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本書有兩方麵的貢獻：

第-，可以加深民國史的研究，對一些曆史問題獲得嶄新的認識。比方說，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的勝利，過去強調比較多的是工人階級自身的力量，但是新的史料錶明這次起義的成功與上海保衛團的參加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可以豐富民國史的研究，填補曆史研究的諸多空白點。戰爭幾乎貫穿民國曆史的始終，然而軍事史卻是民國史研究中特薄弱的環節，這也是和平年代文人治史的缺失。以軍事為切入點來理解社會曆史，關注武裝力量與上海社會之間的互動，提供透視民國上海社會的新視角，有助於推進上海城市史的研究。

內容簡介

近代中國戰亂不斷，上海商人為圖自保組織瞭自衛團體，這就是商人的民間武裝。辛亥革命時期，上海商人的武裝——商團參與瞭上海光復起義，推動瞭長江流域各省的革命進程。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後，上海縣商會等團體組織瞭上海市保衛團，以維持地方秩序為職責，但維持時間不長，就被袁世凱政府下令強製解散。

1924年江浙戰爭期間，上海商人又紛紛組織武裝進行自衛，閘北、南市、寶山等地相繼成立保衛團。此時的保衛團規模更大、數量更多，它作為一支重要的民間武裝力量，先後參與瞭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和一二八淞滬抗戰，在上海現代史上起到瞭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1934年1月，保衛團被上海市政府強製接收與改編，成為國傢控製下的武裝力量。

作者簡介

白華山，男。復旦大學曆史學博士、東華大學副教授。從事中國近代社會史、上海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著有《上海政商互動研究（1927—1937）》，在《學術月刊》、《史林》、《二十一世紀》(香港)等刊物發錶論文數篇。

目錄

目錄

總 序

緒 言

一、 學術史迴顧

二、 研究思路與基本史料

第一章 江浙戰爭與上海保衛團的興起

一、 二次革命時期的上海保衛團

二、 1914年《地方保衛團條例》的頒布及其在上海的推行

三、 兩次江浙戰爭期間及其以後成立的上海保衛團

四、 小結

第二章 上海保衛團的製度設計與實際運作

一、 組織係統與領導人員構成

二、 團員、團丁招募

三、 經費來源

四、 保衛團的武器

五、 保衛團的訓練

六、 保衛團人員的待遇

七、 小結

第三章 壓製、利用與改編：上海保衛團與黨派政治

一、 各派軍閥對上海保衛團的繳械

二、 保衛團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

三、 國民政府對保衛團的整理與改編

四、 小結

第四章 1937年以前的上海保衛團與地方秩序

一、 多管齊下安撫潰軍，穩定地方秩序

二、 緝捕盜賊劫匪，維護地方安寜

三、 協防聯防，共衛桑梓

四、 保衛團開展的其他維護治安的活動

五、 治安所依，攪亂之源：上海保衛團與地方秩序的另一麵

六、 日常活動中保衛團與警察的閤作與衝突

七、 日常活動中保衛團與租界的閤作與衝突

八、 小結

第五章 1937—1946年間的上海保衛團

一、 “九一八”事變後的上海保衛團

二、 “一·二八”淞滬抗戰期間的上海保衛團

三、 “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的上海保衛團

四、 上海淪陷後的上海保衛團

五、 戰後上海保衛總團的成立與撤銷

六、 小結

結 語

附 錄

參考文獻

後 記

精彩書摘

結語

通過前文的敘述，本書大緻勾勒齣瞭上海保衛團興起、發展與結束的過程。筆者認為，通過研究，似可得齣如下結論。

一、 上海保衛團的興起是上海商人結團自保傳統的延續

上海商人興辦地方武裝最早可以追溯到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的上海體操會。為瞭自衛，1907年，上海地方紳商穆湘瑤等人又發起成立上海商團學會、滬北商團學會、商團補習會、南市商業體操協會、滬西體操會等5大帶有商人武裝性質的組織。後5會聯閤組成“南市商團公會”。

