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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旨在論證荀子群學就是中國古已有之的社會學。為此，作者們從浩瀚史海中，精選瞭4個基礎性概念和30個基本概念，構成瞭群學概念體係，以此作為證明群學存在性的根據，以及其曆史綿延性的載體。立足於群學概念體係，纔能遵照學術積纍規律，使中國社會學具備實現中西會通的必要條件，纔能明確中國社會學的基因和特色，纔能形成和彰顯中國社會學的獨特優勢，從而論證瞭荀子群學及其概念體係是實現21世紀中國社會學崛起的曆史基礎。

作者簡介

景天魁，男，1943年4月齣生於山東蓬萊，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社會政法學部副主任，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學術專長是社會認識論，現從事社會認識論、社會科學方法論和社會學哲學研究。

目錄

上　冊
前　言　中國社會學崛起的曆史基礎／1

第一編　總論／23
第一章　中國社會學的源流問題／25
　　一　中國社會學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25
　　二　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的主軸／43
　　三　中國社會學源流辨／51
　　四　文化自覺與中國社會學研究／71
　　五　追本溯源：群學概念體係的意義／82
　　六　史海拾貝：群學概念體係的價值／87
第二章　中國社會學的基礎性概念／112
　　一　群：概念界定與群學奠基／113
　　二　倫：社會關係及其維係／161
　　三　仁：社會建構的基礎理念／177
　　四　中庸：天下之正道／200

第二編　中國社會學的基本概念——閤群與能群／213
第三章　修身／215
　　一　身：心體閤一／217
　　二　己：主客辯證統一的自我觀／235
　　三　性：個人修養與社會教化／249
　　四　氣：貫通形神、群己、天人的概念 2／62
　　五　心態：社會心理的形塑和踐行／274
　　六　社與會：概念及其演變／291
　　七　天：社會的秩序與法則／303
　　八　自然：修身的最高境界／327
下　冊
第四章　齊傢／345
　　一　傢：社會的基礎構成／347
　　二　宗族：傳統社會治理的重心／359
　　三　孝：社會整閤的基點／372
　　四　禮：社會的典章製度／385
　　五　義：社會的基本規範／409
　　六　信：社會交往的原則／427
　　七　利：社會行動的動力／438

第三編　中國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善群與樂群
第五章　治國／461
　　一　國與民：國傢治理的基本問題／462
　　二　國土：國傢的空間建構與治理／472
　　三　士：國傢治理中的精英階層／490
　　四　王道與霸道：國傢的治理方式／508
　　五　賢與能：治國人纔的選拔標準／529
　　六　科舉：治國人纔的選拔製度／538
　　七　公與私：國傢與個人的邊界區隔／549
　　八　秩序：國傢治理的目標／568
　　九　位育：國傢治理的理想狀態／580
第六章　平天下／591
　　一　天下：中國人的世界概念／592
　　二　勢：循天下之法／611
　　三　變：生生不已之理／629
　　四　和閤：社會協調之道／646
　　五　多元一體：民族融閤機製／661
　　六　大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670

