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战败者》是一部极具创见性和扣人心弦的历史著作，既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又不失学术的严谨性，作者在二者之间实现了较好的平衡。作者通过多个语种的丰富史料，展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及欧洲多个国家的暴力冲突的完整图景。作者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及和平条约的签署，并未解决困扰欧洲诸多国家的民族和边界问题，战败国国内及国家间持续数年的暴力冲突，为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等极端意识形态在欧洲的孕育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并最终引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本书不仅有助于读者完整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历史，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动荡的历史，更有利于加深对当下中东乱局的认知。

内容简介

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来说，1918年11月11日即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而对于战败国来说，它却是一场巨大暴力灾难的开始。在很大程度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性并不只是西线残酷的战斗，而是其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即在战后爆发冲突的地区，人们被革命、大屠杀、种族清洗和不断升级的军事冲突彻底野蛮化了。1917年至1923年间，遍布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暴力冲突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而正是在这样的战争废墟上，极端意识形态开始形成，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分别在意大利和德国取得胜利，并由此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虽已过去百年，但其直接后果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世界。

作者简介

罗伯特?格瓦特（Robert Gerwarth），现为爱尔兰都柏林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战争研究中心主任。硕士毕业于德国洪堡大学，主修历史和政治科学，之后在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获得该校的博士后研究资助，主攻欧洲史，尤其是德国史。格瓦特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和巴黎政治大学进行项目研究和讲学，著有《俾斯麦神话》《希特勒的刽子手》等，《战败者》是其2016年出版的力作。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这是一部重要且引人注目的著作，作者的讲述既令人着迷也令人恐惧……格瓦特试图向人们揭示，被遗忘的战后暴力冲突其实成为了欧洲堕入黑暗的关键一步。

——亚历山大?沃森，《BBC历史杂志》

正如罗伯特?格瓦特在书中所描述的，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及其人民来说，冲突和流血事件直至1923年才暂告结束……作者基于大量的一手和二手文献，展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暴力冲突的完整图景，称得上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

——布伦南?西姆斯，《华尔街日报》

本书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陆乱局的描述，可以让我们更容易地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秩序成为欧洲诸国极度渴望的目标，甚至胜过了自由……它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战争几乎不会带来秩序的结论：一个社会一旦摒弃了其对杀戮所持有的本能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厌恶，它通常是很难恢复的。

——马克斯?黑斯廷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这项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战败国失序的研究无疑是开创性的，在其广泛而清晰的叙述中，格瓦特探寻了战后欧洲中部的政治和军事动荡，透彻解释了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团体的兴起，而它们已经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好了准备。

——《科克斯书评》

目录

导 言
第一部分 战 败
1 一次春天的火车之旅
2 俄国革命
3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4 胜利的滋味
5 命运逆转
第二部分 革命与反革命
6 战争没有结束
7 俄国内战
8 民主的大胜
9 激进化
10 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恐惧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第三部分 帝国的崩溃
11 潘多拉的魔盒：巴黎和帝国的问题
12 重塑中东欧
13 败者遭殃
14 阜姆
15 从士麦那到洛桑
结语：“战后时期”与欧洲20世纪中叶的危机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精彩书摘

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维系；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何等粗野的猛兽，它的时辰已至，

正慵懒地走向伯利恒往生？

欧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混乱“和平”的充满暴力的过渡，是本书的主题。它不谈我们较为熟悉的英国和法国，或是1918年西线的和平，其目的是重现那些当时生活在战败国的人们的经历：哈布斯堡、罗曼诺夫、霍亨索伦和奥斯曼帝国（及其继任者）以及保加利亚，不过，那些失败者的历史还必须包括希腊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在1918年秋都是战胜国，但国运很快就开始衰败。对于雅典来说，希土战争把胜利变成了 1922 年的“大灾难”。与此同时，很多意大利人感到，1918 年对哈布斯堡帝国军队来之不易的胜利并未获得相应的回报，六十余万人伤亡的代价令他们耿耿于怀—最有力的表达是当时流行的概念“残缺的胜利” —由此滋生了激进的民族主义，此时严重的工农骚乱让很多人相信，意大利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迫在眉睫。在很多方面，意大利在战后的经历相较于英、法两国更类似于中东欧的战败国，其高潮便是1922年首位法西斯总理贝尼托·?墨索里尼的上台。

