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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
　　自从俄罗斯成为全球大国以来，其外交政策一直备受关注。在《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书中，安德烈·P．齐甘科夫将荣誉界定为决定俄罗斯国际关系的关键概念。他认为俄罗斯获得权力、安全和福利的利益取决于这一文化信仰，对荣誉的不同理解提供了一种组织框架，产生了与西方关系中的合作政策、防御政策、强硬政策。运用19世纪初以来包括神圣同盟、三国协约、俄格战争在内的10个案例进行分析，齐甘科夫认为，当俄罗斯觉得其荣誉感将得到承认时就与西方国家合作，失去对其荣誉的承认时就采取防御或者强硬的独立政策。

内容简介

　　《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作者将荣誉界定为决定俄罗斯国际关系的关键概念。他认为俄罗斯获得权力、安全与福利的兴趣取决于这一文化信仰，并认为对荣誉的不同理解为俄罗斯提供了在对西方采取合作政策、防御政策、独断政策时的组织框架。

作者简介

　　安德烈·P．齐甘科夫，俄罗斯政治学者，现任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1991年于莫斯科国立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2000年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为俄罗斯／后苏联问题研究、比较政治与国际政治。在西方及俄罗斯学界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包括：《俄罗斯外交政策：国家认同的变与不变》、《谁的世界秩序？俄罗斯对冷战后美国思想的认知》、《俄罗斯的强大国家：发展与危机》等。与其父帕维尔·A．齐甘科夫合著颇丰，包括已译介给中国读者的《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社会学》等。
　　
　　关贵海，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8年毕业留校，1990年至1993年在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攻读硕士学位，1993年至1998年被教育部公派到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1998年起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任教。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俄罗斯政治与外交、中俄关系等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叶利钦执政年代》、《普京时代》、《俄罗斯能搞社会主义吗？》等专著和译著，是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
　　
　　戴惟静，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2008年至2012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获得俄罗斯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12年至2014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师从关贵海副教授，获得硕士学位。2014年至今攻读博士学位，受帕维尔．A．齐甘科夫教授指导。研究方向为俄罗斯外交、欧亚一体化等。

精彩书评

　　★本书透过“荣誉”这一概念，考察了俄罗斯过去两个世纪长时段中的外交政策，是一部原创性的分析著作。本书基于俄罗斯的三种行为模式一一合作、防御和强硬一一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利用“荣誉”这一概念，本书对10个案例——1814-1853年的神圣同盟到2008年的俄格战争——开研究，在这些案例中“荣誉”被视为决定政策与认知的关键。齐甘科夫为俄罗斯外交政策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原创性分析。本书将成为历史学者、政治学者以及国际关系学者的必要读物。
　　——理查德·萨克瓦 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齐甘科夫相信，俄罗斯的荣誉感是理解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长期历史的关键……俄罗斯与西方合作、防御西方还是对西方强硬取决于俄罗斯的荣誉感以及感知到的安全程度，而非取决于俄罗斯对权力的诉求或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齐甘科夫考察了从后拿破仑时期至今俄罗斯各个历史阶段中这一动力的作用。他认真地对待国际关系理论，并坚定站在建构主义阵营一边。
　　——罗伯特·莱格沃尔德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
　　
　　★在长时段的历史分析中，齐甘科夫用“荣誉”这一概念解释了俄罗斯与西方合作意愿的重大转变。一切国家都有一套必须捍卫的核心价值，以维护民族尊严与自尊，这是一种承诺，驱使国家有时采取鲁莽或代价高昂的举措。齐甘科夫运用他高超的专长，深入浅出地写出了一部简单却内容丰富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分析著作。这本简明扼要的书是理解当今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必要读物。
　　——德博拉·韦尔奇·拉森 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政治系教授
　　
　　★安德烈·齐甘科夫关于荣誉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角色的著作，不仅为俄罗斯史研究、而且为国际关系理论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阿纳托尔·列文 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教授

目录

丛书总序纵谙古今韬略横务天下经纶
中文版前言
英文版前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部分 理 论
第二章 国际关系中的荣誉
第三章 俄罗斯国家与其荣誉
第四章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第二部分 荣誉与合作
第五章 神圣同盟（1815-1853年）
第六章 三国协约（1907-1917年）
第七章 集体安全（1933-1939年）
第八章 反恐战争（2001-2005年）

