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这是孟非对过往四十年岁月的动情回顾、从容讲述。童年重庆、少年南京，不同的文化对他影响深远。中学时代严重偏科，黑暗得让他看不到未来。临时工的日子辛酸艰苦，却奠定了他往后的不平凡。他从摄像、记者、编导、制片人、主持人的不同角色上一一走过。四十年，人生坎坷，从平凡到精彩，命运总在不经意间转折。顺应本心，淡定从容，坦然面对每一次改变。随遇而安，是很多人问起他的心路历程时，他给出的唯—答案。

作者简介

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主持过的节目《南京零距离》、《绝对唱响》、《名师高徒》、《非诚勿扰》。2003年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主持人”、“中国百优电视节目主持人”。2007年、2008年、2009年主持江苏卫视《绝对唱响》、《名师高徒》。2010年主持《非诚勿扰》，收视率在全国同时间段获得一，节目受到观众和网友的广泛关注。2011年6月起开始主持《非常了得》。2012年获得第九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鹰奖佳主持人”奖。

目录

目录

重庆·童年

003乡愁

008童年

015我的外婆

030我眼中的重庆

南京，南京

043小资本家爷爷

050重庆和南京的差别

052 不堪回首的中学时代

印厂生涯

065印刷工

072 这就是劳动人民

078 工伤

走进电视台

091 打杂

094 成长

097 “名记”

101 迟到一年的公正

105 轰动一时的报道

108 走出低谷

112 主持生涯

116 他们说《非诚勿扰》

难忘新疆

137 爱上新疆

141 喀纳斯

145 不醉不归

150 异域风情

153 贾娜尔

155 死生帕米尔

158 塔吉克族风俗

161 传说有点儿美

164 公主堡历险

173 塔克拉玛干

176 克里雅

希腊启迪：民主与国民

185民主的起源地

188后一分钟哲学

190 希腊的笑容

德国：“人”字别有意味

197不一样的世界杯

201德国人的性格

206熟悉的陌生人

以色列十日谈

217神秘的国度

226我们不了解的以色列

234“人民公社”基布兹

随便说说

247我爱养狗

251絮絮叨叨

255阿力是条狗

257桂花树下的爱情

260天梯上的爱情

263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精彩书摘

重庆·童年

混浊了上千年的朝天门码头的江水依然浑浊，潮湿阴暗了千百年的吊脚楼依然潮湿。在绿军装大行其道、人们的激情正被语录和标语调配得昂扬亢奋的一九七一年，我出生在重庆。

乡愁

对重庆这个城市的印象，主要来自我十二岁之前，之后我就跟着父母到了南京。

那时候的重庆真的是老重庆，至今我对它仍然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感情，一种想起来就要流泪的感情。面对那座城市，自私一点儿地说，我甚至不愿意看到它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希望童年记忆中的那座城市永远永远不要有任何变化，好让我每一次回到那里都有清晰的记忆可以追寻。

前不久有个导演跟我说他很喜欢重庆，列举了三条理由：一，重庆这个城市特别有立体感，山城嘛，依山而筑，正所谓“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鹗视雄三巴”；第二，重庆方言特别有感染力，火暴中透着幽默感，幽默感里透着智慧；第三，重庆的美食。

我赞同他的话。重庆这座城市的立体感是天赐的，在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的今天，重庆无论怎样都不会变得像其他城市一样。在其他大多数城市想买一套能看江景、看山景的房子，恐怕都会比买一套普通房子要贵许多，但在重庆，你想买套看不见江或看不见山的房子，还真不容易。在重庆，哪怕是普通百姓的房子，推开窗，看到的不是江，就是山。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就这样被重庆揽在怀中。因为重庆的路多为盘山而建，所以这里基本上看不到自行车。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自行车是一种高级的娱乐工具，而非交通工具。

说到重庆，我印象深的是终日阴霾，不见阳光。尤其是冬天，整个一 “雾都茫茫”。而在浓雾之中，又满是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吊脚楼，一个摞着一个，从朝天门码头一直往上摞到山顶，远远望去，整座城市仿佛就是由吊脚楼组成的。《雾都茫茫》、《一双绣花鞋》、《重庆谈判》这类以国共和谈或以解放战争时期的重庆为背景的影视剧里，都能看到这样的吊脚楼。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在重庆拍时代背景为三四十年代的电视剧或电影，选景都并不困难，一九四九年前重庆什么样，八十年代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很多年后，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影视剧，不管拍得多烂，我都会多看几眼。

小时候我经常去朝天门码头，黄黄的江水浩浩荡荡地流过码头，斑驳的台阶没在江水里，人站在下边往上看，一层层的，看不到头。前年我回重庆，在朋友的陪同下又去了一趟朝天门，朋友骄傲地对我说，重庆会被打造成“小香港”。我去过之后却很后悔，因为，那里已经完全没有我童年的记忆了。

