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时空”是所有科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不同学科时空研究的方法、理论因学科内涵不同而各异。本书是考古学领域，以“空间”为主体的“时空”考古学研究的经典之作。陈淳教授主持的这一高水平译著，为中国考古学的现代化、国际化、科学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这部研究聚落考古的经典著作中文版的问世，为考古学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性资料，有助于中国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的系统化发展。
　　 刘莉 美国斯坦福大学

　　这是考古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欧美考古学从以器物为中心的文化史的研究方式，转变为以遗址和社会为中心的人类学研究方式，这本书可以说是“始作俑者”。
　　 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陈淳先生将戈登˙威利所著的《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一书译介给中国读者，可谓用意很深。考古学研究不因仅仅局限于眼睛能看到、手能摸到的物质遗存，史前聚落也不仅仅是房屋、灰坑以及它们的空间布局。它是对史前人群在特定生态环境中生活场景的复原，是尝试重建古代社会发展过程的一种方法，是古代人类生活信息的集成。
　　 吴小红 北京大学

　　这是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之一，它开启了考古学上利用空间分析系统探索古代社会组织状态的研究。本书的翻译为中国考古学贡献了重要的学术财富。
　　 陈胜前 中国人民大学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戈登?威利为维鲁河谷的遗址建立了生活居址、社区和仪式建筑、防御工事或庇护所和墓地四种功能类型。根据居址的功能分类和数量统计，威利追溯了维鲁河谷人口、经济形态、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以及与秘鲁沿海其他河谷和社会的互动，为重建维鲁河谷史前社会的兴衰提供了一副较为清晰的图像。

作者简介

　　美国考古学家，1935年和1936年从亚利桑那大学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1年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后任职于华盛顿特区的史密森研究院，主要从事中美洲和南美州考古。其以秘鲁维鲁河谷的聚落形态研究闻名，被其同行誉为新大陆考古学的权wei。1952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1973年被美国考古研究所授予考古学杰出成就金奖（the Gold Medal Award），并荣获亚利桑那大学和剑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其他主要著作有《美国考古学的方法与理论》（1958年，与菲利普?菲利普斯合著）、《美国考古学史》（1980年，与杰里米˙萨布洛夫合著）。

目录

　　目 录
　　《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总序......1
　　中译本序......1

　　序......1
　　本研究的性质与历史......1
　　致谢......5
　　内容安排......8
　　第一篇 引论......1
　　目的......1
　　方法......2

　　第二篇 维鲁河谷:环境与居民......15
　　自然背景......15
　　人文背景......22

　　第三篇 维鲁河谷的史前栖居......47
　　塞罗普列托时期......47
　　瓜纳贝时期......52
　　波多穆林时期......73
　　加伊纳索时期......118
　　万卡戈时期......204
　　托马巴时期......272
　　拉普拉塔时期......344
　　埃斯特罗时期......372
　　年代存疑的遗址......386

　　第四篇 重建维鲁河谷聚落的发展......399
　　住宅遗址......399
　　政治—宗教建筑......410
　　防御遗址......415
　　墓地......417
　　公共工程......418
　　社区形态......429