通过聚焦于那些战败的欧洲内陆帝国，以及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态，本书将要厘清不是被战时宣传所歪曲，就是被1918年成王败寇式观点所左右的情况，那时新成立的中东欧单一民族国家为了自身合法性的需要，都对它们所脱离的那个帝国进行妖魔化。这种解读使某些西方历史学家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描绘为民主的协约国和专制的同盟国之间一场史诗般的战斗（然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最为专制的俄罗斯帝国正是协约国的一分子）。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对于奥斯曼、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帝国晚期的学术研究，都对同盟国仅仅是流氓国家和抱残守缺的“民族监狱”这些黑色传奇提出了不同意见。这种重新评价对于德意志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来说都很重要，在今天的历史学者看来，它们比之 1918 年后的八十年带有更多仁慈的光芒（起码是具有更多的两面性）。甚至对于奥斯曼帝国来说，尽管战时对亚美尼亚人的种族灭绝似乎确定了这个压迫少数民族的国家的凶恶本质，但更为复杂的图景正在逐渐显现。最近有些历史学家指出，直到1911年至1912年，奥斯曼的未来仍然存在着某种可能，即生活在帝国的各民族和宗教团体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公民权。而秉持民族主义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CUP），在通过 1908 年革命取得政权之后，与奥斯曼帝国更加包容的公民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到了1911年，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已经失去了大量民众的支持。 14 1911年意大利对奥斯曼帝国的黎波里塔尼亚省（利比亚北部的一个地区）的入侵，以及1912年的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使得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建立了独裁统治，并深刻改变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高达30万的穆斯林，包括一些统一与进步委员会领导人的家庭，被粗暴地从巴尔干半岛上的家园连根拔起，从而在伊斯坦布尔引发了一场难民危机和政治风潮。

即便有人认为，近来学术上对于战前帝国的“修正主义”观点是夸大的或过度的，也很难想象后帝国时期的欧洲比起 1914 年是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地方。自从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以来，欧洲还没有像1917年至1918年之后数年那样发生过一连串绵延而血腥的、互相牵连的战争和内战。内战交织着革命与反革命，以及新兴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它们还没有明确界定的国界或得到国际承认的政府；在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至1923年7月《洛桑条约》签署之间的“战后”欧洲，是地球上最为混乱的地区。即便我们排除1918年至1920年间死于西班牙流感的上百万人，以及从贝鲁特到柏林成千上万因协约国的战后经济封锁而死于饥饿的人们，仍然有超过 400 万人死于战后欧洲的武装冲突—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英国、法国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之和。此外，还有无数来自中欧、东欧和南欧的陷入贫困的难民，游荡在饱受战争摧残的西欧乡村以寻求安全和更好的生活。所以，一些东欧的历史学家把1918年之后数年称为“欧洲内战的延伸”是很有道理的。

尽管“战后”欧洲的大部分地方都发生了恐怖的事件，但并未像之前四年中的西线那样得到足够的关注。当时像温斯顿·?丘吉尔那样的英国观察家，就把战后的冲突蔑称为后人所熟知的“侏儒族的战争” —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评论，反映了在战后十年盛行的西欧对于东欧的优越感（殖民主义心态不言而喻）。 由此还引发了一种思潮，那就是东欧有着莫名的暴力“天性”，反对西欧的文明与和平，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从大东方危机（1875—1878）到两次巴尔干战争（1912—1913）的若干年。这些狭隘的假定和1914年至1918年间沟通的普遍不足，使得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们对于东欧呈现出来的灾难表现出惊人的近视。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很多年，那里一直是守法有礼、文质彬彬的和平地区。

