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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创新经济学之父”熊彼特代表作,《福布斯》《经济学家》杂志盛赞!
·25年哈佛执教生涯,400名经济学博士接受其指导,门下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和托宾!
·深刻影响大师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被德鲁克誉为“我们时代的预言家”!
·哈耶克、萨缪尔森、格林斯潘推崇,“熊彼特的思想仍与现在和未来有密切的联系!”
·创造性毁灭、商业周期、企业家精神,被各国政府及经济学界重视的理论来源于熊彼特!
☆创新经济,供给侧改革,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寻求经济创新转型需要熊彼特智慧!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来理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增长?甚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增长。我有一个看法,有任何一个经济发展理论,它必须是一个研究企业家如何创造和创新的理论。在几年前我就总结了一个,我叫它亚当斯密-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型。——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内容简介
《经济发展理论》问世于1911年,自从熊彼特明确提出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来,创新就成为经济学、管理学中被频繁引用的词汇。特别是在近几年,创新理论在全球大行其道,熊彼特
也正在被重新发现,企业界几乎到了“言创新必称熊彼特”的程度。而今天,当我们阅读《经济发展理论》时,会发现熊彼特所具有的惊人的时代洞察力:从经济增长到结构性改革、从经济转
型到宏观调控、从企业创新到企业家精神,新常态下,他为世界性经济衰退开出了治标治本的“药方”。
作者简介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现代企业思想之父”,《商业周刊》称赞他为 “美国热门的经济学家”,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认为他“为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提供指引”。《经济发展理论》中所提出的“经济周期理论”和“创新理论”,使得熊彼特声名日隆,“创新驱动发展”“破坏式创新”正被越来越多的政府及经济学家所重视。
精彩书评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来理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增长?甚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增长。我有一个看法,有任何一个经济发展理论,他必须是一个研究企业家如何创造和创新的理论。在几年前我就总结了一个,我叫它亚当斯密-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型。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
为席卷现代世界的变革……提供了指引的是熊彼特,而不是凯恩斯!
——《福布斯杂志》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很平常——但他更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智慧地久天长。”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
熊彼特被认为是难得一见的创新经济学大师,现代企业思想之父。
——《经济学家》杂志
熊彼特的思想仍与现在和未来有密切的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
美国的经济,比起其他国家更明显地反映出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
熊彼特是一位比凯恩斯更伟大的学者,也是一位更出色的知识分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
目录
第一章给定环境制约下的经济生活的循环流转
第二章 经济发展的基本现象
第三章 信贷与资本
第四章 企业家利润
第五章 资本的利息
第六章 商业周期
精彩书摘
《经济发展理论/去梯言》:
第六章,在文章其他的部分也增减了一些内容,这是发生在1926年的事。德文版的第三版仅仅是第二版的重印,没有什么变化,而现在的英文译本也是根据德文第二版进行翻译的。
