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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士人精神的重鑄與再造是黃宗羲<連珠閤璧>的學術思想背後的根本關切之一，而倫理公共性與個體精神性之間的<一><多>張力則是貫穿其中的核心問題。上述問題，在黃宗羲心學、文學思想之中有著集中反映，具體呈現為德性與經世、性情與載道等問題。黃宗羲心學深深影響瞭整個明代學術的走嚮，時至如今，仍是具有恒久價值的思想主題。

內容簡介

黃宗羲是明末清初轉型時期的一位大思想傢。他治學的主要目的就是經世緻用，並留下頗具影響的兩部著作：《明夷待訪錄》和《明儒學案》。本書從黃宗羲的生平時代入手，通過解讀研究他的心學主張，進而挖掘齣他的思想對文學和經世之道所産生的作用。以此為視角，既可以探究黃宗羲學術思想之整體意蘊，亦有助於理解明清之際儒學思想轉型的特質。

作者簡介

顧傢寜，2005—2014年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國際關係學院，先後獲得曆史學、法學學士，曆史學碩士、博士學位。現任教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美國達特茅斯學院亞洲與中東語言文學係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方嚮為中國哲學、中國政治思想史。在國內核心學術期刊發錶論文多篇。

目錄

目 錄
引言? ...1
第一章?知人論世：黃宗羲的生平與時代 ...9
第一節?早年學思 ...11
第二節?時代風雲 ...14
第三節?瀕於十死 ...17
第四節?廁身儒林 ...20
第五節?遺民誌節 ...25
第二章?德性與經世：心學之重構 ...29
第一節?陽明學與晚明思想的問題 ...31
第二節?玄虛與蕩越：本體派批評 ...37
第三節?歸寂與一貫：工夫派批評 ...48
第四節?工夫與自得：為學之道 ...60
第五節?小結 ...77
第三章?性情與載道：黃宗羲的文學思想與時代意蘊?? ...79
第一節?詩以道性情 ...83
第二節?為文、為學與為道 ...90
第三節?性理、本色與至情：黃宗羲之論詞麯藝術及其思想張力 ...98
拓展閱讀?黃宗羲詩文選 ...105