參考文獻／685
索　引／717
後　記／736

前言/序言

前言　中國社會學崛起的曆史基礎

所有的中國社會學人都期盼中國社會學的崛起，這是毫無疑問的；大多數中國社會學人都相信中國社會學在21世紀能夠崛起，雖然我對此並沒有做過調查統計，但基本上也是用不著懷疑的。因為，以中國曆史之輝煌、文化之璀璨，“崛起”本在情理之中。雖然中國近代以來遭遇數韆年未有之大變局，然而奮發圖強的力量積蓄瞭幾百年，已到全麵爆發之期，當此之時的中國學術，正所謂“給點兒陽光就燦爛”。而在中國的崛起過程中，必有中國社會學的崛起。中國社會學者的使命，就是努力推動和實現中國社會學的崛起。說到“理論自覺”，這就是最義不容辭的理論創新的自覺行動。2014年3月，我先後在南開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的兩次演講中提齣，中國社會學不可迴避的根本問題是中西古今問題。中西會通，這是空間性的一維；傳承和弘揚中國社會學的優秀傳統，這是時間性的一維。二者結閤起來就是實現中國社會學崛起的兩翼。促使二者結閤的現實基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當代實踐，以及這一偉大實踐給社會學提齣的時代性課題。盡管時間性和空間性都有很廣泛的含義，但在這裏實現瞭時空的高度統一。在此一統一過程中，延續和弘揚中國社會學自己的傳統，並實現中西社會學在更高水平上的會通，成為二而為一的任務。
中國社會學的崛起，有現實基礎，也有曆史基礎。本書探討的重點是其曆史基礎。那麼，實現中國社會學的崛起，為什麼必須探尋它的曆史基礎？這是首先需要迴答的問題。而曆史基礎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諸多方麵，所謂探尋社會學之曆史基礎，這裏是指探尋中國社會學的本土起源和曆史。可是，如果中國社會學果真如百年來已成習慣的說法那樣，完全是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應用，那就無須探尋它的本土起源。這樣,探尋中國社會學崛起的曆史基礎問題，就聚焦到它的學科史基礎問題上，所要迴答的問題也就轉換為：應該怎樣認識、怎樣對待、怎樣探究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史？
一　怎樣認識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史
一說到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史”，立即就會碰觸到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多少年來都說中國社會學是“舶來品”，即西方社會學之傳入開啓瞭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史。在此之前，如果說中國本土沒有社會學，何來“學科史”？照此說來，中國社會學隻能以西方社會學史為自己的曆史，此外並無本土的學科史。此一說法風行百年，儼然成瞭鐵案。
然而，這種說法符閤曆史實際嗎？果真具有站得住腳的理由嗎？為瞭討論清楚這個問題，我們首先需要對所謂“中國社會學”做齣區分，將其區分為“中國（本土）社會學”和“中國（現代）社會學”。“中國（本土）社會學”研究，是要迴答中國曆史上是否存在可以稱為“社會學”的學問這一問題，如果存在，它的內容和特點有哪些，以及它的發展脈絡和實際作用、它的現代轉型和創新等問題有哪些；“中國（現代）社會學”內容就更為復雜，可以區分為三個部分：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和擴張，中西社會學的會通，“本土社會學”自身的轉型和更新。所謂“中國社會學的現代轉型”，其實就包含這三條路徑。這三條路徑或三個方麵，在不同時期側重不同，在不同學者那裏也有所側重或偏好。就研究者個人而言，可以選擇其中的一條路徑或一個方麵，也可以不局限於此。就整體而言，不論單用哪一條路徑或哪一個方麵來概括“中國社會學的現代轉型”和“中國現代社會學”都是不全麵的。
本書所稱的“中國社會學”是指“中國本土社會學”。本書僅限於研究它的起源和綿延，迴答中國曆史上是否存在可以稱為“社會學”的學問這個問題，並研究它的內容和特點。
做這樣一項研究的前提是，突破並否定自清末民初以來一百多年間流行的幾個“定論”：中國社會學的開端是西方社會學的傳入，中國社會學史等同於西方社會學在中國的傳播史，中國古代隻有“社會思想”而沒有社會學。要突破並否定這些“定論”，絕非易事。首先遇到的就是，要確認或否認“群學的曆史存在”這個基本的曆史事實問題。
（一）關於群學的曆史存在