上海商團成立於1909年，由瀋曼雲、王一亭、葉惠鈞等地方士紳發起成立。與此同時，商餘學會、清真商團、書業商團、閘北商團等其他商團也紛紛成立。1911年11月1日，各商團在南市九畝地集閤，公舉李英石為商團司令，參加瞭上海光復起義。二次革命後，各商團被迫解散。

與上海保衛團有著直接淵源關係的是閘北商團。閘北商團成立於1911年2月，由錢允利、俞宗周、王曉籟等發起成立，公推錢淦為會長，錢允利、俞宗周為副會長，王曉籟、硃曉南、瀋聯芳、硃榜生、嚴逸士、尹邨夫為會董，聘請吳龍泉、褚銀山為正副教練，團員500多人。閘北保衛團參加瞭上海光復起義。

閘北光復後，瀋聯芳任閘北商團總會長，尹邨夫為司令，共設6區，團員發展到1 000多人，在1913年被解散以前，是保衛閘北的一支重要的民間武裝力量。

前文已經分析過，上海各保衛團的首領多曾擔任閘北商團、上海商團的首腦，有著舉辦地方武裝的豐富經驗。因此，上海保衛團的興起，錶麵是上海商人應對戰爭保護地方安寜的一種舉措，實則是對過去商人結團自保傳統的一種繼承與延續。而時人的評論中對保衛團要繼承商團的精神也充滿期待：“上海光緒中葉，各紳董曾辦民團，一些沒有成效，以緻一班滑稽的人，把團勇呼作團魚，留為笑柄。後來改辦商團便大不相同瞭。所以此次的保衛團必須要放齣商團的精神商團的毅力來。”

二、 上海保衛團成為維護地方治安的重要力量

上海保衛團成立於江浙戰爭期間，通過協調各方力量安撫潰兵，武裝齣防，有力地維護瞭戰時秩序；江浙戰事結束後，各保衛團在緝捕盜匪的過程中又作齣瞭極大的貢獻與犧牲。不僅如此，各保衛團還在日常活動中，查禁販毒賭博，打擊拐賣人口，招領迷途人員，解送無業遊民，其維護地方治安的活動，已經涉及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麵。為此，1925年11月，上海總商會議董瀋聯芳緻函總商會，請求對閘北南市兩大保衛團的維護地方治安的功績進行嘉奬。其呈文稱：

去鞦江浙戰事倏起，滬埠南市閘北於倉卒之間設立保衛團，保護人民財産維持地方治安，繼而給養軍隊，晝夜齣防，苦以無資無械，皆由抵藉籌墊而來。所編團員均係商界中人，充當義務，其領袖團總暨各支部團長，莫不具有身傢，願盡心力而為之。凡遇盜匪搶劫等案，隨時會同各支部捨身勇往，直接拘拿。年餘以來，成效卓著，匕鬯無驚。竊維租界與南市閘北犬牙相錯，唇齒相依，設或界外小有不靖，界內豈能安樂？現在南北各市鄉均亦逐漸仿行，將來華界各保衛團聯成一氣，固如磐石，倚若長城，實與滬不駐兵之命意相符、人民之公意相閤，想滬埠全體人民所樂觀其成也。惟念各保衛團願盡義務人員，統計不下一韆數百人，自去年擔承保衛以來，櫛風沐雨，已及一年以上，考其成績，似非由公正商業機關齣而呈部核奬，不足以昭激勸而勵將來為此具函上陳，擬請閤同上海縣商會閘北商會籌備處函緻淞滬保衛團聯閤會，請即知照各市鄉保衛團，造縣義務人員請冊，由該聯閤會匯總函復到會，即請三商會會呈內務部，給予奬章，以資鼓勵，為地方盡力者勸。鏞為公民一份子，目睹情狀，深知各保衛團人員無邀功冀奬之心，而地方人民受甚惠者不能緘默不語，尚祈查照迅賜核辦，無任盼禱之至。

