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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托尼·硃特著，[美] 珍妮弗·霍曼斯編，陶小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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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中信齣版社，中信齣版集團

ISBN：9787508673783

版次：1

商品編碼：12244553

品牌：中信齣版

包裝：精裝

叢書名：托尼·硃特作品

開本：32

齣版時間：2018-01-01

用紙：純質紙

頁數：480

字數：332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 “全球百大思想傢”、奧威爾終身成就奬得主托尼·硃特生前最後一本文集，由其遺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齣版。

2、記錄瞭他對9·11、猶太、戰後歐洲、知識分子等重要問題的深刻思考。事實改變之後，硃特不畏懼修正自己，亦不畏懼站在潮流反麵。

3、收錄硃特關於現實政治的重要評論文章，涉及中東危機、伊拉剋戰爭、“9·11”事件、世界新秩序等，犀利而立場堅定。

4、交付“真誠之心”的公共知識分子寫作。聚焦硃特終生關注的公正、曆史、國傢、公共領域、記憶與遺忘等詞的真正含義。

5、展現硃特作為寫作者的多麵嚮。看硃特怎麼寫文學評論，怎麼寫給朋友的紀念文章，怎麼對我們當下的生活方式發錶意見。

內容簡介

這是硃特交付“真誠之心”的公共知識分子寫作，一本關於我們時代痛點的書。

本書是由托尼·硃特的遺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並作序齣版的硃特最後一本文集，收錄瞭硃特作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所寫作的諸多重要文章。這些文章記錄瞭他思想的改變軌跡，也代錶瞭他對公共生活持續的、充滿熱情的介入。無論是談論巴以衝突中人類所麵臨的道德睏境，還是“二戰”中對自己國傢猶太人的遭遇選擇性失明的法國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繆和奧威爾，硃特都帶著一種公正的視角、清晰的道德判斷和智識標準。他提醒我們這個時代潛藏的危機，讓我們在走進21世紀時不忘迴顧20世紀的曆史，亦使我們更加接近當下世界的真相。

“托尼?硃特作品”係列還包括《戰後歐洲史》《沉屙遍地》《論歐洲》《思慮20世紀：托尼·硃特思想自傳》《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未竟的往昔：法國知識分子，1944—1956》《記憶小屋》（待齣）《重估價值》（待齣）等。

作者簡介

托尼·硃特（TonyJudt），全球百大思想傢，奧威爾終身成就奬獲得者，21世紀初著名曆史學傢和思想傢，以其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聞名於世。1948年齣生於英國倫敦，畢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和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先後執教於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1995年，創辦雷馬剋研究所，專事歐洲問題研究；1996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2007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2008年，入選美國《外交政策》評選的“全球百大思想傢”；2009年，以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氣”獲得奧威爾終身成就奬。托尼·硃特長期為《新共和》《紐約時報》《紐約時報書評》《泰晤士報文學增刊》等歐美主流媒體撰稿，並以尖銳的自由主義批評文風成為備受尊重的知識分子，擁有“知識分子中的知識分子”之美譽。其主要著作有《戰後歐洲史》《沉屙遍地》《重估價值：反思被遺忘的20世紀》《責任的重負：布魯姆、加繆、阿隆和法國的20世紀》《思慮二十世紀》等。其中，《戰後歐洲史》被譽為“關於戰後歐洲曆史的著作”“短時間內無法超過的偉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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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

陶小路，安徽閤肥人，齣生於1985年；譯者，《東方曆史評論》編輯；關注領域：政治哲學、20世紀東歐史及蘇聯曆史。

精彩書評

★ 在這些文章中，你會看到托尼既是一個頭腦清晰，相信事實、事件、數據的現實主義者，也是一個追求過上一種良善生活，不隻為自己也為社會而生活的理想主義者。
——珍妮佛·霍曼斯（曆史學傢，硃特的遺孀）

★ 在一個越來越反智的時代，托尼·硃特的文章提醒我們，當緊緊持守高貴的道德和智力標準的時候，我們將得到什麼，而讓它們溜走的時候，我們將失去什麼。
——馬剋·馬佐爾（《誰將主宰世界》作者）

★ 托尼·硃特常被視為愛德華·薩義德之後美國**秀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硃特一生中學術方嚮不止一次發生變化，但對專製暴力之惡的憎恨、對人權道德價值的肯定卻是一以貫之。今天，在史學的成就之外，人們記得他，是因為他曾經緻力於用公共寫作來防止民主因自身的墮落而被毀掉。
——徐賁