欧洲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留给西欧读者的记忆要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而1917年至1923年的峥嵘岁月，留给中欧、东欧和南欧人民的集体记忆却非常丰富，对于爱尔兰和中东地区也是如此。在这些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即便没有被1918年前后的独立斗争、民族解放以及革命性的变化完全掩盖，也是模糊不清的。 举个例子，在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而非之前的“帝国主义战争” —在数十年中一直是史学上的核心节点。在今天的乌克兰，1918年的民族独立（尽管是短暂的）始终存在于有关普京的俄罗斯所施加的地缘政治威胁的政治辩论中。对于一些“后帝国”国家，尤其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后来的南斯拉夫），举行纪念1918年民族国家诞生（或是重建）的庆祝活动，就能让本国人民很方便地“忘记”曾有上百万同胞在战败的同盟国军队中服役。

在其他地方，1917年至1918年之后数年之所以会留下鲜明的集体记忆，是因为它们经历了历史上极为动荡的时期：芬兰并未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1918 年极为血腥的内战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导致全国超过1% 的人口死亡，这在芬兰的政治生活中至今阴魂不散。1922年至1923年的爱尔兰内战所造成的牵绊和困扰，到今天还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党政治体系。在中东也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个无人问津的话题，而更为重要的是此后协约国“发明的国家”（比如伊拉克和约旦）、国际联盟所强加的托管制，以及至今冲突不断的巴勒斯坦。在很多阿拉伯人的眼中，这一冲突肇始于1917年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爵士的保证，即英国将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也就是后人所熟知的《贝尔福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所呈现出的复杂图景，一场导致近1000万人丧生、2000多万人受伤的冲突，已经无法用任何暴力冲突的简单分类或定义去界定它。不过，尽管存在简单化的风险，但在随后发生的“欧洲内战”之中还是可以界定出至少三种不同的但相辅相成并有所重叠的冲突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欧洲的“战后”时期经历了旧有或新兴国家之间爆发的战争，如苏波战争、希土冲突，或是罗马尼亚入侵匈牙利。这些国家间的冲突使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武器，集中爆发于哈布斯堡、罗曼诺夫、霍亨索伦以及奥斯曼帝国统治分崩离析的地区。在那里，那些蠢蠢欲动、试图用武力来巩固和扩大领土的新兴单一民族国家得到了表现的空间。比如像 1919 年至 1921 年的苏俄与波兰的战争，造成了 25 万人死亡和失踪，而 1919 年至 1922 年的希土战争，伤亡人数可能高达20万。

第二种情况是，在1917年至1923年的短暂时间内涌现出大量的内战，除了俄国和芬兰外，还有匈牙利、爱尔兰和德国的部分地区。在罗曼诺夫帝国的前领土上，频繁发生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和内战通常很难区别，所有这些冲突都是相互关联和相互激化的。红军参与了对波兰的战争，镇压了在西部边疆和高加索试图独立的共和国，但列宁同样希望能战胜白卫分子和各种真实的或想象出来的敌人—那些被怀疑试图颠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富农、无政府主义者和孟什维克。俄国的形势还因为国门之外的干涉而变得更为复杂，包括协约国援助白卫分子的干涉部队，以及 1918 年后游荡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上万名德国士兵，他们曾和追求土地、荣耀和冒险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民族主义者并肩战斗（后来又反目成仇）。

这一时期困扰欧洲的内战，则普遍是因为第三种类型的政治暴力所引起的，即集中在 1917 年至 1923 年间的社会和民族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很多参战国都经历了因物资匮乏和厌战情绪而引起的怠工和罢工，在欧洲所有的战败国，与停战相伴随的是彻底的革命和政权的暴力更迭。1917年至1923年间爆发的革命可能是社会政治性质的，换句话说，就是追求权力、土地和财富的再分配，就像在俄罗斯、匈牙利、保加利亚、德国发生的那样；也可能是“民族主义”的革命，就像在战败的哈布斯堡、罗曼诺夫、霍亨索伦以及奥斯曼帝国统治崩溃的地带，那些被民族自决思想激发而新兴或重建的国家。这两种革命潮流同时涌动，相互交织，成为1917年至1923年间的奇特之处之一。