　　第五篇 聚落与社会......449
　　人口......449
　　社会政治结构......454

　　第六篇 秘鲁史前的维鲁河谷......461

　　附录:维鲁河谷考古遗址索引......487
　　参考文献......521

前言/序言

　　中译本序
　　一
　　 1950年代是考古学发生巨大变革的转折点。其代表事件之一是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W.F.Libby)放射性碳测年技术的发明,其二是美国考古学家戈登·威利的《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一书(以下简称《维鲁河谷》)的出版。前者为考古学的年代学发明了一种绝对断代技术,为考古学提供了一种世界性年表,而且能够从更加细致的时间尺度上来观察人类进化和社会文化演变。后者则为考古学透物见人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因此,布鲁斯·特里格在其《考古学思想史》(第二版)中将《维鲁河谷》称为考古学史上最重要的方法论突破,是自丹麦学者汤姆森建立三期论以来最重要的发明。张光直认为威利的《维鲁河谷》一书已经成为考古学的经典,它宣告了美国考古学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并是考古学进入新时代的象征。
　　1984年,张光直首先将聚落考古介绍到国内。他在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授课和陕西考古研究所的讲座中详细介绍了该方法在美国的发展及其学术价值。聚落考古概念的引入在我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借鉴,但有的学者认为美国的聚落考古方法并不新鲜,我国早已有之。比如,1950年代在半坡的发掘中就采取了水平揭露,甚至有学者认为1920—1930年代殷墟宫殿区和王陵区的发掘就是我国聚落考古的先声。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大部分专业术语的中英对译都会有词不达意的缺陷和偏颇,将settlement的中文译为“聚落”就是典型一例,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产生了误导。英语的settlement是栖居或定居的意思,它包括人类活动留在地表的所有栖居痕迹,包括从狩猎采集者临时营地到都市城址在内的所有形态。以威利在《维鲁河谷》一书中所下的定义为例,它是指“人类在他们栖居环境里安置自身的方式。它是指住宅和其排列方式,以及与社群生活相关的其他建筑物的性质和安置。这些聚落反映了自然环境、建造者所拥有的技术水平,和各种维系其文化的社会互动及控制制度。由于聚落形态很大程度上是由广泛认同的文化需求所直接造就的,因此它们为考古学文化的功能性阐释提供了一个战略性起点”。因此,在理解一些术语及其作用时吃透其原始的科学定义十分必要。
　　中文的“聚落”主要指的是村落和聚居点的意思。这种中英对译在定义或本意上的不同给这种方法的理解和应用带来了很大的困惑,比如我们可能以为这种方法只是针对新石器时代以后的遗址,几乎没有人考虑用它来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临时营地分布。还有个别学者将聚落理解为遗址的“群聚状态”,花了很大力气分析遗址的团聚形态,其目的和结果均与聚落考古的本意大相径庭。
　　在威利的开创性工作之前,聚落这一术语与研究就已经存在。早在19世纪,欧洲考古学家就十分擅长发掘整个乡镇与村落,来重建遗址内部各种建筑的性质与功能,将含有居住垃圾的考古遗址(即居址)与包括墓地、祭祀遗址等在内的非居址区分开来。实际上早在1911 年,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 科西纳(G.Kossinna)就用“聚落考古”(settlementarchaeology)的概念来表述一种从相同文化遗址分布来分辨史前族群或民族地理分布的方法。总的来说,旧大陆考古学的“聚落形态”是指遗址和人工制品的地理与空间分布,以分析其中曾经存在过的家庭或社群活动的证据。20世纪上半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苏联考古学家也流行用大规模水平揭露来研究遗址分布和聚落形态,以分析和了解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发展层次。
　　威利自己也提到,聚落形态研究在美国考古学中并不新鲜,遗址平面图、勘探图和遗址描述都是这种研究的形式。但是,聚落形态研究主要是将一片区域里的遗址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样做需要时间、经费和团队的合作,才能用一个区域的聚落材料来分析社会变迁。而且,威利创建的“聚落考古”方法论,本质上并非是对遗址和出土材料本身的分析,而是从史前建筑的分布及功能来研究史前社会的结构及变迁。因此,这是一项考古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紧密结合的研究。有位美国学者指出,对“聚落”概念理解和用法上的差异,应该是1953年以来新旧大陆考古学家之间,对聚落考古产生许多误解的根本原因。
　　在考古学中,相同的名称或术语未必是指相同的东西或概念,不能望文生义。威利在其后来的论文中曾对聚落形态的概念做了进一步的阐发,指出人类的栖居会在地表留下自己存在的某种形态。聚落的这种安置形态与人类和文化对环境和社会组织的调节有紧密的关系。聚落形态就像所有史前遗存一样,是那些曾经鲜活和完整事物残缺和破碎的残留。不过,聚落形态要比其他物质文化更加直接反映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活动。
　　起初,维鲁河谷研究项目并非以聚落形态为目的。1945年在维鲁项目的酝酿中,朱利安·斯图尔特(J.Steward)向威利提出了“聚落形态”研究的设想,建议威利参照他1937年在北美西南部所做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一群人留在不同地点的遗存,而不是只关注一群人留在单一地点的遗存。根据人类活动不同点位的功能分析,考古学家便能重建已经消逝的社会系统,了解先民如何在某种特定环境里安排他们的生计,并将自己组织起来。