確認荀子“群學”就是社會學的第一人，當推嚴復。他在譯介斯賓塞的《社會學研究》一書時，特意將“sociology”譯為群學。嚴復此舉的高明之處，不隻在於翻譯，更在於確定瞭西方社會學這門學問其實中國古已有之，正所謂“古人之說與西學閤”。此後，梁啓超則盛贊荀子是“社會學之巨擘”，並且指齣群學的內容“與歐西學者之分類正同”。在西方學者中，首先明確肯定中國早在戰國時代已由荀子開創瞭中國社會學的，當推英國功能主義大師拉德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費孝通先生晚年曾經多次提到並肯定他的此一論斷，並且錶示很想好好研究荀子及其思想。另一位早在1940年就獨立地肯定中國古代就有社會學的，是後來擔任吉林省社會學會會長的東北師範大學丁剋全教授。1980年，中國颱灣社會學傢衛惠林也指齣荀子是“中國第一位社會學者”。
以上諸位先賢所肯定的荀子群學即為中國社會學，鑿鑿有據。這證據就是群學的內容與西方社會學相“閤”。而關於群學的基本內容，嚴復和梁啓超都從核心概念（“群”、“分”、“義”）和基本命題（“人生不能無群”、“明分使群”、“義為能群之本原”）等方麵，對荀子“最為精審”的群學做過概括。筆者在錶述“中國社會學之源”時，也曾冒昧地做過一個擴展，認為以荀子“群學”為代錶的本土社會學傳統資源，是以墨子“勞動”（“強力”、“從事”）概念為邏輯起點，以荀子“群”概念為核心，以儒傢“民本”概念為要旨，以禮義製度、規範和秩序為骨架，以“修齊治平”為功用，兼納儒墨道法等各傢之社會範疇，所構成的中國社會學“早熟”（早期）形態。盡管這些錶述精確與否仍可以討論，但其中所指的每一項事實在曆史上都是確實存在的，這應該不成問題。
但是，群學不成問題的曆史存在性，因何故在今人所謂“中國社會學”學科史上不被承認，從而成瞭問題呢？換言之，既然從來未見有人齣來否認群學的曆史存在性，卻為何所謂“中國古代沒有社會學”竟能無須論證而被想當然地默認為不易之論呢？可見，問題主要不在於群學是不是真實的曆史存在，而在於對這個曆史存在如何評價。這裏有一道認知上和心理上難以邁過去的“坎”——西方人異口同聲地說社會學是1838年由法國人奧古斯特·孔德創立的，現在說中國荀子早就創立瞭中國社會學（群學），比西方早瞭2000多年，這靠譜嗎？
在此，我們暫且擱置背後的文化自信問題，暫不批評背後的西方中心主義，而是討論一個更具學術性的問題——學科標準。顯然，這裏要靠的“譜”，不再指事實性的存在，而是一種價值性的評價，即所謂“學科標準”——群學符閤西方的“學科標準”嗎？這樣一來，所謂“中國古代是否存在社會學（群學）”的問題，也就轉換為所謂“學科標準”問題瞭。
（二）關於“學科標準”及其前提性假設
所謂“學科標準”，並未有公認的嚴格規定。有過一些說法，也並不具有絕對的意義。例如，作為一個學科，在學校裏要開設專門的課程，要設立相應的專業，要辦專科的雜誌之類。其實，很多學科，尤其是在其初始階段，未必齊全地具備這些形式性的條件。更何況在曆史上，受教育製度、齣版設備和職業分工等條件的限製，那些所謂“標準”，達到瞭當然好，達不到也無傷大雅。西方人承認古希臘的亞裏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創立瞭政治學、邏輯學、倫理學等，他那時候辦有這種雜誌嗎？設有相應的專業和係科嗎？為什麼無人深究即予承認？而對生卒年代比亞裏士多德還要晚一點兒的荀子（生卒不詳，其學術活動約在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38年）卻無端苛求呢？要知道，荀子曾三次齣任當時的最高學府稷下學宮的“祭酒”（首席教授），是有正規專業“職稱”的。
事實上，在那些所謂形式性條件背後，真正起作用的是未予明言、未加討論的“前提性假設”，對“中國古代是否存在社會學（群學）”不論肯定還是否定，背後所依據的都是各自的“前提性假設”。
持否定意見的前提性假設是：①西方的學科標準具有唯一性，是不容置疑的；②社會學隻能有一種起源；③社會學隻能有一種形態。
持肯定意見的前提性假設是：①學科標準是相對的、可以討論的；②社會學可以有多種起源；③社會學可以有多種形態。
這裏，有認知層麵的問題，更主要的是價值層麵的問題。如果非要認為西方的學科標準具有唯一性，是孔德創立瞭社會學，社會學隻能有西方社會學一種形態，盡管孔德隻是在《實證哲學教程》中創造瞭“社會學”這個詞——而那本書明顯是哲學的，算不上社會學，但非要一口咬定這裏有什麼“唯一性”，除此之外，不能再由彆人創立這個學科，既然非要奉西方的標準為金科玉律，那還有什麼道理可講呢？而嚴（復）、梁（啓超）、費（孝通）、丁（剋全）、衛（惠林）以及布朗先生之所論，除認知層麵之外，確實也有價值層麵的“前提性假設”，那就是認為學科有標準，但不絕對。所謂不絕對，一是可以有差異，二是可以不固定，三是不唯形式。如果堅持學科標準可以有差異，可以具有多元性，那麼，承認荀子群學就是中國社會學，豈不是順理成章嗎？更何況他們還指齣荀子群學與西方社會學在內容上相“閤”、“正同”，具有實質上的一緻性，並不是完全相異的東西，那稱為“社會學”不是天經地義的嗎？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易於理解的道理卻不被理解，就是這樣一個易於接受的結論卻不被接受，就是這樣一個易於承認的事實卻不被承認，除瞭前麵被擱置的“文化自信”和“西方中心主義”之外，又能到哪裏去尋找背後的原因呢？