在 1914 年，几乎没有人可以预测到大战要打多久、有多么血腥，以及随之而来的剧烈革命。也没有人可以预见，革命意识形态中两个特别激进的变种，即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到1923年已在俄国和意大利大行其道。别忘了，很多西欧人还指望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消弭所有的战争”，确保“民主的安全”。 结果恰恰相反，突显的问题不仅没有因战争或 1919年至 1920 年的和会而得以解决，权力的不平衡反而比1914年以前更为严重了。欧洲在大战前建立起来的秩序，至少在事后看来是相当稳定的。支配欧洲大陆和中东的陆地帝国虽然并非样样都好（发生过像1894年至1896年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或是俄国镇压 1905 年革命那样的典型事件），但在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谁也想不到竟会发生革命性的政权更迭和帝国的彻底崩溃。尽管在1918年后这些欧陆帝国的衰亡通常被描绘为历史的必然，但在战前，这些王朝的统治看上去根深蒂固，对帝国的绝大多数疆域有着完全的控制。

在 1914 年以前，欧洲呈现出大体和平的景象，经济在蒸蒸日上，但巴尔干和奥斯曼帝国并非如此。在东南欧和地中海的战争不是在 1914年，而是早在1911年就开始了，意大利当年夺取了之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的黎波里塔尼亚省（利比亚北部的一个地区）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第二年，巴尔干国家联盟把土耳其人从奥斯曼帝国除色雷斯东部一个小据点外所有的欧洲领土上赶了出去，并引发了对该地区穆斯林居民包括屠杀、强迫改变信仰和驱逐的暴力狂潮。

虽然巴尔干战争预示的战乱将在下一个十年横扫欧洲，但在西欧或中欧却没有类似升级的暴力出现。在这里，是1914年8月大战的爆发——用乔治·?凯南经常用的话来说就是“20世纪灾难性的源头”——突然终结了欧洲历史上难得的长期和平。

就像凯南和其他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极端的年代”（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语）和数十年离乱的开始。1939年后较之第一次世界大战逐步升级的更具毁灭性的冲突，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所建立的侵略性独裁政权是否可以溯源至1914年至1918年间的事件？许多人深信，1919年至1920年的《凡尔赛条约》未能平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愤怒。这一“野性论”是由乔治·?莫斯在其著作《阵亡的士兵们》（Fallen Soldiers）中根据德国的情况提出来的（由此扩展到了整个欧洲），实质上就是认为，堑壕战的经验把人们对暴力的认同度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社会中都形成了一种野蛮性。这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作好了铺垫，而且其恐怖竟有过之而无不及，其间平民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士兵。

然而，最近历史学家已经对“野性论”的价值表示了怀疑，特别是战争经验本身不能解释为何政治和社会的野蛮化只发生在前述的某些国家，而不是其他国家，毕竟协约国和同盟国士兵在战争经验方面并无本质区别—只是结果不同而已。其他批评者指出，大量为同盟国服役的军人在1918年以后回归了平静的市民生活。不是每个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都会变成法西斯或布尔什维克，渴望在 1918年 11 月大战正式结束后继续战斗。

然而很明显，假如离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参照点，也就无法解释战后暴力的任何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应被看作一场无意间推动了社会或民族革命，并塑造了今后数十年欧洲政治、社会和文化进程的冲突。特别是在最后阶段，从1917年开始，大战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使俄国退出了战争，同时美国的参战使西方协约国增强了把肢解欧洲内陆帝国作为战争目标的决心。俄国的事件还有着双重的影响：彼得格勒承认战败，使得同盟国似乎一下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也同时向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大陆注入了一剂猛药，为四年大战后的革命作好了准备。