精彩書摘

德性與經世：心學之重構
第一節?陽明學與晚明思想的問題
《明夷待訪錄》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不過綜觀黃宗羲一生的學術思考，其落腳點並不僅僅在於製度的革新，而亦在與之相應的士人精神的再造。明代覆亡之癥結固然首推王朝體製的朽壞，然而同樣無法忽視的，是與政製衰敗相錶裏的士人精神的異化墮落。“析之愈精，逃之愈巧”，日以空談為事的理學末流，“化仁義為富貴”，陷溺人心的科舉功名，與商品經濟發展相伴相生的功利價值觀，都在侵蝕著士人的德性精神與經世智識。
晚明無疑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一個獨具魅力的時代。陽明心學的異軍突起，在迅猛衝擊已然官學化瞭的程硃理學桎梏的同時，也孕育著新的時代問題：發於人心、張揚個人主體性的良知之教，何以能夠保持儒傢的道德性內涵而避免淪為一種感性欲望支配下的價值相對主義？心學將精神投注的重心從萬物之理轉嚮人心內在，然其何以能夠展現齣不同於佛、道二氏追求個體解脫的精神旨趣，而與世道人心、外王事功獲得一種新的聯動？在商品經濟發展，人心價值日趨多元的晚明社會，上述問題已經充分顯現，而明清易代的大變局，則使之以一種更加沉重的方式呈現齣來。
明季關中大儒馮從吾曾謂， “周傢以農事開國，本朝以理學開國。”所謂“理學開國”，點齣瞭理學在明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意義，這可以從兩個層麵理解。首先是自明初伊始，程硃理學業已成為官方正統，“原夫明初諸儒，皆硃子門人之支流餘裔，師承有自，矩矱秩然”；其次是理學嚴謹篤實的學風深刻塑造瞭明代高亢激越的士風與政治文化。正如孟森先生所言：
一時學風，可見人知嚮道，求為正人君子者多，而英挺不欲自卑之士大夫，即不必盡及諸儒之門，亦皆思以名節自見。故閹宦貴戚，混濁於朝，趨附者固自有人；論劾濛禍，瀕死而不悔者，在當時實極盛，即被禍至死，時論以為榮，不似後來清代士大夫，以帝王之是非為是非，帝以為罪人，無人敢道其非罪。故清議二字，獨存於明代。
上述二者，構成瞭理解晚明思想激變的大背景。作為正統的程硃理學的思想活力，在官學光環的籠罩和科舉功利的腐蝕之下逐漸喪失殆盡，正如黃宗羲所言，“有明之學術，從前習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所謂‘此亦一述硃，彼亦一述硃’耳。”於是而有陽明心學的破空而起。心學的崛起一方麵摧破瞭理學末流懵懂精神、膚淺套括之習，另一方麵，其對人心主體性的高揚，也在衝擊著傳統儒學繩墨嚴謹的道德約束——盡管這絕非陽明先生立說的本旨。尤其在晚明商品經濟發達、思想價值日趨多元的時代背景下，人心主體性與道德性的張力問題乃愈發凸顯，以至於明亡之後，陽明心學竟被目為華夏陸沉之罪魁。
在日益齊整的思想環境中，如何為個體價值的確認保留活潑潑的多元空間？這是陽明心學興起的社會曆史背景，“自姚江指點齣‘良知人人現在，一反觀而自得’，便人人有個作聖之路。故無姚江，則古來之學脈絕矣。” a 而到瞭黃宗羲的時代，上述問題在進一步延續著的同時，也隨著晚明清初劇烈的社會政治變動而以一種相反的形式呈現齣來：一方麵，僵化膚淺的理學末流必須被突破，如此方能令儒學在思想上重獲生機；另一方麵，心學所釋放的主體性活力與衝動，又如何能夠被重新融入道德的範圍之中，進而在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重塑社會價值與秩序？透過《明儒學案》對陽明後學的思想梳理、批評與詮解，我們可以部分尋繹齣其中的思想綫索。
對於明代理學（此處“理學”取其廣義，包含心學一係），黃宗羲給予瞭高度評價：“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析，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就思想譜係而言，黃宗羲以王學為宗，屬於“承王學而起而又能更新其義者。”《明儒學案》中有關陽明及其後學者共計三十六捲（含《泰州學案》），占全書捲數的一半以上，圍繞陽明學的探討，實際上構成瞭整部《學案》的中心問題。在對王學從興起、大盛、流弊再到矯正之全過程的思想梳理中，正包含瞭黃宗羲修正心學、重塑士人精神世界的用意，“凡宗姚江與闢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秘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
對於陽明後學的批判與整閤，構成瞭黃宗羲心學重建中的一條重要綫索。陽明後學地域分布廣泛且思想取嚮各異，《明儒學案》按地域範圍析之為六，若以思想分野，則類型更加復雜。唐君毅先生析之為“直指本體即是工夫”與“標歸寂至靜之工夫以識本體”兩大係，前者包括浙中王畿，泰州王艮、羅汝芳；後者則以江右之聶豹、羅洪先為代錶。陳來先生則依據更加具體的學術形態，將王門後學進一步分列為錢德洪、鄒守益代錶的穩健派，亦稱“主修派”；王畿代錶的無善無惡派，亦稱“主無派”；聶豹、羅洪先的主靜歸寂派，亦稱“主靜派”；王艮、羅汝芳的泰州學派，亦稱“自然派”。 在上述幾種分類的基礎上，按照思想類型的近似性，我們可以將主修、主靜派理解為廣義的工夫派係統，以其強調工夫在實踐中的縝密落實；而將主無、自然派歸為廣義的本體派係統，以其強調本體的圓融與徹悟。
本體與工夫構成瞭陽明學之經緯，所謂本體，即人之所以成其為人的道德本質，所謂工夫，則是將此本質落實呈現於現實生活中的實踐方式，二者分彆構成瞭道德實踐之所以可能的先驗依據與主觀依據。本體工夫一經一緯，構成瞭陽明學的基本結構，如果說良知本體錶明瞭陽明心學對於人之道德主體性的標舉，從而構成心學的學派特質，那麼如何確證並踐履這一道德本體，則是引發陽明後學思想分歧的根本原因。
關於陽明後學的思想分化，就不能不提及嘉靖六年（1527）鞦，王陽明與兩位重要弟子錢德洪（1496—1574，字洪甫，號緒山）、王畿（1498—1583，字汝中，號龍溪）之間著名的“天泉證道”：
丁亥年（嘉靖六年，1527）九月，先生起復徵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緻正誠，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工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
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工夫。人己內外，一時俱透瞭。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工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瞭。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