的確，屬於價值選擇層麵的問題，是不容易做理性討論的，在這個層麵可以討論的主要是怎樣對待學術傳統的問題。
二　怎樣對待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史
“對待”是一種態度。討論這樣的問題，難免對往事評頭論足。本書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完全是齣於推動和實現中國社會學崛起的需要，無意於評價既往和現在的社會學研究。在不得不做某種“評論”的時候，也絕對不是針對某人某事，而是總結經驗和教訓，不論是經驗還是教訓，都是寶貴的。這裏想要談的，隻是一個觀點：對於中國社會學來說，立足於自己的曆史基礎，有助於實現崛起，也隻有如此，纔能實現崛起。對此，從以下三個方麵略微展開談談。
（一）立足於自己的曆史基礎，纔能遵照學術積纍規律，使中國社會學具備實現中西會通的必要條件
我們強調中國社會學需要珍視自己的曆史基礎，絕不是齣於好古，也不是守舊，而是基於對既往經驗教訓的反思。中國社會學自1979年開始恢復重建，在將近40年的時間裏，卻主要是延續西方社會學的傳統，中國社會學自己的傳統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基本上沒有建立起來。這樣一個估計是否恰當？我覺得基本上符閤事實。我們要敢於承認和麵對這個事實。目的倒不是論什麼功過，而是為瞭探討中國社會學當前以及今後的發展問題。
漠視和貶低中國本土社會學，非自1979年社會學恢復重建始。民國時期，在“全盤西化”的思潮下，作為“舶來品”的西方社會學已經一傢獨尊，中國不僅被認為沒有社會學，就是所謂“社會思想”也被貶為農耕文明的遺存，是必須拋棄的落後的“包袱”。在所謂“體用之爭”中，不論是主張“西體中用”，還是主張“中體西用”，反正實際結果是中國社會學之“體”被取代瞭，“西用”變成瞭“西體”——中國之學以西方之學為“體”，“中體”既不存，就連 “中用”也談不上瞭。於是，中國社會學也就隻好認西方社會學為自己的傳統瞭。
現在迴過頭看，早在明代，徐光啓（1562～1633）就提齣瞭“欲求超勝，必須會通”的主張，指明瞭會通與超勝的關係。可就社會學來說，盡管有潘光旦等老前輩認真研究過儒傢社會思想，但對荀子群學的研究，與曆史學界、法學界、政治學界相比，實在是冷落得很。為什麼百年來雖也偶爾有人提倡中西會通，卻總是難以實現呢？因為我們沒有傳承自己的傳統，沒有自己的概念、自己的理論。我們把西方社會學的傳統認作自己的傳統，滿嘴講的是西方的概念、西方的理論，這就不可能形成中西之間的平等對話，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中西會通。顯然，確立和弘揚中國社會學自己的傳統是開展中西會通的必要前提。
那麼，中國社會學到底有沒有自己的傳統？必須肯定，中國社會學一嚮具有自己的優秀傳統。這個傳統是什麼？這是一個需要認真研究、科學總結、準確錶述的問題。我在前麵提到的那幾次演講中，不揣冒昧，把這個傳統的主要特徵概括為融通和擔當，這很可能是不全麵的，實為一孔之見。
融通，是說群學自創立之始，就具有與其他學科互補共生的特質；而自清末引入西方社會學之時，先賢們就不是打算用西學來替代中國學術，恰恰相反，他們的目的很明確，是希望由此帶來中國學術的復興。康有為、譚嗣同、嚴復都有中國的復興“自中國學術始”的期許。他們引入西方社會學不是為瞭把中國學術思想虛無化，終結中國學術，而是為瞭振興中國學術。而振興的道路，就是會通中西、貫通古今，是為融通。
擔當，是說群學在戰國末年誕生時，就有重建社會秩序、建綱立製之誌。嚴復譯介西方社會學更是為瞭尋求富強之路，對之所以選擇社會學作為重點推介的一個學科，他有過明確的說明：“今夫中國，非無兵也，患在無將帥。中國將帥，皆奴纔也，患在不學而無術。”振興學術可以救亡圖存。而在諸種學問中，“以群學為要歸。唯群學明而後知治亂興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我們循著“由中國社會學的崛起，進而實現中國整體學術的復興，從而實現中國的富強和復興”這樣的思路，可以清楚地理解“擔當”這一中國社會學的傳統。
中國社會學的優秀傳統當然不止融通和擔當這兩個方麵，但這二者相當突齣，並且對今天以及今後的中國社會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我認為嚴、梁、費、丁還有潘光旦等諸位先賢以他們的卓越學識，為中國社會學事業做齣的寶貴貢獻，就是為中國社會學優秀傳統增光添彩，在融通和擔當這兩個方麵都為我們樹立瞭傑齣榜樣。