序言真誠之心丨珍妮弗·霍曼斯
第一部分 1989：我們的時代
第1 章每況愈下
第2 章歐洲幻夢
第3 章罪行與過失
第4 章 “冷戰”為何奏效
第5 章自由與弗裏多尼亞國
第二部分大屠殺和猶太人
第6 章此路不通
第7 章另求他途
第8 章遊說團體非陰謀
第9 章在戰後歐洲談“邪惡問題”
第10 章 “既成”虛構
第11 章以色列須放棄民族神話
第12 章沒有陳詞濫調的以色列
第13 章還要做什麼？
第三部分 “9·11”事件和世界新秩序
第14 章論《鼠疫》
第15 章美國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第16 章我們生活的方式
第17 章海外的反美國主義
第18 章世界新秩序 260
第19 章聯閤國已窮途末路瞭嗎？
第20 章我們學到瞭什麼？
第四部分我們如今的生活方式
第21 章鐵路的榮光
第22 章讓火車迴歸！
第23 章創新的破壞
第24 章社會民主主義的生與死
第25 章世代的平衡—與丹尼爾·硃特的對話
第五部分我們終有一死
第26 章弗朗索瓦·孚雷（1927—1997）
第27 章阿莫斯·埃隆（1926—2009）
第28 章萊謝剋·科拉科夫斯基（1927—2009）
注釋
曆年發錶的托尼·硃特文章與評論列錶
索引

精彩書摘

　　《事實改變之後》：
　　第1章每況愈下
　　當今英語世界的曆史學傢中存在著“霍布斯鮑姆一代”，這個群體極具辨識性。這些人中有男有女，大約在1959年到1975年之間進入曆史學領域；雖說他們對曆史所下的許多結論與霍布斯鮑姆不再一樣，然而正是艾瑞剋.霍布斯鮑姆的著作影響瞭他們近年以來的學術興趣。霍布斯鮑姆於1959年齣版瞭《原始的叛亂》（Primitive Rebels），該書的內容極具震撼力，影響深遠，當時年輕的城市青年通過此書瞭解到歐洲及其他地區農村的反抗運動。許多學者受這《事實改變之後》啓發寫齣瞭許多著作，因為這些作品的影響，如今我們對有關鄉村反抗運動的曆史不再感到陌生。霍布斯鮑姆的《工人》（Labouring Men），《工業與帝國》（Industry and Empire）以及與喬治.魯德（George Rude）閤著的《斯溫大尉》（Captain Swing）改寫瞭英國的經濟史和勞工運動史；英國激進運動的曆史書寫傳統幾乎被遺忘，這幾本著作讓學術界重新關注起這一傳統，學者們又重新開始研究工匠、工人的生存境況和經驗。霍布斯鮑姆的工作令這一研究在方法上成熟起來，還讓其獲得瞭十分罕有的知識上的廣度。
　　這些書的結論和闡釋今天看起來似乎中規中矩，可那正是因為霍布斯鮑姆對這些主題做瞭專門的探討，我們無法想象在他做這些工作之前我們是怎樣認識這些主題的。在他之後的研究者對他的結論和闡釋無論是做種種修改還是增添符閤潮流的內容都不足以削弱原作持久的影響力。
　　然而霍布斯鮑姆對我們的曆史認知帶來的影響最持久的作品是他的“年代三部麯”。這三《事實改變之後》覆蓋的時間從1789年始，至1914年終，也就是所謂“長19世紀”的時間範圍；其中的第一捲《革命的年代：1789-1848》齣版於1962年。我們很難說清楚這《事實改變之後》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因為它已經成為我們對這一段曆史的認知中不可磨滅的部分，在它之後的所有作品要不就是不自覺采用瞭它，要不就是要挑戰它。霍布斯鮑姆在這《事實改變之後》中對這一時期的社會劇變進行論述，西歐與北歐國傢的資産階級在此期間興起並進而發揮巨大影響，這個年代的大變局正由此主導。他的這一闡釋廣為人們所接受，最終成為某種“常規”論述，受到持續不斷的批評和修正。“年代三部麯”中的第二捲《資本的年代：1848-1875》於1975年齣版，霍布斯鮑姆在書中所用到的材料來源極廣，他在其中加入瞭自己對這段曆史深入的理解，對19世紀中期做瞭一番透徹的審視。這《事實改變之後》在我看來是他最偉大的作品，他在其中將維多利亞中期（mid-Vitorian）世界各地的社會轉型放到一起書寫，形成統一而有力的曆史敘事。《帝國的年代：1875一1914》於12年後問世，書中透著哀婉，似乎這位研究19世紀最重要的曆史學傢看到他所研究的曆史在自己筆下終結心中充滿遺憾。韆變萬化是這個時代留給人的主要印象，人們為財富和知識的迅速纍積付齣瞭高昂的代價；它同時也是一個充滿期許的時代，人們對更美好、更精彩的未來很是樂觀。霍布斯鮑姆在《帝國的年代：1875一1914》中提醒我們，19世紀是“我的年代”；和馬剋思一樣，他盡力去分析19世紀隱匿的發展路徑，對於這個時代那許多驚人的成就，他毫不掩飾自己的欽羨與尊敬。
　　因而，當霍布斯鮑姆寫齣探討20世紀（1914年到1991年，所謂“短20世紀”）的第四捲時，我感到頗為意外。正如他在書的前言中所寫：“我在整個學術生涯中一直迴避對1914年以後曆史的研究。”他對此給齣的理由並不新鮮：我們跟這些曆史事件時間隔得太近，沒辦法保證不帶偏見（霍布斯鮑姆齣生於1917年，他的人生幾乎與他所寫的曆史重疊），供以解釋這段曆史的資料尚不夠充分，故而現在來說明這段時間裏發生的事件所具有的意義為時尚早。
　　然而，很顯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讓他一直迴避1914年以後的曆史，對此他也不會否認：這個他幾乎一生信奉、追求的政治的、社會的理想與製度在20世紀行將結束時轟然倒塌。我們很難不去看到這個時代的黑暗、陰鬱以及其中所充斥的過失與災難。霍布斯鮑姆與和他同時代的其他身為英國共産黨或者前共産黨的傑齣曆史學傢[剋裏斯托弗·希爾（Christopher Hill）、羅德尼·希爾頓（Rodney Hilton）、愛德華·湯普生（Edward Thompson）]一樣，隻能將注意力放在以前的革命年代，英國共産黨的路綫決定瞭他們不能就近期發生的事件公開發錶文章討論。除此以外，對於霍布斯鮑姆這樣一個終生是共産黨員同時又是嚴肅學者的人而言，他在解釋20世紀的曆史時麵臨許多無可逾越的障礙，這點他在《極端的年代：1914-199l》一書中不經意間有所顯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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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言真誠之心

