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台湾知名作家、2017海峡两岸年度作家薛仁明2018新作。

2 聚焦国学教育，家庭伦理，礼乐重建，文化自信，生命学问，安身立命等话题。

3 对谈轻松，见解独到。为薛仁明著作中好读的一本。

4 找回中国学问原来该有的力量，安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内容简介

中国学问原来该有的力量，是安顿我们个人的生命。

本书是台湾知名学者薛仁明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王肖关于生命学问与国学教育的对谈录。

薛仁明自述是作者、讲者、行者，更是中国文化的践行者，他聚焦于两岸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个人的生命实感，不空谈概念，不贩卖知识；因为践行，所以他深受其益，在周遭浮躁之下依然安然自在。

谈中国文化，一定要和我们的生命产生联系，这样才会真正有根基。薛仁明从传统文化实践者的角度谈礼乐重建与现实困境，从为人之父的角度谈传统文化的相续相接以及家族伦理，从各种文化现象中品评躁郁时代中的文化回归与文化自信。同时关注传统文化对大众的深厚影响，传统价值观念在现实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全球信息化时代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等，激活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基因，恢复我们的生命、生活与历史、祖先、天地万物的传统联系，找寻一种身心的归宿感和一种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生命气象。

作者简介

薛仁明

作者，讲者，行者。

台湾台南南边的渔村茄萣人，系福建漳州长泰县山重村薛氏来台第十二代。父母亲均不识字，未受过学校教育。高中二年级开始，他长期困惑于安身立命之道，十八岁因之休学半年。十九岁之后，有心于儒释道三家。关注的焦点，为生命之修行与文化之重建。

1993年起，长居台东池上乡下。直至2009年，开始在两岸报刊发表文章。文章聚焦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个人的生命实感，长于从浅近之处，推及中华文化的核心。在礼崩乐坏的当下，总能以文化的角度切入，使人即使面对劫难，仍处处见到生机。尤其能将中国文化中的人间兴味，在不知不觉中，给挑拨开来，霍地亮出一片宁静祥和的天地。已经出版的繁、简体著作，有《胡兰成天地之始》《孔子随喜》《人间随喜》《教养，不惑》《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其人如天——古“汉”人的生命气象》《天人之际——薛仁明读史记》等。2017年12月获得“2017海峡两岸年度作家”称号。

除写作外，长期在台北书院、上海恒南书院、上海廿一文化、上海朴山堂以及广州、北京、成都、杭州、重庆、长沙、郑州、石家庄、西安、济南、大连、沈阳、银川、深圳等各地学习机构与民间组织讲授中国文化课程。

曾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讲授《史记》与《论语》等短期课程；曾连续三年担任南京审计大学中国文化客席讲座；曾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台湾大学、台湾阳明大学、台湾中山大学等高校邀请，做过多场关于中国文化的讲座。因与生命相激荡，与现实相对应，课程回响甚大。

王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人、撰稿人。

先后策划、制作过文化专题节目《孔子学堂》、《周末功夫茶》《音悦人生》等栏目。节目内容多次被收录在台湾作家薛仁明的《论语随喜》、北大学者王风的《琴学存稿》等书中。

曾为CCTV纪录片《我的祖国——万里海疆印象》、凤凰卫视美食纪录片《寻味》撰稿。作品多次荣获中国国际广播新闻奖、CIAVC及全球华语广播创新奖。

目录

第一篇? 教育就是打开生命的气象

1.什么样的实验教育有未来？

2.体罚孩子究竟该不该？

3.怎样选择传统文化教材？

4.什么时候该学英语？

5.传统文化的困境在哪里？

6.教育孩子，真的应该快乐至上吗？

7.孩子应该送到什么样的地方接受教育？

8.家风到底是什么？

9.教育孩子，非要和别人步调一致吗？

10.读经有什么作用？

11.如何正确地读经典？

12.乡村生活经历有什么作用？

13.学传统文化就不会玩了吗？

14.被忽略的戏曲有何重要之处？

第二篇? 有真人，才有真学问

1.格物究竟为何物？

2.出国留学是否有必要？

3.早恋问题该如何应对？

4.秦代以后，中国没有真正的音乐了吗？

5.我们需要怎样的礼仪教育？

6.中国电影的真正出路在哪里？

7.当下读书人的问题在哪里？

8.中国传统的人性观照是什么？

9.孔子的可爱之处在哪里？

10.好为人师真的好吗？

第三篇? 激活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基因

1.传统文化不接地气吗？

2.语文教师如何讲授传统文化？

3.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4.什么样的生死教育最有效？

5.权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吗？

6.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第四篇? 重归生命安顿

1. 传统信仰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什么？

2.格物的基础是什么？

3.中华文化怎样“走出去”？

4.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代作为？

5.为何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前进之路？

附? 录

演讲 1? 大学能让你安身立命吗？

演讲 2? 学问与生命之间

演讲 3? 中国人的生命气象

精彩书摘

第二篇? 有真人，才有真学问

7. 当下读书人的问题在哪里？

王? 肖：

孔子说话善巧，对于不同学生，总能施以不同的教化。

“仁”与“孝”，在不同学生的面前，便有不一样的说法，这体现的是权变的能力。但后来的儒者，这种权变的能力似乎就越来越小了。所谓“权变之道”——这个权变，体现为我们对事物的体察、对他人感通的能力，包括话语的方式、姿态的延伸。若用佛教的说