　　斯图尔特的本意是希望威利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史前人类的适应,了解维鲁河谷史前文化的人地互动。但是,当威利在维鲁河谷勘察中直面各种史前建筑和遗迹的分布时,强烈意识到这些建筑和遗迹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组织形式。于是,威利开始偏离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取向,设法从聚落形态的功能来研究和重建社会和政治结构。半个世纪以后在回忆起这段起步历程时,威利一方面对当初没有充分领会斯图尔特的意图并更多向他请教而深感后悔,但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偏离斯图尔特的初衷而感到欣慰。
　　威利的《维鲁河谷》出版后,各种讨论聚落形态的著作和评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指出了这种方法的价值和独到之处。比如,伊文·沃格特(EvonVogt)指出,聚落考古研究的对象一方面是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结构。这个取向促进了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共同关注聚落形态的决定因素及聚落形态与文化其他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聚落形态在具体研究中涵盖了差别很大的内容和范围,微观上仅限于个别家户的房屋类型或住宅的空间安置,在宏观上则研究单一村落和社区的布局,乃至扩大到多个社群在一片区域里的聚落安置。这样就能尽可能多地了解家庭安置到较大村落布局之间的细节,以便为推断社会政治结构提供重要的线索。
　　美国考古学家艾尔弗雷德·基德(A.KidderII)说,在考古学的阐释和比较层面,我们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以便在较大的时空范围里从推测提高到逻辑推理。特别当涉及到有关人口、聚落形态、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及战争等相关问题上尤其如此。感谢戈登·威利及其团队在维鲁河谷的工作,令我们今天发现情况大有改观。他的工作表明,将聚落形态的历史作为研究目标,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由此可见,维鲁河谷聚落形态这种模式与一般聚落研究的区别在于,在此之前考古研究基本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址调查和发掘,目的是文化历史考古学取向的文化和编年研究。即使采取了大面积揭露以关注遗址内部结构和人类活动,但是这种聚落研究也只是为了深入了解考古学文化和史前生活方式的特点,而非深究经济、政治和宗教的社会功能,进而解释社会变迁。为此,“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社会关系”是聚落考古更为恰当的定义。
　　二
　　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独到之处,是理论上有三种概念的指导,一是文化生态学,二是系统论,三是文化功能观。在方法上则是建立在准确和精细分期基础上的聚落空间共时性分析。如果缺乏这些理论指导下的时空框架构建和功能解读,聚落形态研究仍然很难跳出传统的窠臼,像威利那样对社会文化变迁做出历时性的动态阐释。
　　文化生态学将文化看成是一块“蛋糕”,技术经济位于最底层,中间是社会结构,上层是意识形态。他在这块“蛋糕”下又加了一层“生态环境”,并将它看作是影响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由于人类是以自己的文化因素与自然界相互作用,所以这种文化因素会和生态环境形成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地关系”。文化生态学意在从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作为解释文化异同和变迁的依据。
　　文化生态学研究需要从系统论的视角来分析考古学文化。于是,考古学文化不再是各种物质遗存和器物类型的累加和罗列,而应将其置于曾经一度鲜活的社会系统中去分析。比如根据斯图尔特对文化系统的三分,经济技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就可以被视为考古学文化的三个子系统。它们相互依存,彼此制约和影响,维持着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转。所以从系统论视角来看待考古遗存,考古材料就不再是按质地和器形划分或归类的组合,而是要了解这些物质文化在不同子系统运转中所发挥的作用。如果将文化遗存从其发挥作用的各个子系统来进行分类和研究,再将它们放到所在的生态系统中进行观察,我们也许就能深入了解人类在这种环境里是如何生存的,并重建社会文化发展和演进的性质和层次。
　　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又与功能主义的视角密切相关,这就是要了解史前建筑和物质文化在社会文化系统运转中的功能。功能观在欧美社会人类学中有着悠久的传统,涂尔干、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功能学说都做出了极具影响力的研究和论述。受社会人类学功能论的影响,威利将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研究称为“考古学文化功能性阐释的战略性起点”。