《经济发展理论/去梯言》再版时除了增加了一些说明注释之外没有进行任何的修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经济发展理论/去梯言》的任何细节都很满意,相信书中的论点是完善的。这样就等于说在《经济发展理论/去梯言》初次出版时我的所说和所做,是有些偏差的,尽管我认为书中的框架(或者可以称为“观点”)和结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其中的很多内容,我现在持有其他的看法。在这里,为了说明情况,我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读者可以在第六章发现,当我第一次提出经济周期理论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单一的波浪式运动,也就是朱格拉周期 。但是我现在相信至少存在着三种或三种以上这样的经济周期运动。现在,经济周期理论学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主要是把这些经济周期区别开来,并对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经济现象进行描述。但是我没有把这些经济因素引入到《经济发展理论/去梯言》后来的版本之中。因为书籍如同孩子一样,一旦它们离开“父母”的怀抱,就已经自成一体,它们拥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去干涉那些对于他们离开的家来说已经形同陌路的人的生活,因此对我来说很好的处理方法是尽量保持这《经济发展理论/去梯言》的原貌,不去“破坏”它。因为这《经济发展理论/去梯言》已经开拓出了自己的道路,不论是对是错,在德国著作中,它已经在它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我的好朋友陶西格教授的建议,我就不会出版这《经济发展理论/去梯言》的英文译本。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按照我伟大的导师庞巴维克教授的方式来出版这《经济发展理论/去梯言》:他满怀耐心地关注每个反对或批评的意见,并在他随后再版的书中针对这些意见加上他自己的评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至今还没有遇到实质性的能够让我信服的反对观点。
虽然我现在关于“事实”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关系的想法和1911年有所不同。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们的科学不能丢失提炼出来的常识性的知识,即我们所谓的“理论”,理论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给我们分析现实问题的工具。尽管不断出现的未经分析的事实,尤其是统计上的事实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会为经济理论结构提供大量的素材:但在任何给定的阶段,一些必备的经济理论常识是处理出现的新事实的先决条件。如果关于这些出现的新的事实的经济理论没有发展,还停留在下意识的阶段,那么可以说这个理论是不好的理论,但仍然不能说它不是一种理论。举个例子,我现在仍然未能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利息的来源这个经济问题是既不重要又不让人感兴趣的。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通过对货币、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方面的更加“现实”的研究,提供更多详尽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正是现在的研究所缺少的。
《经济发展理论/去梯言》中的论点是一个连贯的体系,这倒并不是事先做过周密的考虑。大约25年前,我刚开始做利息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研究时,我还没预见到它们会和企业家的利润、货币、信用等其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整个的过程引导我得到了现在的结论。结论表明,这些经济理论是正确的,并且可以和均衡理论相对应,均衡理论曾经是传统经济理论的核心,现在它仍然是核心。起初,我用了“静态”和“动态”来表达这两种结构关系,但是现在(遵从弗里希教授 ),我不再用这两个词表达这样的结构意义。这两个词已经被其他的词所代替,我也不断地发现它们为我现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种情况在经济学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也得到了证实,即我们所谓的文化演进理论。这种区别本身也遇到过很多批评。然而,这也是非常符合生活实际的:比如经营一家公司所产生的现象和创立一家新的公司所产生的现象也是存在区别的。对那些喜欢钻研历史词语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做“机械的类比”,应该要提及一种动物学上的类比,因为“动态”和“静态”这两个具有不同含义的词是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引入经济学的,穆勒可能是从孔德那里引入的,而孔德又告诉我们,他是从动物学家德·布雷维尔那里借用来的。
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我的朋友雷德维斯·奥佩博士,他用难能可贵的好意承担了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翻译工作,必须说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决定删去原版第一章和第三章的两个附录部分,以及某些部分的段落或小节。另外我们也局部修改了原来的陈述,重新改写了很多页数。由于《经济发展理论/去梯言》中的论点本身没有做任何的修改,所以我认为做一张更改前后的对照表是多余的。
……
前言/序言
序言
本书所呈现的某些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07年。到了1909年,我终于把所有的这些思想整理完毕,此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纯粹经济特征的分析框架已经成形,而且自此之后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这本书于1911年的秋天以德语首次出版,在它出版之后的十年内没有再版。十年之后,我勉强同意出版第二版,其中我删除了第七章,并重写了第二章和第六章,在文章其他的部分也增减了一些内容,这是发生在1926年的事。德文版的第三版仅仅是第二版的重印,没有什么变化,而现在的英文译本也是根据德文第二版进行翻译的。