第三部分 荣誉与防御
第九章 韬光养晦（1856-1871年）
第十章 和平共处（1921-1939年）
第十一章 限制北约东扩（1995-2000年）

第四部分 荣誉与强硬
第十二章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
第十三章 冷战初期（1946-1949年）
第十四章 俄格战争（2008年8月）
第十五章 结论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
　　新古典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思想的新学派——新古典现实主义——进一步明确了这些无形的概念。新古典现实主义者恢复了古典现实主义在理解国家外交政策偏好中的复杂性，不再将其简化为权力或者安全。他们还在分析中添加了几个国内因素，例如认知、国内政治、国家实力的程度以及意识形态。最后，新古典现实主义者重新把荣誉概念当作国家行为中的一大关键动机。例如，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不同意新现实主义者的唯物主义本体论，他坚持认为荣誉与威望对于理解国家进行战争的决策至关重要，因为领袖将无形的价值视为重大利益。以俄罗斯为例，他提出自1601年起，“俄罗斯统治者不惜铤而走险，罔顾百姓性命，倾尽克里姆林官的金库，只为国家荣誉、威望以及声誉”。
　　然而，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在国际体系结构对于国家行为重要性的观点上仍然与新现实主义者基本一致。即使他们运用了权力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认知与国内政治，也是将这些因素放在次于国际体系结构因素的位置。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观点看来，国际体系的结构本身决定了那些无形价值，其中荣誉应该被当作是在体系中保持或加强既有权力地位的一种利益，而不是一种本国形成的具有自身内涵的文化概念。国家对于世界的理念或看法因此是从国际均势中内生的，而不是可能具有重要的独立效应的某种东西。因此，引入这些无形价值以及其他变量并没有改变现实主义分析的总体方向，根据现实主义的观点，国际环境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家是由安全与权力（国家利益）所推动的。
　　这种简化主义视角所带来的问题之一便是，失去了理解国际政治中一些机遇与威胁的真实来源的机会。由于忽略了理念与情感的独立影响，现实主义者对于“变化”这一概念的看法较为狭隘，仅将其限定为可获取的权力的波动范围。结果就是，这样的视角可能会在国际政治中错失一些机遇。这并不是说现实主义必定是错误的，而是说它还不完善，因此有可能出现错误。例如，现实主义者忽视了或者是曲解了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一些影响深远并且有可能导致与西方国家合作的变化，例如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罗伯特·英格利希（Robert English）在与两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者的论战中指出，将戈尔巴乔夫说成是苏联战略退却的掌门人是不确切的。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缘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与国内变化以及苏联与西方的文化联系恢复有关，而非出于防御计算或是经济需求。此外，现实主义从未充分回答“什么因素推动了对国际政治中威胁的认知？”这一问题。例如，现实主义没有充分解释，为何美国与北约被看作是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以及这种威胁的根源在哪里。它究竟是个体的、制度上的，还是文化上的？这种威胁是如何，并且是在何种条件下被引发并持续的？如果理性标准对于解释国家行为的价值有限，那么究竟是哪些情感驱动了国家行为？参与者的抱怨与失望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情感因素又是如何且受哪些变化的影响得以巩固从而阻碍对于利益的“理性”计算的呢？
　　现实主义在回答这些重要问题上准备不足。它假定了在国际体系中存在一种对权力与安全的永恒追求，专注于权力的各种表述，而将社会环境与情感背景归为一类，至多将其当作次要因素。如果国际体系是恒定不变的，还为何要考虑那么多呢？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所述，国际无政府状态已经主导了国际关系几个世纪的事实“强有力地显示出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如何思考，如何对待彼此”。如果归根结底，国际体系的参与者们只是理性地追求其国际目标的最大化，那么我们为何还要考虑他们是否具有感受，以及有怎样的感受呢？我们接下来就转向社会建构主义，该理论关注国际行为的环境与意义，而非将其简单地当作是由国际无政府状态预先决定的结果。
　　……

前言/序言

　　我非常乐意向中国读者介绍自己的新著。因多年在美国的大学讲授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领域同行交流，我一直试图搞清楚俄罗斯以外的国家是如何看待它和它的对外政策的。我期盼着这本书能够帮助中国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找到答案，并急切地等待中国书友的回应。
　　本书写就于21世纪的头十年结束之时，因此未涉及整个世界和俄罗斯对外政策在普京重返俄罗斯总统职位后所发生的独特变迁。本序的目的在于，采用书中提出的从俄罗斯荣誉观立场出发，扼要分析本书未涵盖的俄罗斯相关政策。这一时期有2008年8月俄格冲突后的所谓“重启”和新的“冷战”，乌克兰危机为其演进进程的高潮。价值观、荣誉的界定和俄罗斯的对外政策
　　在理解价值观和利益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时，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提倡若干种方法。现实主义者从利益的重要性出发，认为与维护主权、安全和大国地位相比，价值观是次要的。对现实主义者而言，最重要的是国家利益，而应对国家面临的来自国际体系的安全挑战，是应有之义。
　　自由主义者持另一种看法，认为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的意义是通过价值观来体现的。其中，学术圈子里有代表性的自由派国际关系学者们，时常大谈经济全球化、民主化的作用、各国适应全球变化的必要性，与现实主义者相似的是，自由主义者把自己所捍卫的理想看成是某种由国际体系确定了的、无所不包的宝贝。诚然，与现实主义者不同的是，自由主义者要说的不是安全，而是强化民主体制，为跨国商务造就良好的投资环境。
　　最后，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首要的是国家历史经验和由它确定的“重要他者”的属性，“重要他者”对一国价值观和利益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受制于这种经验，一些国家将首先关心边界安全，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国家却在意政治经济发展。与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建构主义足够多元化，反对关于国家理性片面的、被标榜为“理性”的假设。社会现实在这里不是被看成一成不变的，而是文化价值上独特的存在，价值观则被界定为存在于特定语境中的准则。
　　借重对价值观准则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建构主义不适于考察对外政治利益。不过，它不够充分，需要把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提出的安全和发展的范畴等概念工具囊括进来。看来，适当的对外政策理论应当包括的概念有：（1）确定一个民族内在独特性的价值体系；（2）展示一国与国际体系参与者关系的利益体系，一些参与者谋求安全，其他的则在意发展；（3）一国的物质力量综合水平；（4）一国领导人对外部环境的认知。
　　与此同时，关键的是要记住，一国的价值观体系在重要性上是居于第一位的，由它衍生出对外政治行动的准则和方针。在代表民族共同体的人看来，没有比维系和发展他们的价值观体系更重要的东西了，安全和发展的利益是居于第二位的，是在国家与外部环境互动中形成的，那里也有主导者和被主导者。主导者扮演“重要他者”的角色，圈定对外政治行为的语境和指针。如果某个重要他者不承认并且损害一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更不要说它的价值观了），该国的对外政策就会把国际环境视为对自身利益和价值观的威胁，进而表现出强化民族主义的取向，以及对该重要他者态度上的隔阂。如果该重要他者乐意合作并承认一国的利益和价值观，该国的对外政策就会是对国际社会开放的，也不会偏好于展示对此重要他者的民族主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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