　　在方法论上,许多学者深入探讨了聚落形态研究的时空框架构建。比如,帕蒂·乔·沃森(P.J.Watson)等学者提出了聚落形态研究的三种框架:一是历时和过程的框架,即研究某种形态在某地区的历时发展过程;二是共时和功能的框架,研究多种形态在某时空里的相互关系;三是比较的框架,即观察几个区域里的某种形态。这种方法很好地在维鲁河谷的聚落研究中体现出来,威利定义了四种建筑类型的聚落形态,从八个时期的历时过程来观察这四种建筑的数量和质量的空间分布。最后,他又将维鲁河谷的聚落和陶器显著变化与秘鲁沿海其他河谷的材料进行比较,对维鲁河谷聚落形态和建筑、制陶、生计和人口等社会变迁的原因有了更好的了解。
　　历时和过程的分析框架需要建立合理的分期和清晰的文化序列或年表。分期的时间跨度不宜过大,否则会影响到聚落各组成部分共时性和功能性的分析。在共时性判断上,需要有相对精确的断代方法将不同地点的遗址、遗迹和建筑置于各自的同一空间里,以便进行功能分析和比较。我国聚落研究的分期一般过粗过大,千百年以上的时间跨度往往只分为早中晚三期,无法确定许多遗址和建筑是否共时。显然,如果没有很好的年代学框架和遗址的共时性控制,史前聚落形态和考古学文化的功能研究便无从谈起。
　　聚落形态需要将系统发掘和地面调查相结合,只有当遗址的年代学分析和功能判定两项工作根据该地区典型遗址的发掘而得到最佳分析时才最为有效。维鲁河谷聚落形态研究为我国考古学提供的重要启示就是,需要进一步细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对区域中各种遗址建立起更加细致和准确的时空框架。这样,我们才能分析考古学文化的功能,用发展过程的视角来重建社会变迁。
　　三
　　《维鲁河谷》是一本田野考古调查报告,它展示了如何在时间、经费和人员有限的情况下进行区域范围的聚落形态调查。维鲁河谷的野外工作只有四个月,借助维鲁空军的航照,事先制作了工作地图,从航照上挑选了315处遗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詹姆斯·福特(J.Ford)博士承担遗址的陶片断代和分期工作,将维鲁河谷近两千年跨度的遗址分为八期,从早到晚分别是:塞罗普列托、瓜纳贝、波多穆林、加伊纳索、万卡戈、托马巴、拉普拉塔和埃斯特罗,较长的时期再细分为两段或三段,涵盖了自前陶期至西班牙征服的整个史前史。由于许多遗址在多个时期被持续沿用,所以各时期遗址计算的总量要多于315处地点总数。
　　威利为维鲁河谷的遗址建立了生活居址、社区和仪式建筑、防御工事或庇护所和墓地四种功能类型。除了墓地以外,其他三类遗址根据居址和建筑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再分出不同的亚型。根据居址的功能分类和数量统计,威利便能够追溯维鲁河谷人口、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变迁。参照维鲁与秘鲁沿海其他河谷的社会文化互动,他为重建维鲁河谷史前社会变迁提供了一幅较为清晰的图像。
　　塞罗普列托时期 这是最早的前陶期,遗址稀少,主要位于沿海。生计为捕捞鱼和贝类,并开始栽培葫芦、南瓜、胡椒和豆类,可能还采集野生的薯类和水果。住宅是小型半地下式的泥砖联体房或木骨泥墙茅舍。人口数量不超过几百人,并延续了好几百年。这一时期的社会结构显然是平等主义的血缘群。
　　瓜纳贝时期 陶器在这一时期出现,早中期聚落形态与塞罗普列托时期相似,住宅和人口仍然很少,生计形态基本与前期类似,作物中出现了菜豆和黄瓜,但没有玉米。中期出现人口和聚落向内陆的扩张,晚期遗址明显多于早中期,这些是分散的小屋村落。泥砖砌墙,茅草屋顶,并可能出现了仪式性建筑或庙宇。到本期末向波多穆林时期过渡时,人口和遗址数量突然增长并向内陆扩张,表明生计形态发生巨变。这很可能是引入玉米栽培的结果,因为玉米已经出现在附近的奇卡马河谷。中期的聚落形态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出现了代表“核心社区”的特殊建筑。当时,秘鲁沿海正处于“查文文化”的扩张和传播时期,这种河谷之间的社会互动也在聚落形态上反映出来。
　　波多穆林时期 早期遗址多分布在河谷上游,而晚期遗址集中到了下河谷的平原上,遗址和人口有所减少。人口与聚落转移的原因很可能是引入灌溉的结果,这使得人们可以利用河谷从未开发的大片区域。分散小屋村落逐渐被不规则的聚集村取代,住宅主要是联体房间,石墙地基,沿海因缺乏石料则为泥砖结构。方形围宅复合体首次出现,内有十几间石砌小屋。垃圾土墩很多。早期开始出现了一些金字塔,体量巨大。早期还出现了大型的山头防御据点,许多住宅也用围墙防御。显然,人口增加、聚落扩展和社会等级分化,使得群体冲突成为常态,本时期的社会组织力量比前期大有增强,金字塔应该是政治和宗教中心。大量防御工事表明军事冲突频繁,尚不清楚河谷是否已经在政治上统一,或是几个独立的政治中心并存。
　　加伊纳索时期 早中期遗址位于河谷下游,房屋群较小,晚期出现了大型集群和住宅—建筑土墩和金字塔—建筑土墩—住宅复合体。本期的垃圾土墩既大又厚,以中游最为集中。金字塔墩在这一时期延续,并在晚期的金字塔—住宅—建筑复合体中发展到极致,最高可达25米。维鲁河谷的城堡防御工事大多建于这个时期的晚段,并沿用到万卡戈时期。许多墓葬被安置在老的住宅建筑和垃圾土墩里,有些墓地就在河谷边缘的平地上,其中有些是内砌石块的墓穴。这一时期维鲁河谷的人口达到了巅峰,并延续到后来的万卡戈和托马巴时期,人类居址遍布整个河谷,而且住宅遗址规模大增,说明人口密集。农业经济也达到了新的规模,据估计,晚段的人口达到了25000人。这一时期灌溉系统日趋完善,晚期营造巨大的建筑工程,表明一个强大的集权政体或联盟的存在。巨大的金字塔应该是宗教或世俗的中心。维鲁河谷可能在某个“战争领袖”的掌控之下,并从城堡和防御工事、巨大公共工程的营建反映出来, 聚落与历史重建：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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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是好书，考古学的经典作品，就是定价太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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