本书再版时除了增加了一些说明注释之外没有进行任何的修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对本书的任何细节都很满意,相信书中的论点是完善的。这样就等于说在本书初次出版时我的所说和所做,是有些偏差的,尽管我认为书中的框架(或者可以称为“观点”)和结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其中的很多内容,我现在持有其他的看法。在这里,为了说明情况,我举一个例子进行说明:读者可以在第六章发现,当我第一次提出经济周期理论时,我想当然地认为它是单一的波浪式运动,也就是朱格拉周期。但是我现在相信至少存在着三种或三种以上这样的经济周期运动。现在,经济周期理论学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主要是把这些经济周期区别开来,并对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经济现象进行描述。但是我没有把这些经济因素引入到本书后来的版本之中。因为书籍如同孩子一样,一旦它们离开“父母”的怀抱,就已经自成一体,它们拥有自己的生活,我们不应该去干涉那些对于他们离开的家来说已经形同陌路的人的生活,因此对我来说最好的处理方法是尽量保持这本书的原貌,不去“破坏”它。因为这本书已经开拓出了自己的道路,不论是对是错,在德国著作中,它已经在它自己所处的时代和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没有我的好朋友陶西格教授的建议,我就不会出版这本书的英文译本。
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没有按照我伟大的导师庞巴维克教授的方式来出版这本书——他满怀耐心地关注每个反对或批评的意见,并在他随后再版的书中针对这些意见加上他自己的评论。但对于那些针对我的观点给我仔细的评论的人,我更倾向于把争论降低到最低限度,这不是因为我对他们缺乏敬意,我恰恰认为获得他们的批评是我的荣幸。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至今还没有遇到实质性的能够让我信服的反对观点。
虽然我现在关于“事实”研究和“理论”研究之间关系的想法和1911年有所不同。但是,我仍然相信我们的科学不能丢失提炼出来的常识性的知识,即我们所谓的“理论”,理论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它提供给我们分析现实问题的工具。尽管不断出现的未经分析的事实,尤其是统计上的事实对于我们的理论研究来说非常重要——事实会为经济理论结构提供大量的素材——但在任何给定的阶段,一些必备的经济理论常识是处理出现的新事实的先决条件。如果关于这些出现的新的事实的经济理论没有发展,还停留在下意识的阶段,那么可以说这个理论是不好的理论,但仍然不能说它不是一种理论。举个例子,我现在仍然未能说服自己,让自己相信利息的来源这个经济问题是既不重要又不让人感兴趣的。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通过对货币、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方面的更加“现实”的研究,提供更多详尽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正是现在的研究所缺少的。
本书中的论点是一个连贯的体系,这倒并不是事先做过周密的考虑。大约25年前,我刚开始做利息理论、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研究时,我还没预见到它们会和企业家的利润、货币、信用等其他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整个的过程引导我得到了现在的结论。结论表明,这些经济理论是正确的,并且可以和均衡理论相对应,均衡理论曾经是传统经济理论的核心,现在它仍然是核心。起初,我用了“静态”和“动态”来表达这两种结构关系,但是现在(遵从弗里希教授),我不再用这两个词表达这样的结构意义。这两个词已经被其他的词所代替,我也不断地发现它们为我现在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种情况在经济学范畴之外的其他领域也得到了证实,即我们所谓的文化演进理论。这种区别本身也遇到过很多批评。然而,这也是非常符合生活实际的——比如经营一家公司所产生的现象和创立一家新的公司所产生的现象也是存在区别的。对那些喜欢钻研历史词语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觉得有必要做“机械的类比”,应该要提及一种动物学上的类比,因为“动态”和“静态”这两个具有不同含义的词是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引入经济学的,穆勒可能是从孔德那里引入的,而孔德又告诉我们,他是从动物学家德·布雷维尔那里借用来的。
在此,我要诚挚地感谢我的朋友雷德维斯·奥佩博士,他用难能可贵的好意承担了需要耗费大量精力的翻译工作,必须说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决定删去原版第一章和第三章的两个附录部分,以及某些部分的段落或小节。另外我们也局部修改了原来的陈述,重新改写了很多页数。由于本书中的论点本身没有做任何的修改,所以我认为做一张更改前后的对照表是多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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