在这一时期，一场伤亡极其惨重但终归是常规冲突的国家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位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无论逻辑还是目的都更为危险的冲突。与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以迫使敌人接受和谈条件（无论有多么严苛）为目的的战争相比，1917 年至 1918 年之后的冲突要肆无忌惮得多。它们是你死我活，以全部消灭敌人为目的的战争，无论这些是民族的还是阶级的敌人—集体屠杀的逻辑随后在1939年至1945年间主宰了中欧和东欧。

关于1917 年至 1918年后发生的冲突，还有值得关注的地方。在它们爆发前的一个世纪里，欧洲国家已经或多或少地实现了国家对合法暴力的垄断，军队国家化已经成为常态，战斗和非战斗人员之间的根本性重要区别已经写进了公法（尽管在实际中经常被违反），然而战后的冲突扭转了这些趋势。在那些欧洲前帝国领土上行政功能缺失的国家里，各种政治派系的民兵为自己的利益承担起了国家军队的角色，朋友和敌人、战士和平民间的界限变成了可怕的模糊不清。

与莫斯包容却带有误导性的“野性论”相比，本书提出了一些有关欧洲从战争过渡到和平的不同观点。它认为，为了理解欧洲—包括俄国和前奥斯曼帝国在中东的领土—20世纪暴力活动的轨迹，与其在 1914 年至 1917 年间的大战经历上花太多精力，不如去探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的战争结束之路：战败、帝国崩溃以及革命风暴。尽管对于其中的一个因素——革命——尤其是对俄国和德国这样的个别国家已经作了较多的研究，但这些著作显然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仿佛这些从 1917 年至 1920 年初震动欧洲的革命事件之间是互不相关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战败文化”，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主题，但还没有一部以任何一种语言写成的囊括所有欧洲战败国的著作。这看上去很奇怪，因为其中对战后暴力逐步升级的一个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1918年战败动员起来的力量（或者像意大利，感知一种“残缺的胜利”）。 32在欧洲的战胜国（除了意大利，以及需要再次强调的联合王国的爱尔兰部分），1918年后并未出现实质性的政治暴力升级，部分是因为军事上的胜利证明了在战时作出牺牲的正确性，强化了以胜利姿态出现的国家的合法性。然而，战败国却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可以回到战前那种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的状态。

1918年后暴力风起云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内陆帝国的突然解体，以及后续国家的艰难诞生。《凡尔赛条约》把数百万人——特别是那些少数民族，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和波兰的德意志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匈牙利人，在罗马尼亚、希腊的保加利亚人——分配到了各个新成立的国家，它们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在于：尽管它们想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但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仍然都是些小型的多民族帝国，它们和哈布斯堡帝国时代相比，最大的不同并非是建立了单一民族的国家，而仅仅是疆域缩小和民族层次结构翻转了而已。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欧洲领土修正主义尝试的重心位于旧的多民族帝国土地上并非偶然，这些帝国的解体创造出了新的“暴力边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有的地方甚至到1945年以后，收复“历史上的”领土和恢复 1918 年损失的人口，在中东欧的内政外交政策上仍然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例如匈牙利、保加利亚和德国。这对于苏联来说也同样重要，它发现自己被剥夺的不仅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征服的土地，还有俄罗斯帝国的西部边疆。莫斯科企图重新夺回那些“失去”的领土，并把自己的影响力更为普遍地在中东欧建立起来，这种努力在难以想象的暴力环境下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革命、同盟国的战败，以及对战前帝国领土的重新划分，为新的持续冲突提供了良好的温床—然而，任何对于冲突扩大的解释，都不能忘记当地传统和环境的重要性，其源头常常存在于更久远的冲突之中，从而形 战败者：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的革命与暴力，1917—1923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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