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保衛團不少團員隨軍隊赴前綫殺敵，作齣瞭一定的犧牲，南市保衛團團長姚慕蓮在戰後發錶的迴憶南市保衛團的文章中就稱：“在抗戰時期，團員罹難者多人，至今思之，猶有餘痛。”不僅如此，上海保衛團還在前綫救護傷員、刺探情報、構築防禦工事，在後方查緝漢奸、維持秩序，切切實實地擔負起瞭支援前綫、穩定後方的重任。在上海淪陷後，上海保衛團不少成員編入軍事委員會蘇浙行動委員會彆動隊及其以後的忠義救國軍，繼續堅持敵後抗戰。

抗戰勝利後成立的上海保衛總團，盡管僅僅存在瞭半年，與以前相比，維護治安的能力也有所降低，但“各團員均能任勞任怨，熱心服務，在五個月中曾先後捕獲盜匪犯案八十餘件之多，滬北區團副官葉祖炳，且因捕盜而殉職”仍然一定程度上擔負著維護地方治安的重任。

據潘明新迴憶“保衛團留給人民的印象隻是衛大不衛小，不用說顯然是資産階級用以自衛的。”這顯然是不符閤曆史事實的。如果說，上海保衛團成立之初是地方紳商齣於結團自保的目的而成立的，那麼，隨著各項活動的開展，上海保衛團與地方警察一起，日益成為地方安寜的守護者，甚至某種程度上比警察還要更富奉獻精神：“軍警是為瞭生活而來乾的，保衛團的團員是義務的，他們不拿薪金，他們是為瞭保衛治安，他們抱瞭保衛地方就是保護自己而來乾的宗旨。這裏所得的功效，可能顯露齣真誠的勇敢與偉大的精神！”

二、 各種因素製約著上海保衛團的治安能力

上海保衛團的成立一般要得到官方的同意，齣防執行任務時往往要得到警察、駐軍的配閤，甚至還要得到租界巡捕房的配閤。遇到大股惡劣的武裝官兵時，保衛團往往無能為力。保衛團的團丁有很大一部分來自軍閥部隊的潰兵，一旦遇到軍閥部隊收編，往往會整隊離去，不僅大的保衛團如閘北保衛團如此，小的鄉鎮保衛團也是如此，如1925年2月江灣保衛團100餘名團丁被奉軍整體改編。保衛團槍械被軍閥部隊繳去，團丁或是被軍閥部隊裹挾而去，或是直接被軍閥解散，都直接影響著保衛團維護地方治安的成效。

槍械是上海保衛團維護地方治安活動的重要工具，但是在風雲變幻的軍閥混戰時代，保衛團卻成為各派軍閥嫉恨的權勢力量，屢屢被繳去槍械。由於保衛團所招的義務團員多是兼職的商人，不善或不會使用槍械，在日常生活中，因操作失誤或管理不善，導緻自傷、傷人乃至死亡的事故屢屢發生。民國時期，槍械在社會上有廣泛需求，並且價值不菲，加上保衛團對槍械管理不嚴，很多槍械在齣防後被團員攜帶至傢中或經營場所，這使得保衛團的槍械屢屢成為盜賊打劫的目標。保衛團槍械的大量流失，以及保衛團團員的不諳熟槍械的使用，這就使得保衛團維護地方治安的活動受到很大影響。

影響保衛團治安能力的另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是保衛團的經費。各保衛團成立之初，經費由各業商傢自籌。但隨著規模的增大和各項運動的展開，經費逐漸不敷使用。保衛團隻好援引《地方保衛團條例》就地籌餉，靠徵收保衛捐來彌補經費的支絀，卻遭到商人們的強烈反對，反對主要理由是戰爭結束後，保衛團無存在的必要性，因為“論治安有地方警察負責，論禦敵有軍旅防守”。戰爭年代，自願捐款，自願充當義務團員；一旦戰爭結束，就以生意忙辭掉義務團員職務，地方商號也不願再捐款，反而把徵收保衛捐視作是“猛獸之食人無厭”。一方麵說明瞭商人的投機心理，另一方麵說明商人自衛行動的被動性和臨時性。可以說，經費製約著保衛團的深入發展，影響瞭保衛團的治安能力，這也成為孫傳芳解散保衛團和上海市政府改編保衛團的理由與藉口。

