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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有关近代外交史专著的某些章节或论文，对某些中外礼仪冲突虽有所涉及，但根本着眼点在于中外关系或外国对华侵略史的研究。全面系统研究中外礼仪之争的专著，目前尚属厥如。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关注清代中外外交礼仪之争，同时兼顾中国近代的外交问题，力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从近代世界的宏观格局，客观认识中外关系及外交礼仪的冲突与论争，分析了中国外交和外交礼仪的近代化以及从隔膜、冲突，到逐渐融合的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作者简介

王开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圆明园学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专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作品有《晚清南国》、《晚晴的四张面孔：晚清人物的思想与事功》、《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圆明园三百年祭》等。

目录

绪论 外交和外交礼仪

第一章 天朝大国与东方国家秩序

第一节 远古中国人的政治秩序观

第二节 现实制度与理想模式的背离、统一

第三节 明清天朝大国与东方国家秩序

第四节 清政府与西欧早期来华外国使团的交往礼仪

第二章 清朝初期中俄两国外交使团的交往礼仪

第一节 从巴伊科夫、阿勃林到米洛瓦诺夫使团来华

第二节 尼果赖使团来华

第三节 义杰斯使团来华

第四节 伊兹玛依洛夫使团来华

第五节 萨瓦使团来华

第六节 清廷使臣两次使俄

第七节 中俄边境上的礼仪之争

第三章 中英外交礼仪冲突的初起

第一节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后的礼仪冲突

第二节 阿美士德使团来华后的礼仪之争

第三节 律劳卑事件与中英礼仪之争

第四章 “平等”与“不平等”的外交礼仪之争

第一节 天朝大国不承认外夷的“平等”

第二节 中外官员“平等”往来的交涉

第三节 严中外礼制之防

第四节 中法初交中的外交礼仪

第五节 中外官员“平等”交往礼仪的最终确定

第五章 咸丰朝外国公使驻京及其礼仪问题

第一节 外国公使驻京问题

第二节 平和？还是狡诈——美国公使与清廷外交礼仪之争透视

第三节 外国公使驻京前后的礼仪交涉

第四节 太平天国与英法美等国使华代表的外交礼仪之争

第六章 在冲突中转型的外交礼仪

第一节 清国公使出洋——从屈辱中走向世界

第二节 同治朝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的礼仪争执与解决

第三节 同世界外交礼仪的对接（上）

第四节 同世界外交礼仪的对接（中）

第五节 同世界外交礼仪的对接（下）

第六节 循名责实的外交机构

精彩书摘

通观清代的历次中外礼仪之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廷由于各种历史条件的局限，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特别是乾嘉时期，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天朝大国思想，没有视英国等西方国家为平等的交与国，在彼此交往中也不够尊重对方，不符合国家交往的平等互尊原则，但是，却没有违背国家交往的最高、最基本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当清廷不得不以平等对待西方国家，给其以尊严地位之时，清廷自身却被置于重重的不平等网罗之中，已无自己的国家、民族尊严可言了，表现出极其明显的逆向不平等，中外礼仪之争也表现出明显的侵略与反侵略色彩。

清统治者在中外礼仪之争中坚持自身礼仪的民族性、传统性，从根本上说并无大错，但是，他们没有将民族性与国际性、传统性和时代性有机地联系，而是割裂、对立起来，坚持这样的民族性、传统性，实则是一种不顾客观事实的僵化，停滞不前。清廷的这种不谙世界大势，盲目虚骄自大的天朝大国心理，不但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民族灾难，也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国传统礼仪的民族性。如果说乾隆时期清统治者的天朝大国心理，尚有其存在的某些客观政治、经济基础，清统治者尚表现出一定的“王者不治夷狄”的宽容豁达和充满自信的大国风度的话，那么到了道光、咸丰年间，清统治者的天朝独尊思想则完全变为海市蜃楼式的盲目虚骄，充分暴露出清统治者的迂谬腐朽；如果说同治时期清统治者在天朝大国之梦破产后，仍顽固地不肯承认这一现实，仍力图以阿Ｑ式的方法自我陶醉的话，那么，光绪庚子年后的严酷事实，则迫使清统治者既不能再以天朝大国的神话欺人，也不能自欺自愚了，顽固的“鸵 鸟”也不得不把藏在沙堆里的头抬了起来，正视现实了；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以前中外礼仪之争的总趋势是清政府居于主动地位，是力图屈人而从已的话，那么自此以后，清政府则逐渐退居于被动地位，不得不屈已而从人了；如果说乾、嘉时期中外礼仪之争的原因在于中外政治体制、文化意识、价值观念等的隔膜与不同，同治时期中外礼仪之争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列强力图以强权政治打破清王朝的天朝大国意识，强迫清廷在国家交往中遵循资本主义国家惯例的话，那么，光绪庚子年以后中外礼仪之争的原因，则完全是列强丧失理智，毫无根据地“欲泄其攻馆（指义和团运动期间围攻外国使馆之事）之忿”的帝国主义报复心理。

清统治者因长期实行自我封闭式的闭关锁国政策，不稔国际大势，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挑战，不是以现实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害关系，而是以外国人是否遵从中国传统体制、礼俗等，为其能否保持国体尊严与独立的首要标准，对于真正损伤国体者，反而漫不经心，甚或茫然无知。金玉其外而败絮其内的乾嘉时期，清统治者在礼仪问题上虽颇多无谓的争执，但斯其时，资本主义各国尚未识得清王朝的庐山真面目，大清帝国的国威未坠，尚可勉强维持天朝上国的虚假门面，且无实质性的失权行为，揆诸当时情势，尚有微词可解。但是道光朝，特别是咸丰朝以后，内忧外患，频生迭起，危机四伏，中国的积弱之势已暴露无遗，逐渐丧失了领土、领海、司法、海关等国家主权，中外敦盘樽俎之间，几乎无不受制于人。清统治者不但不能，而且不知于折冲商辩之际，力争国家利权，维护国之大体与尊严，反而在礼节末端上持之甚坚，常常因小而失大。

前言/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