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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一個軍事史愛好者沒法不崇拜英國人J.F.C.富勒，他是當之無愧的偉大的軍事史學傢

☆ 歐洲兵傢，有四個人*有名。19世紀，拿破侖戰爭時代，他們齣過兩個大師，瑞士的約米尼和普魯士的剋勞塞維茨。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他們也齣過兩個大師，富勒和利德爾?哈特。富勒是利德爾?哈特的老師。

世界所有大國捲入其中，1億軍人投身沙場，戰火燒遍四大洲四大洋，幾十場局部戰爭和難以計數的戰役，不同陣營、不同膚色、不同政治立場和信仰的人們相互廝殺。如何纔能認識這場浩劫和前後兩個不同的世界？

作為英國陸軍少將，富勒有著第一綫的豐富經驗；作為裝甲兵理論的開創者，他看到德國人將自己的理論變成現實。深感理論落後於現實軍事需要造成的嚴重後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戰略與戰術的曆史》中，用目的和手段的關係做瞭庖丁解牛的處理。

富勒被譽為“20世紀的剋勞塞維茨”，他正確地指齣戰爭的目的不是勝利而是和平，如果和這個手段背道而馳，那麼勝利也就變成瞭勝利者難以承受的東西。即使是正確的戰略，如果不能剋製勝利帶來的誘惑，也無法達成自己的手段。德日熟知自己麵對美國和英國時的弱點，結果卻無法堅持正確的戰略，逐漸開始追求不切實際的目標，而美國和英國也囿於自己的觀點，加大瞭自己勝利的代價。

內容簡介

本書是J.F.C.富勒這位軍史大師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反思的總結性著作。

富勒從全球的視角把握這場人類曆史上*大的戰爭，從德、英、蘇、美、日、法、中等多個角度，在戰略的高度對參戰各方的戰略目標和實現目標的具體手段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做瞭自己極具理論思考深度的論斷。在富勒看來，交戰雙方都做瞭許多違背自己*終戰略意圖的行動，無論這些行動當時看起來有多麼成功，都無益於整體目標的實現。舉例來說，富勒認為戰略轟炸不僅擠占瞭本可以用在登陸艦上的大量資源，而且對敵方作戰能力、工業體係和居民士氣産生的影響是不成比例的。

富勒本人曾因為對裝甲兵理論的支持而受到軍方冷落，幸運的是，他親眼看到自己理論在戰場上的實踐，不幸的是，首先取得成果的是英國的敵人德國。富勒敏銳地指齣，雖然武器更加現代化，但很多軍事指揮者基於一戰過時經驗的指揮，是戰役乃至戰爭失敗的重要原因。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約翰·弗雷德裏剋·查爾斯·富勒（1878—1966），英國軍事理論傢、裝甲兵理論創始人之一、近代西方軍事思想的代錶人物、陸軍少將、曆史學傢，生齣版瞭大量軍事著作，其中不少被英國陸軍軍事學院用作教科書；他的許多著作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範圍內廣為流傳。

譯者簡介：

姚軍，曾翻譯《決勝諾曼底》《秘密武器——影響深遠的二戰軍事科技》等多部軍事圖書。

精彩書評

戰爭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勝利。

——J.F.C.富勒

富勒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分析偉大戰略和偉大戰術之間至關重要的關係——目的和手段。

——布賴恩·霍爾頓·裏德（富勒傳記作者）

富勒巧妙結閤瞭詳細的軍事曆史和自己的軍事理論洞見，齣色地展現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廣闊場景。

目錄

第1 章　戰爭的背景

第2 章　德國的主動權、初期的成功與失敗

第3 章　德軍行動路綫的變化

第4 章　日本的主動權、初期的成功與失敗

第5 章　德國主動權的喪失

第6 章　日本主動權的喪失

第7 章　盟軍在西綫主動權的確立

第8 章　兩條戰綫的主動權

第9 章　盟國在歐洲取得完全的主動權

第 10 章　盟國在太平洋戰場上取得完全的主動權

附錄　照明攻擊

精彩書摘

1919年6月28日——“凡爾賽的一天”，哈羅德·尼科爾森在《1919年的媾和》中寫道：“我們抵達時，剋萊濛梭已經就座，他的頭上是厚重的天花闆和‘國王獨治’的畫捲。他看上去瘦小、臉色蠟黃。這是一位重壓之下的矮人……門口的共和國衛隊士兵佩劍入鞘，發齣響亮的聲音。‘請德方代錶進場。’剋萊濛梭說。德國人被引導到自己的座位上，剋萊濛梭立即打破瞭沉默。‘先生們，’他粗聲粗氣地說，‘會議開始。’他還加進瞭幾個不恰當的詞：‘我們到這裏來簽署和平條約。’然後，聖昆廷走嚮德方代錶，神氣活現地將他們引導到一張小桌子處，和約已經在桌上展開。他們在上麵簽字。”

“外麵突然間傳來瞭禮炮聲，嚮巴黎宣告穆勒博士和貝爾博士已經簽署瞭第二次《凡爾賽和約》。剋萊濛梭又粗聲說：‘會議結束。’沒有多講一個字。”

“我們坐著不動，而德國人在引導下，就像犯人離開被告席一樣，他們的眼睛一動不動地盯著遠處的地平綫。”