由於保衛團的團丁大多來自被裁的軍警士兵，這導緻一些保衛團團員團丁素質低下，假藉武力行不法之事，或充作盜匪，為非作歹，或非法拘禁，擅用私刑，或假藉武力，草菅人命，或聚眾滋事，破壞秩序，或欺男霸女，作威作福，這樣，一些保衛團團丁就由秩序的守護者，變成瞭秩序的破壞者。一些保衛團的領導人，因保衛團實力的擴充而得以權勢膨脹，不僅讓保衛團不時充當裝綴場麵的工具，甚至濫用職權，耀武揚威，稱霸地方，這些都影響著民眾對保衛團的觀感。盡管與取得的成就相比，保衛團的這些破壞秩序的行徑隻是很小的一部分，但畢竟給民眾留下瞭負麵的印象，一定程度上損壞瞭它自身的形象。

四、 上海保衛團經曆瞭一個從商辦到官辦的過程

上海保衛團是上海紳商為應對戰亂而結成的民間自衛武裝，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官方警衛力量的重要補充。但是，我們要看到，保衛團畢竟是遊離於政府權力架構之外的民間武力，作為一種軍事存在，既分割瞭政府權力，又影響著政府在民眾的權威。而且，在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中，上海保衛團還有著與共産黨領導的工人糾察隊閤作的曆史，有著“資敵”的紀錄。

但是，隨著1927年國民黨政府的成立和“以黨治國”政策的推行，隨著中央集權化的完成和國民黨政府著力權威重建，國民黨政府勢必要把北洋政府時期因地方政府權威衰敗而暫時讓渡給民間社會的權力收迴，這就決定瞭作為民間武力的上海保衛團不可能與官方所屬的警察係統長期共存、平行存在。保衛團被整理和改編的過程，既是其步入正規化、製度化的過程，也是其被官方接納、控製的過程。

英國社會學傢安東尼·吉登斯認為，現代民族—國傢的特徵突齣錶現在國傢對暴力手段的閤法壟斷上。在現代民族國傢的建構中，軍事暴力工具的國傢化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麵。這不僅包括強大中央國防軍的建立，而且還包括地方性武裝力量的創建和對傳統民間自衛武裝的接收與改編上。因此，保衛團被改編的過程，也是民國時期中國國傢政權建設的重要一環。而在此過程中，保衛團的自主性大大減弱，其在政治立場上也越來越與政府的立場趨同，在很多場閤上，也積極秉承國民政府的旨意辦事，如在1932年3月2日，閘北保衛團就秉承南京國民政府鎮壓人民反日愛國運動的立場，綁架並槍殺瞭上海民眾反日救國義勇軍負責人韓波濤等人，引起輿論大嘩。而1946年曇花一現的上海市保衛總團，從成立到最後被撤銷，都完完全全是上海市政府主導下的結果。

總的來說，盡管後來被政府改編治安能力有所下降，盡管在日常活動中齣現瞭部分團員、團丁假藉武力為非作歹的事情，但我們必須看到上海保衛團維護地方秩序的活動是它的曆史錶現的主流，上海保衛團多管齊下安撫前綫潰軍，集閤各種力量緝捕盜賊劫匪，堅決打擊販毒、賭博、拐賣等犯罪行為，協力調解各種爭端，有力地補充瞭警察力量的不足，為護衛桑梓保衛地方安寜作齣瞭不可估量的貢獻，就像當時媒體所評價的，“保衛團三字，終能占據上海史中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