法，则是当现何身就现以何身。

薛仁明：

是呀！所以儒者的脸就越来越板，人也越来越难以亲近了。传统文化总说“经”与“权”、

“常”与“变”，究竟该如何出入自在、拿捏精准，一直都是读书人最大的功课。大致而言，

儒者知“经”守“常”，道者则长于通“权”达“变”。儒、道二者，合则两美，离则两伤。

孔子之所以比后代儒者气象更大，正在于他有开有阖、守“经”知“权”，能兼得儒、道二

者之美。后代儒者，多半就容易拘泥于一家之言，总落于一端，于是生命中就有太多没必要

的执着。

这样的执着，成为宋代以后许多读书人共同的文化基因。今天不论是西化的公共知识分子，还是捍卫传统的卫道君子，尽管在概念上对中国文化认知不同，公共知识分子抱持着反感，卫道君子则坚决地拥护。看似截然对立，可在他们身上却能看见很一致的人格特征。这样的人格特征，无非就是以真理自居、党同伐异，他们普遍傲慢，轻易就瞧不起人，因此常常难以与他人感通。缺乏与他人的感通，就成为宋代以后中国读书人最核心的大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读书人开始跟王者无法感通，跟庶民也无法联结，最后变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离谁都越来越远。

认真追究，还可以再上溯到孔子晚期的弟子，也就是“儒家”正式成立时，就已经有这种过度严肃、过度较真的问题。其实儒者过度的高姿态，在嫡孙子思以及孟子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过这个问题的确是从宋代之后才全面地尖锐化。

王? 肖：

以前从历史书上所获得的印象，宋朝是读书人地位最高、最受尊重的时代，尽管当时官员比例很大，老百姓不堪重负，但宋朝的读书人总体上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文人，没想到背后隐患无穷。

薛仁明：

相较于其他朝代，宋朝的读书人的确幸福。但读书人幸福，会不会有助于历史的发展，那就难说了。读书人的备受尊重，也可能利弊参半：一方面，造就了宋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使命感，读书人似乎变得更有担当；另一方面，会不会因为使命感太强，使得他们自视太高，以致产生了傲慢，渐渐不屑于且无力与他人感通了呢？

儒者一旦失去了感通能力，开始与王者紧张，与庶民疏隔，就只能活在自己标举的“内圣外王”之道，活在“以天下为己任”的空头概念里。结果他们越来越“正气凛然”，也越来越高不可攀，一个个神道似的。他们给了自己一个说法，说这叫作“气象岩岩”。这样的高姿态，自然会招致紧张与对立，于是，有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后对士大夫的百般折抑。任何事，总是两个铜板才会响，互为因果，不可能完全只是单方面的问题。

王? 肖：

“文革”中受到诬陷和迫害的知识分子，有选择自戕的，而真正从那十年里走过来的人都特别豁达，对生命有种素朴的态度。比如钱锺书、杨绛夫妇，钱锺书先生是个生活能力极差的人，我常常觉得，是杨绛先生在成就钱锺书先生。你看杨绛先生写的《干校六记》，写得多么深沉蕴藉，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智慧，而不是喟叹。还有民国时期著名记者、作家曹聚

仁先生的儿子曹景行老师，他在那十年里到安徽南部的黄山茶林场落户“上山下乡”，他母亲就写信给他说，你安心做一个农民，挺好！

薛仁明：

这个很重要。生命中的种种磨难与不堪，事过境迁之后，有人会因此苍白怨叹、伤痕累累，有人则是淡然清朗、气定神闲。这天壤般的差别，个中关键只在于你想明白了没有。事情一旦想明白了，肯定就有帮助。任何一个磨难，当时我们肯定都不乐意，但事后却可以有积极的意义，不一定只是全然白过。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许多读书人对于“文革”这个苦难都还没有真正想明白。结果，公共知识分子仍旧坚持着“启蒙者”的高姿态，而捍卫中国文化的人也依然自觉是孤臣孽子。他们都觉得被时代牺牲、被某些人辜负。他们老是觉得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我挺不喜欢这种说法。我想问的是：到底是谁醉了？到底又是谁醒了？

“文革”至今，大家都不愿有自省式的梳理，最多，就像世界著名汉学家余英时所进行的所谓的“思想史研究”，把这个问题归咎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智论”。从老子、韩非子的“反智”倾向讲起，一路发展，到了“文革”时期，“反智论”算是彻底爆发，达到了极致。总而言之，就是“反智论”招致了那么大的劫难，读书人蒙召此难，基本就是被“反智论”所荼害。唉！天底下哪有这种事？连夫妻吵架，都得承认双方各自多担待些。“文革”这么大一个劫难，许多人被无辜连累了，但知识阶层至今却只愿意以受难者、牺牲者的姿态自居，而不愿反省自己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在此心态下，那十年的苦难，就等于白过了。

王? 肖：

您这番梳理非常犀利，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去直视“文革”。

薛仁明：

直视“文革”的前提，就是读书人要先面对自己，先梳理宋儒以来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如果看到了这一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就会有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视角，而不再只是拘泥于一己的悲情与控诉。中国的学问，向来强调反求诸己。别人有什么过错，我们当然可以弄清楚；但自己有什么问题，是不是也更应该弄明白呢？知识分子爱说“反思”，

也喜欢强调“反省”，那么是不是就该心平气和地面对读书人这个文化基因呢？二十几年前，我深入了解过儒家思想，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感染了前述的“疏隔”“傲慢”等毛病，那时隐隐觉得不对，却不知问题出在哪里。等许多年过后，我终于看到了自己，也照见时下知识分子的共同精神困境，这时才忽然把“文革”的历史脉络都给想清楚了。中国的学问，一向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梳理这段历史的最大目的，无非是警惕自己，莫再掉进那些误区。如果有心之人读了，因此也有一番生命的观照，那么我说这半天，就不算太啰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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