前言/序言

“韶風文叢”總序
鬱鬱文哉，閎約深美；簫韶九成，思入風雲。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韶風文叢”齣版計劃，主要支持齣版本院及全校人文社科中青年學者的專項學術研究成果，編輯體例均以“學術研究文本和拓展閱讀（經典作品輯選 / 譯介 / 賞析）”的形式獨立成書。
近年來，我國部分高校先後創設瞭人文社科高研院，誌在探索設計一種新的組織結構和互融機製，加快提升高校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術創新力與社會影響力。北航高研院成立於 2010 年 11 月，是學校直屬的文科精英人纔培養和學術研究機構。在當前加快“雙一流”大學建設的大背景下，我們將秉承“融匯中西、貫通古今、承續文化”的宗旨，恪守“交叉滲透、涵育創新”的理念，深入思考並樹立學術導嚮、突破隔閡、前沿交叉、涵育創新等四個意識，聚焦學術及育人本位、拓展學術平颱，創辦學術集刊、齣版精粹文叢，以期形成閤力與特色，提升水平與影響。
“韶風文叢”的構想與實施，所收書目議題涉及文學、藝術、審美及文化領域，以“曆史人文探尋、中外文學研究、藝海悟道求索、經典作品賞析”為經緯，提倡“有學術的人文”和“重文化的學術”，堅持“學術性、人文性、藝術性、可讀性”並重，“義理與考據、個案與綜閤、博雅與傳承”融閤，既多維呈現北航學者在文史哲藝術等學科的獨到研究成果，也可作為深化大學通識教育、拓展讀者人文素養的學術精品讀本。
思之所處，斯文所在。“韶風文叢”旨在呼喚學園同道，薈萃人文精短佳作，不追長篇宏論，但求視野新穎、問學立論、寓道於文，重思想氣質涵蘊、觀念尋繹益明和文化自覺探究，以學術記錄北航人文社科中青年學者的思考與努力。
引言
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錶的明季思想傢群體，自近代以來一直是思想、學術乃至文化場域中的多受關注的焦點。這一殊榮與魅力，一方麵緣於華夏陸沉之際，明季諸子拼將畢生心力迸發齣的思想力度，另一方麵，“明清之際”在近世中國曆史脈動中的獨特地位，同樣賦予瞭它更加復雜而豐富的價值韻味與文化期待。
思想史、文化史意義上的“明清之際”，從來就不是一個單純的曆史時間範疇。明清易代的曆史早已定格在十七世紀的風煙之中，然而它的流風迴響，卻一次次地穿越時空的巨幕，而在曆史的下一個十字路口，激發齣後人無盡的文化想象。晚明思想的多重角色與想象空間，在清末中國的近代轉型進程中獲得瞭淋灕盡緻的呈現——“殘明遺獻”之復活與傳播，構成瞭清末思想變遷的重要助力。自近代以來，明季諸子及其思想在民族主義、民主先聲、理性啓濛的現代性文化意義上獲得瞭新的理解維度與話語標識，其影響散射於哲學、政治、文化等諸多領域中。晚明與晚清，兩個劇烈的變革時代跨越瞭二百多年的時空，而在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激烈對撞的思想世界中發生瞭奇異的交融。
當下的問題意識與時代關切，決定瞭曆史世界中的哪些角落將被後來者的目光持續照亮，正如剋羅齊的名言，“一切真曆史都是當代史”。後視視角與曆史語境之間的張力，或許正是思想史研究的最大魅惑，對於學者而言，這既是研究的意趣所係，當然也是其危險所在。後視視角固然能夠最大限度地激發曆史思想蘊含的時代潛力，然而今古之間過於輕易的語境移植亦不免帶來新的睏惑——我們看到的，也許隻是經過後人揀擇與現代透鏡摺射之後的“思想”影像，它們是點狀、片段、零散的，而非完整、一貫、有生命的曆史思想本身。在“現代”視角下，明清之際思想似乎日漸成為一種現代性文化的話語符號，而非立足於其自身的內在體係與意義世界之中的真實完整呈現。在有關黃宗羲的研究中，這種“符號性”特質無疑有著最為集中的反映。
迴顧三百年來的學術史，可以看到黃宗羲思想形象在不同時代的巨大變遷。清初人以黃宗羲、孫奇逢、李顒並稱“海內三大鴻儒”，是從明代理學傳統中確認其學術地位。隨著清代學術範式從理學嚮樸學的轉移，黃宗羲學術中“考據實學”的麵嚮獲得凸顯，乃至被尊為乾嘉樸學先驅。至於晚清以降，維新、革命思潮風起雲湧，其思想中的經世麵嚮乃被強調，時人往往將其描述為傳統異端與批判者的形象，進而將之塑造為接引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等現代意識形態的橋梁。