珍妮弗·霍曼斯

能讓我寫齣這篇序言的唯一辦法是將托尼這個人與他的思想分開，否則，我會一直談論他這個人（1993年這個我愛的男人成瞭我的丈夫，直到他2010年去世），沒法去談論他的思想。當你在閱讀這些文章時，我希望你也能把注意力放在這些思想上，因為這是些好的思想，也因為它們是托尼“真誠之心”的産物。“真誠之心”可能是托尼最喜歡的一個詞，這也是他設定的最高標準。我想，他的意思是指在寫作時不要去算計，也不要玩弄技巧（無論是在智力上還是其他方麵上），給讀者提供乾淨、清晰且誠實的敘述。
這是一本關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書籍。這個時代在走下坡路：曆史從1989年的革命帶來的希望和可能的高點跌入“9·11”事件、伊拉剋戰爭與中東危機加深所帶來的混亂、破壞和失敗之中；另外，在托尼看來，一些事與願違的政策讓作為一個共和國的美國陷入衰落之中。隨著事實的變化和事件的發展，托尼發現自己不幸地日益站在瞭潮流的相反方嚮，他運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去改變承載觀念之舟的方嚮，不管他能帶來的改變有多微弱。他的努力伴隨他的早逝戛然而止。
這本書對我來說是一本非常個人的書，因為“我們的時代”也是我與托尼在一起的時代：本書收入的早期文章的寫作時間正是我們剛結婚的前幾年，也是我們的兒子丹尼爾誕生的時間；再往後我們一起在維也納、巴黎、紐約生活，之後我們的傢庭又添瞭一名新成員，二兒子尼古拉斯齣世。我們在1989年走到一起並非巧閤，當時我是一名紐約大學的研究生，托尼在紐約大學任教。1991年夏天，我在中歐各國遊覽，迴國以後我想知道更多有關中歐的事情，有人建議我找托尼做我獨立研究的指導老師。
於是我便找到瞭他，我們的戀情開始於一本本有關歐洲的政治、戰爭、革命、公正、藝術的書籍和圍繞這些話題展開的談話。我們的約會與通常的約會不同：我們的第二次“課程約見”是在一傢餐廳裏的餐桌上進行的。托尼把書放在一邊，點瞭酒，開始跟我說起他在共産主義時代的布拉格的經曆，又說起1989年天鵝絨革命之後不久的一個深夜他走在被雪覆蓋的安靜的廣場和街道上，對曆史命運所發生的轉摺心生敬畏——那時我們已經對對方很有感覺瞭。我們一起看電影，看藝術展，吃中餐，他甚至還親自下廚（不過他做得不好）。最後，他邀請我一起去歐洲，這是我們談戀愛期間的關鍵事件，我們去瞭巴黎、維也納、布達佩斯，我們在風暴中驚心動魄地開車經過瞭辛普朗山口（我開車，當時他有偏頭痛）。在火車上，我看著他像一個在糖果店的孩子那樣撲在列車時刻錶上研究齣發和到達目的地的時間：采爾馬特、布裏格、佛羅倫薩、威尼斯。
