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斜阳》以二战后混乱苦闷的日本社会为背景，描写了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
贵族出身的母亲和女儿和子由于经济上难以为继，遂迁往伊豆生活，母女二人相依为命，静静度日。不久被征召入伍的弟弟直治的归来，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酗酒吸毒的弟弟直治叠印出作者的早年面影，决心为“恋爱与革命”而孤注一掷的姐姐和子则凸显战争期间作者苦闷的精神世界……而母亲身上则隐约寄托着作者的贵族情怀和审美理想，好似穿过凄风苦雨的一缕夕晖，亦即“斜阳”的象征或化身。

作者简介

著者
太宰治（1909-1948） ，
本名津岛修治。日本战后无赖派大师，毁灭美学一代宗师。三十九年生命，二十年创作，五次殉情自杀，最终情死。中学时期成绩优异，对芥川龙之介、泉镜花的文学十分倾倒。代表作有《维荣的妻子》（1947），中篇《斜阳》（1947）、《人的失格》（1948）。


译者

林少华 ，
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亦从事文学创作。曾任教于暨南大学、日本长崎县立大学和在东京大学从事学术研究。现为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著有《林少华看村上 村上文学35年》《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魂的自由》《高墙与鸡蛋》《微“搏”天下》《雨夜灯》。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奇鸟行状录》等四十一部村上春树作品系列以及《心》《罗生门》《金阁寺》《伊豆舞女》《雪国》《在世界中心呼唤爱》《阴兽》等日本名家之作凡七十余部，广为流布，影响深远。

前言/序言

太宰治：“无赖”中的真诚（译序）

倘以三驾马车打比方，日本近代文学的三驾马车应是夏目漱石、森鸥外和芥川龙之介；日本现代文学的三驾马车则非此三人莫属：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和太宰治。令人沉思的是，六人中有四人死于自杀。尤其后“三驾马车”，居然集体跌入自尽深渊。太宰治于一九四八年投水自尽，年仅三十九岁；三岛由纪夫于一九七○年剖腹自绝，正值四十五岁盛年；川端康成于一九七三年含煤气管自杀，时年七十四岁。其中太宰治从二十岁开始自杀，接连自杀五次。虽说爱与死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就世界范围来说，多数作家都程度不同地将作品中的爱与死同个人生活中的爱与死剥离开来。而像太宰治这样使得二者难分彼此的，无疑少而又少。在这个意义上，要想真正理解太宰治的作品，就要首先了解太宰治其人，就要进入其个人世界，尽管那是个大多时候雾霾弥天、充满凄风苦雨的世界。
太宰治，本名津岛修治。一九○九年（明治四十二年），太宰治作为第六个男孩儿出生于青森县一个有名的大地主家庭。父亲源右卫门是当地的名士和高额纳税者，曾任贵族院议员、众议院议员。母亲体弱多病，太宰治由乳母带大。豪宅深院，家中男女佣人多达三十人，出入有带家徽的马车。不过由于当时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他作为第六子在家里并不受重视。这使他在怀有贵族意识的同时逐渐萌生了边缘人意识和逆反心理。高中时代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此对自己的地主出身即剥削阶级出身产生自卑、内疚和负罪感。一九二九年服安眠药自杀未遂。翌年进入东京大学法文系，一边用家里充裕的汇款游玩享受，一边用来资助处于非法状态的日本共产党，进而参加共产主义政治运动。脱离运动后同萍水相逢的酒吧女招待投海自杀。女方溺水身亡，自己侥幸获救。其后开始同艺伎小山初代同居，但精神一蹶不振。一九三五年参加《都新闻》报社录用考试而被淘汰，自缢未果。翌年因药物中毒而住院治疗。原先信赖的长辈和朋友们视他为狂人，纷纷弃他而去。加之入院期间小山初代与人通奸，致使太宰治对人生与社会彻底绝望，深感自己已丧失做人的资格（“人间失格”），和初代同时自杀未遂。
这样的人生经历相继带入他日后创作的《斜阳》和《人的失格》这两部堪称日本文学经典的中篇之中，尤以后者明显。写完《人的失格》不出一个月，太宰留下未竟之作《再见》（Goodbye）手稿和数通遗书，同恋慕他的山崎富荣双双跳入河中。此即第五次即最后一次自杀。日本战后“无赖派”最具代表性的天才作家就此落下人生帷幕，时为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三日深夜时分，尚未步入不惑之年。虽云《再见》，而不复见矣！

《斜阳》写于作者离世前一年的一九四七年上半年。贵族出身的母亲同女儿和子原本在东京一座足够阔气的公馆里生活。战败后由于经济上难以为继，遂迁住远离东京的伊豆一栋小别墅，母女相依为命，静静度日。不久被征召入伍的弟弟直治从南洋回来，宁静的生活被打乱。直治不是在家酗酒，就是拿着变卖母亲姐姐衣服的钱去东京找一位叫上原二郎的流行作家花天酒地。和子某日在家翻阅直治写的《胡芦花日志》，得知弟弟颓废而痛苦生活的真相。母亲病逝后，和子赴京同上原相见，失望之余，被迫与之发生肉体关系。几乎与此同时，直治在伊豆家中自杀。和子决心不受任何旧道德束缚，生下上原的孩子。
日本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四个主人公身上都有太宰治本人的标记。酗酒吸毒的弟弟直治叠印出中学、大学时代即早年的作者面影；决心为“恋爱与革命”而一往情深甚至孤注一掷的姐姐和子凸显战争期间作者苦闷的精神世界；流行作家上原二郎可以说是战后作者生态的翻版；而母亲身上则隐约寄托着作者的贵族情怀和审美理想，也是作品中唯一穿过凄风苦雨的一缕温馨的夕晖，亦即“斜阳”的象征或化身。翻译当中，几次驻笔沉思：如果风暴不是来得太猛而在世界某个角落保留这样几位懂得与冬日天空相谐调的围巾色调、懂得合欢花有别于夹竹桃的独特风情和怜惜弱小生命、懂得小仲马的《茶花女》和并不反对女儿读列宁的优雅的贵族妇女，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何必人人脚上都非沾牛屎不可呢？结果，当我们自己脚上也不再沾牛屎而回头寻找优雅的今天，优雅不见了。太宰治或许当时就已意识到了这点——尽管弟弟直治一直想逃离贵族阶级而力图成为民众的一员，而写给姐姐的遗书中最后一句却是“我是贵族”。在这个意义上，《斜阳》无疑是一个没落阶级、一种过往文化、一段已逝岁月久久低回的挽歌。自不待言，挽歌旋律中也满含着对日本战后并未因战败而有任何改变的人的自私自利、蝇营狗苟和因循守旧的悲愤与绝望之情。而这点恰恰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共鸣。作品因之风行一时，“斜阳族”成了人所共知的流行语，开“××族”表达方式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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