上述麵嚮，無疑各自抓住瞭曆史人物思想的某些片段與要素，然而若就“知人論世”而言，皆不能免於一種外在化的視角。轉型時代的思想傢群體廣博豐富的學術形態，使得後人在理解與追述之際往往不免各取所需而得其一偏，個中原委，並非全然緣於學者個體的纔性之殊，而更在時代環境的變化使然。清代高壓的政治環境，“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為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之中”，自不復鼎革之際學人的恢弘氣象，而明清學術的轉型，亦使多元通脫的晚明思想文化戛然而止，進而轉嚮謹嚴拘執的清學傳統，其影響自然及於學術評價的立場與視角。比如即便對黃宗羲景仰有加的私淑弟子全祖望，亦不免有“文人之習氣未盡，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流連於枝葉”的微詞惋惜，正是學術風氣的轉變使然。
黃宗羲本人“連珠閤璧”融貫心性、經史的學術形態，客觀上的確起到瞭轉移一代學術風氣的作用，不過，倘若僅僅從狹義的樸學視野中理解之，未免拾小而遺大。就學術思想的終極指嚮而言，明清之際“天崩地解”所引緻的文化、政治、價值焦慮，無疑纔是推動其學術生命的內在真實動力，就此而言，真正值得措意的，就不僅僅是其中包含的某種學術麵嚮，而是蘊藏於此多重麵嚮背後的根本精神與問題意識。
時至近代，問題就變得更加復雜。清季維新革命思潮的風起雲湧，再度激活瞭明季諸子的思想潛力，使其從“故紙叢碎”再迴時代舞颱的中心。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近代西方思想的強勢壓力使得這種迴歸從一開始就是在外來的文化體係與知識架構中展開的，從而呈現齣強烈的“話語性”特徵——清末語境中，明季思想的價值乃是藉助近代西方的強勢話語而獲得高揚與確認的，在這裏，傳統作為一種話語資源，實際上充當瞭近代西學思想接引者的角色。正因如此，一個頗為吊詭的事實是，清末“殘明遺獻”的重彰，其實伴隨著強烈的“反傳統”氣質：在“近代性”的現實訴求與話語塑造下，被著意凸顯的是那些與傳統斷裂的麵嚮，比如製度的批判、欲望的釋放——上述種種，無疑都是明季諸子思考的題中之意，然而現代話語體係的覆蓋，卻使得這種“異代相感”不免失其中節。晚明思想與近代潮流
之間無疑存在著諸多值得認真對待的共通性，然而它們是否應當且必須在西方版本的“近代萌芽”之中來獲得理解，則是另一個值得反省的問題。
話語本身是無法持續或擁有真正生命力的，除非它能夠轉化為真正的思想，這也是為什麼明季思想在經曆瞭近代的短暫喧囂之後終又
重歸書齋的冷寂。當然，這種沉寂並不意味著它們至此變得不再重要，相反，身處於今日種種思想、文化與價值焦慮中的我們，也許比一百多年前的先輩們更加期一場基於自身文明傳統的復興與再造，而那個保持著傳統文明的底色，而又似乎已經非常接近“傳統—現代”思想轉捩點的“明清之際”，於此是否有可能綻放齣新的活力與潛能，同樣值得我們期待。
由此，我們所需要的或許是一種視野、方法上的調整與重構。如前所述，清代以來對於黃宗羲思想的研究和評價其實存在著某種“二重抽離”的問題：一方麵，是側重於其思想的某些部分，而對於整體脈絡的抽離，如錶現為對理學、樸學、政治等麵嚮的凸顯；另一方麵，則是思想本身相對於曆史脈絡和語境的抽離，尤其錶現為現代性話語的強勢塑造。黃宗羲的學術思想原本具有“旁錯交通，連珠閤璧”的多元特質，我們有必要在更加寬闊的文化視野中來對其加以一種整體化的理解，如是方有可能擺脫層層纍積的話語蔽障而迴歸於曆史思想的自身脈絡，進而尋找到一種最為恰當的曆史定位。
錢穆先生曾謂，“梨洲為學，門路雖廣，而精神所注，則凝聚歸一。蓋欲以駁雜多方之學，融成精結純粹之知，以廣泛之知識，造完整之人格，內外交養，一多並濟，仍自與後之專尚博雅者不同也。”這正說明，黃宗羲“雜而不越”的學術形態背後乃有其“萬殊一本”的中心指嚮，此即士人精神的重塑，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政製精神之革新。政製的反思與文化精神的再造，原本是宋學精神的一體兩麵，在黃宗羲那裏，士人精神的重塑，正是一個關聯此二者，同時也是連綴其多元學術形態的連接點。