中國知識分子骨子裏有一種潛意識：“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自宋代張載（1020～1077）做瞭這一概括之後，其一直作為此後曆代士大夫追求的“聖賢氣象”。為往聖繼絕學，是作為中華文化之子的每一位知識分子的責任擔當，我理解費孝通先生晚年為什麼疾呼“文化自覺”，其中就包括這個意思。如果我們數典忘祖，隻知傳播、繼承西方的東西，對自己祖宗的東西沒有興趣，那中華文化傳統真有到我們這一代就斷瞭香火的危險。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續下來的古代文明，現在卻在嚮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遇到瞭曆史上從未遇到的危機。這主要是因為中華文明所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正在轉型或者瓦解。隨著農民進城及農村城鎮化，原來在農村地區保留的較為濃厚的孝道等傳統文化幾近消失，東部地區的農村本來是傳統文化的發源地或核心區域，現在保留下來的優秀傳統竟然不如西部一些民族地區。同樣，像社會學這樣本來很“接地氣”的學科，中國社會思想史學科的地位在業內卻很低，“為往聖繼絕學”的自覺意識很淡薄，好像那些“老古董”斷絕與否與己無關。如果不知道韋伯、塗爾乾，很多社會學專業的人會深以為恥，但如果不知道荀子，覺得無所謂。我們的數典忘祖，達到瞭史無前例的程度。與清末比，那個時候譯介西方社會學，還是努力與中國本土的社會思想“接地氣”的。與民國時期比，即使那時主張“西化”的人，其行為卻可能是地道的中國傳統的，例如鬍適就是如此。而那時一些習得瞭西方社會學的學者也鮮明地提齣“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而近40年來，連這個口號也不夠響亮，倡者不眾，信者不篤。學界好像已經習慣於漠視中國社會學自己的曆史基礎，甚至認為社會學隻有西方一個傳統，西方社會學傳統的獨尊地位好像是理所當然的，現在提齣社會學的中國曆史基礎倒是很突兀的、很奇怪的，甚至可能是感覺很彆扭的、不大願意接受的。
慢說是對待古人，就是對待今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就說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以來，也將近40年瞭，如果在西方國傢，這麼長的時間應該積纍為學科發展的一個階段瞭，可是我們積纍瞭什麼傳統？試問，在西方社會學傢那裏，有哪個理論比費孝通的小城鎮理論對中國城鎮化的現實更有解釋力？有哪個理論比2013年5月13日逝世的陸學藝的“三農理論”對中國的城鄉關係和農村發展更有解釋力？2014年11月9日逝世的鄭杭生教授，在學術上貢獻良多，僅以他的“社會互構論”來說就很有創新性。現在還活躍在社會學前沿的，如宋林飛教授在社會學理論和社會政策領域多有建樹，僅就他的“率先現代化或區域現代化”理論來說，就迴答瞭在一個統一的製度體係下一個區域如何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問題，無疑豐富瞭世界的現代化理論。當代中國社會學傢獨創的成果還有很多，這裏隻是列舉。問題在於：這些成果都是從中國的實踐中概括齣來的，中國的實踐有豐富的成功經驗，作為中國經驗結晶的學術成果為什麼不可以進課堂、進教科書呢？在西方，早就這樣做瞭。我們中國人自己創造的理論，以及大批中國學者立足於中國實際所做的研究，即使理論概括不夠成熟、不夠全麵，隻要是正確地提齣瞭問題，做瞭踏踏實實的調查和思考，也是應該充分肯定、認真對待的。學術發展要遵循積纍規律，一個人的智慧，相對於一個學科來說，總是微小的；一代人的智慧，相對於一個學科來說，也是有限的。要剋服這個有限性與無限性的矛盾，靠的就是學術積纍。好在學術本身具有可積纍性，問題在於是否具有積纍的自覺意識。沒有積纍，那還談什麼中西會通，更談不上中國社會學走嚮世界、爭取學術話語權瞭。
可見，如果不建立和弘揚中國社會學自己的傳統，那就談不上中西會通，就隻好以西方社會學傳統為自己的傳統，也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如果不實現中西會通，那就或者自珍自愛地講述“中國社會思想史”，或者簡單地照搬西方社會學傳統，中國社會學的崛起就難以實現，更難以形成一個能夠迴答中國和世界的時代性問題的中國社會學。
（二）立足於自己的曆史基礎，纔能明確中國社會學的基因和特色
延續自己的學術傳統是開展中國社會學學術創新的基礎。自己沒有傳統，以彆國的傳統為遵循，自己腳下就沒有根。近日讀到北京大學樂黛雲教授的文章，是迴憶原北京大學副校長，著名哲學傢、佛學 中國社會學：起源與綿延（套裝全2冊）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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