讨了乔伊斯作品的政治性问题，即他与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乔伊斯既不是激进好战的‘爱国份子’，也不是历史传奇作家。除此之外，他是很有‘爱尔兰特色’的。作为一位文学艺术家，他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来代表爱尔兰”。大家会“钦佩乔伊斯所赋予自己的身份，即将他自己超然于、甚至拒绝新芬党之类的激进组织”。刘易斯还建议，在乔伊斯与爱尔兰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尚无法理清道明之际，不妨先把“对狂热民族主义的正统政治反应”搁在一边，而专注于探讨“对乔伊斯作品的艺术成就产生的直接反应”（76-77）。刘易斯甚至还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和性别战争联系起来，将它们都视作人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矛盾（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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