我們擁有瞭一場美妙且帶有歐洲色彩的戀情，我們的這場戀情是托尼對歐洲的愛的一部分，正是他對歐洲的愛讓他選擇瞭這樣的生活，選擇瞭自己終生的工作。有時，我覺得他甚至認為自己是歐洲人。但是，他並不是歐洲人。當然，他會說法語、德語、意大利語、希伯來語、捷剋語以及一些西班牙語，但他在這些地方從來沒有“迴到傢裏”的感覺。他更像一個中歐人，但也不完全是，中歐對他而言隻是他專業研究的對象，以及他的祖輩曾經生活的地方（他的祖輩來自俄羅斯、波蘭、羅馬尼亞和立陶宛等地），他並沒有經曆過中歐的曆史。從習慣和教養上來說，他身上有非常英國人的特徵（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在他童年時說的倫敦方言和自信滿滿的牛津、劍橋口音之間切換），但他也不是真的英國人，因為他身上有猶太人的特徵，太中歐。並不是說他在這些地方受到孤立（雖然在某些情況下他曾有過被孤立的經曆），主要是因為他對自己身上所有這些身份特質都很依戀，所以無論是哪種他都不能割捨。
因此，雖然我們從一開始就在紐約定居，我們在一起的很多時間不是在彆處生活便是計劃去彆處生活。我們是打包能手，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我們將來要寫一本書，書的名字就叫：“傢在歐洲：你需要知道的所有有關學校和房地産的信息”。到目前為止，我給托尼的最好的禮物是給他訂瞭托馬斯·庫剋歐洲時刻錶（Thomas Cook European Timetable）。
2001年以後他纔真正安定下來。這部分是由於他的身體齣瞭問題：那年，他被診斷齣患有嚴重的癌癥，醫生給他動瞭大手術，還做瞭放療以及其他會對體力造成很大消耗的治療。部分是因為“9·11”恐怖襲擊之後旅行變得越來越難，恐怖襲擊事件本身給人們帶來的恐懼再加上他的病情，讓他想待在傢裏陪陪我和孩子們。不管是什麼原因，在之後的時間裏，他慢慢變得像一個美國人瞭，雖然這種傾嚮並不明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段時間正是他有非常重大的理由批評美國政治的時候。他獲得瞭美國公民身份，在考試之前的幾周他會跟孩子們說“來考我”，他們會興高采烈地一題題考他，也不管他之前在牛津大學教過幾年的美國政治。2003年左右，我發現他的想法變瞭，他在寫作時開始用“我們”而不再用“他們”，比如本書中一篇文章的題目：“我們生活的方式”。
本書所收入文章的寫作時間與托尼在雷馬剋研究所工作的時間正好吻閤，托尼於1995年建立瞭這個研究所，直到他去世前一直擔任著研究所主任一職。托尼建立這個研究所的宗旨有兩個：拉近歐洲和美國之間的距離，拉近曆史與當代政治之間的距離，而這也正是他寫作的主題。與此同時，他在寫《戰後歐洲史》（Postwar，2005年齣版），每一天，這個龐大的工程對他的體力、智力和紀律性都是一種挑戰，特彆是當時他剛剛從癌癥中康復。我很清楚地記得他堅持去寫收入本書的文章時的疲憊和決心，盡管用他自己的話說當時的他正身陷《戰後歐洲史》寫作的“睏難時期”。我擔心他會對自己要求過高，但現在迴想起來，我知道他之所以去寫這些文章是因為他必須寫。當他沉浸在《戰後歐洲史》的寫作中時，他也看到瞭我們這個時代潛伏的危機，這些文章便是他觀察的結果，他通過這些文章對我們（尤其是“我們”美國人）發齣請求：在走嚮21世紀之時不要忘記迴顧20世紀發生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