“我們繼續坐著，等待五巨頭走過。威爾遜、勞閤·喬治、各自治領代錶以及其他人，最後是步態搖擺不定的剋萊濛梭。我旁邊的潘勒韋站起身來嚮他緻意，伸齣兩隻手握住剋萊濛梭右手的手套，嚮他錶示祝賀。剋萊濛梭說道：‘是，這真是美麗的一天。’淚水模糊瞭他的雙眼。”

“在我附近的瑪麗·穆拉特聽到瞭他們的話。我問她：‘您相信嗎？’她迴答：‘一點也不’，真是個聰明的女人。”

就這樣，“一戰”的炮聲遠去，“二戰”已在醞釀之中，雖然後者的根本原因和前者一樣，可以追溯到蒸汽機、賬房甚至部落人的本能，但直接原因就是《凡爾賽和約》。這並不是因為它的嚴苛，也不是因為它缺乏智慧，而是因為它違反瞭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戰協定。記住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正是這種無恥的行為，使得希特勒有能力引領整個德國，並嚮德國人民證明，他對和約的侵犯是閤理閤法的。

下麵簡述一下這個故事：1918年10月5日，德國政府照會威爾遜總統，接受他的《十四點和平綱領》，請求進行和平談判。三天之後總統作齣瞭迴答，詢問自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德國參加和談的目的，隻是為瞭對《十四點和平綱領》《四項原則》和《五項細則》中的條款細節錶示贊同？在得到肯定的迴答並進一步聯係之後，11月5日，威爾遜嚮德國政府作齣瞭最後的答復，稱協約國各政府“宣布願意按照威爾遜總統1918年1月8日嚮國會提齣的谘文（《十四點和平綱領》）中所列條款，以及此後的谘文談到的原則基礎上，與德國政府進行和談。”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後來的凱恩斯勛爵）寫道：“通過這一文件交換，德國與協約國之間的條約性質已經明確無疑。和平條款應該按照總統的演講，和會的目的是‘討論其適用細節’。簽訂和約的環境極其莊嚴且具有約束力；和約的條款之一就是德國應該遵守使其處於無助境地的《停戰協定》。德國無條件地信賴《和約》，協約國承諾履行它們在條約中的職責，如果條約有不明確的地方，不能利用戰勝國的優勢。”

但是，協約國並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相反，將德國置於無助境地之後，它們首先放棄瞭之前的和談（包括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剋和談）中遵循的程序—與敵方全權代錶進行口頭協商；其次，它們在整個和會期間封鎖消息；最後它們廢棄瞭《停戰協定》的條款，正如哈羅德·尼科爾森所指齣的：“在威爾森總統的23個條件中，準確地說，隻有4個進入瞭《凡爾賽和約》。”

關於第一點，和約簽署時的意大利首相尼蒂在其《不平靜的歐洲》一書中說道：

“……這將在現代史上永遠留下一個惡劣的先例，違反所有誓言、先例和傳統，甚至全然不聽取德方代錶的意見；此時留給他們的隻有一個結局：簽署和約，因為飢荒、物資短缺和革命的威脅使其彆無選擇……在教會的古老法律中規定，每個人都有解釋的權利，甚至連魔鬼也不例外：Etiam dia-bulus aidutur（即使魔鬼也有解釋的權利）。但是在國際社會認可的新民主製度下，竟然違背黑暗中世紀都恪守的戒律：保證被告的尊嚴。”

至於第二點，大傢應該銘記溫斯頓·丘吉爾於1919年3月3日在下院發錶的演講：

“我們保持著全麵的高壓手段，或者使這些手段隨時可用。我們也將保持封鎖，保有強大的軍隊，可以在最短時間內進軍。德國已經非常接近彈盡糧絕的境地，我已經從陸軍部得到報告，首先，全德國人民都飽受貧睏之苦，其次，在飢餓和營養不良的壓力之下，德國的社會和民族生活結構已經瀕臨整體崩潰。因此，現在正是簽約的時機。”

由此可以看齣，逼迫德國在槍口之下簽約正是西方列強的意圖。

在會議召開之際，凱恩斯寫道：“然後，他們就開始編織詭辯和虛僞解釋的羅網，最終用來文飾整個條約中僞善的文字和內容。他們用這樣的文字來迷惑巴黎人民：

公正是愚蠢的，隻有愚蠢的人纔公正

這句話在空中盤鏇，穿過煙霧和汙穢的空氣

“最狡猾的詭辯傢和最虛僞的起草者們開始忙碌起來，煞費苦心地運用瞭許多欺騙手法，即使是比威爾遜總統更聰明的人，也可能會被濛蔽上一陣子。”

接著，他寫道：

“他們並不關心歐洲的未來生活；也不會為未來的生存手段感到焦慮。他們的當務之急，或多或少的與國界和民族有關，與力量平衡有關，與帝國的權勢有關，與未來削弱強大危險的敵人有關，與復仇有關，與將勝利者難以承受的經濟負擔轉嫁給戰敗國有關。

“兩種對世界未來的政策框架展開瞭競爭——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和剋萊濛梭的迦太基式和平。但是，兩者之中隻有一種能夠實現；敵人的投降並非無條件的，而是基於對與和平一般性質相關條款的承認。”

因此，爭鬥的種子已經埋下，一場災難性的衝突已經無法避免，它將比《和約》所平息的戰爭更加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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