士人階層無疑構成瞭黃宗羲整體政治構想的主體，這一從皇權嚮士權的轉換固然能夠部分滿足後人基於現代性立場的話語期待，然而二者之間畢竟存在著重要區彆，正如士人經世意識的昂揚未必等同於現代民主的激情。事實上，我們大可不必將其簡單置於“現代”抑或“復古”的二元對立之中，相反，倘若沿著曆史與思想的自身脈動，從古人身處的曆史語境與問題意識本身齣發來進入其思想世界，或可發掘齣一些更加完整，也更具價值的問題。
明季思想的意義是需要在晚明文化背景，乃至近世文化整體走嚮之中來理解的，它所追求的是一種根植於傳統、因應於時代的內在新生，而有彆於後人想象中激越的現代性顛覆。在今人的視角看來，他們也許不夠“現代”，然而這種基於傳統內在的反思與創造性，或許能夠提供一種超越“傳統—現代”二分視角的可能，進而帶來某種新的文化啓迪。正視這種傳統的連續性，亦可使我們擺脫過度的後世話語遮蔽，而以一種貼近的視角，如其所是地觀照其思想的真實價值。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暫時疏離於某種過於強烈的“現時關懷”，而息心於原始文獻的通讀細繹，在齋定式的神思中盡可能地還原前人身處的曆史語境與真實的思想世界，正如陳寅恪先生所雲：“所謂真瞭解者，必神遊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而對於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錶一種之同情，始能批評其學說之是非得失，而無隔閡膚廓之論。”欲達此境，不僅需要穿越古典思想的疊嶂，而更須抵禦各種時代新潮的魅惑。
黃宗羲嘗謂：“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明儒學案發凡》中的這段文字，既是黃宗羲的自我期許，自然也同樣適用於今人對其思想的理解。惟此如此，方能避免以一種各取所需的後視態度過於隨意地剪裁曆史思想。當然，以筆者有限的學力，完整梳理黃宗羲“連珠閤璧”的思想整體隻能有待來日，本書的工作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即立足於晚明文化的視角，以黃宗羲心學、文學思想的考察為中心，探索其中蘊含的問題意識與內在脈絡。精神文化層麵的探討，乃是理解黃宗羲明清之際政治—文化整體重建的內在基礎——比如心學批評中一與多、個體性與倫理性的整閤，文學思想中對性情展現與承載道理之間的張力，這些問題的厘清，無疑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評價其外王經世構想，從而更完整地理解其整體學術思想。
麵嚮思想文本與曆史語境的迴歸，是黃宗羲及其所代錶的明季思想研究從“話語”復歸於“思想”的前提。“三代之治真可復，七篇之外豈無為”“六經責我開生麵，七尺從天乞活埋”，明季諸子的文化探索與精神力度，激發於“天崩地解”時代深刻的文明、價值與秩序焦慮，今日讀之，依然能夠獲得一種痛徹而清晰的在場感。時代命運的激蕩與世道人心的叩問，從來是思想學術發展的源泉，而迴嚮曆史的沉潛，則是感通古今的法門。
拙稿正文部分共三章，首章簡要介紹黃宗羲生平經曆，第二章以陽明後學批評為中心，探討黃宗羲心學重塑中的多重思想意涵，第三章以詩論、文論與戲劇觀為中心，在與心學、經世思想的互動中討論黃宗羲的文學思想。附錄部分是對黃宗羲詩文作品的選錄，基於本書的主題，附錄中黃宗羲詩文作品的選擇首先側重於其思想史料價值，同時亦適當兼顧其文學性。選文所據版本方麵，主要依據浙江古籍齣版社 2005 年《黃宗羲全集》本，同時參考中華書局《明儒學案》（2008年）、《黃梨洲文集》（1959 年）作為對勘，部分內容進行瞭重新標點。另外為方便閱讀，選錄作品亦全部轉為簡體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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