在重庆生活的十二年，积累了我人生初也是真的情谊，直到现在，不曾淡忘。如果我的性格中还有善良的成分，我相信一定是重庆这座城市给我的。后来到了南京，原来的亲戚朋友都不在那儿了，没过几年又遭遇家庭变故，那时的阴影让我对儿时在重庆的时光更加怀念。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现在我每次回重庆，看到小时候的朋友都觉得跟亲人一样。

在重庆，街坊邻居真的就跟亲戚一样。我举家搬迁离开重庆的时候，很多老邻居一家老小都到码头来送别，直到今天想起这一幕，都让我热泪盈眶。不光如此，长大之后每次我回重庆，离开的时候总还有过去的小伙伴送我。

二〇一一年春天回重庆，帮我张罗吃饭的是小时候和我一块儿长大的重庆日报社的唐彤东。他问我都要叫谁，我说把小时候在一块儿玩儿的朋友都叫上吧，有很多人真的想不起来了，毕竟快三十年了。后来男男女女一口气儿来了有两桌。见面之后，他们挨个儿帮我恢复记忆，这个问“你不记得我了”，那个说“我是谁谁谁”。这么介绍了一轮过后，我突然想起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儿，闹着玩儿的时候把我脑袋打出了血，害得我第二天就发烧了。我记得他叫杜波。我顺口讲了这件事，众人皆笑，桌上的人就告诉我，杜波调到北京工作了。巧的是，当时杜波的妹妹在桌上。不一会儿，杜波就从北京打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大笑：“这点儿破事儿你还记得啊？我以为你都忘了。”

替我张罗这顿火锅的东哥在报社广告部工作，所以晚报、晨报的记者加摄影来了一堆人。一个年轻记者说：“提点儿问题拍点儿照吧。” 东哥在边上嚷嚷：“快点儿问，快点儿问，我们吃饭呢。”那个记者很配合地说：“好好好，我抓紧。”之后摄影记者在一旁一个劲儿拍，东哥又说：“你们有完没完，差不多就行了！”我有点儿过意不去，就说：“来都来了，又是自家人，让他们问呗。”东哥这才没再催促——其实人都是他叫来的，还一个劲儿催人家“差不多就行了”。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伙伴们，可爱、真挚、重情义，跟他们的感情，也是我在重庆永远无法割舍的情谊。第二天我在机场翻报纸看到，头天晚上我们这顿饭的内容和照片，重庆的报纸出了一个整版。

不仅重庆的朋友对我好，就连重庆的媒体也透着对我的格外厚爱。七八年前，江苏台还没有《非诚勿扰》栏目的时候，我在《南京零距离》做新闻主播，那个栏目只在江苏播出，所以有关我的报道基本上都只在江苏的媒体上，而江苏之外的媒体好像就只有重庆的报纸了。他们曾经大篇幅介绍过我的事情，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他们认为这人是重庆出去的，感情使然。

去年我妈到重庆陪我外婆住了一段时间，那是《非诚勿扰》栏目刚火起来的时候，不知道哪个记者打听到我外婆是重庆日报社的老员工，还住在报社里，于是找到我外婆家。我妈和我外婆俩老太太加在一起一百六十多岁了，被找上门来的记者吓到了。记者问了很多，还逼着老太太把我小时候的照片翻出来。之后还问，孟非小时候住哪儿？我妈告诉他们，住在报社山顶上那栋灰色的筒子楼里。于是记者们又找到那栋旧房子（现在住着民工）拍了一通。

第二天重庆的报纸刊登了这篇报道，我住过的那栋灰色筒子楼照片下面配的文字说明是“当今中国红的主持人住过的地方”。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朋友看到报道后打电话给我，义愤填膺地说：“他们就不能等你死了之后再这么写吗？”我诚惶诚恐地解释：家乡人、家乡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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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

多年之后回想我的童年，只有在重庆的十二年是无邪又无忧的日子。

大人们在聊些什么

我的童年正赶上“”尾声，当时大人们所做的事，给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有这样一幕场景经常出现，至今我仍印象深刻。

那时我父母的几个同学和同事经常在黄阿姨家聚会。我和我哥，还有黄阿姨家的两个孩子，被他们放在蚊帐里，看他们在昏黄的灯光下谈啊谈啊，也不知道在谈什么，一谈就到深夜。我们对此十分好奇，但是再怎么努力也听不清，更听不懂，也听不了那么晚，总是在蚊帐里躺成一排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我睡了一觉起来撒尿，总是看见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抽烟抽得整个屋子迷雾缭绕，捧着杯茶，还在灯下不断地说着什么。

那是一九七六年，“”末期，那批知识分子，为动荡的国家那充满变数的未来而忧心忡忡。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一晚一晚地聚在一起，相互取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有着这样的经历，也算“位卑未敢忘忧国”吧。

虽然是孩子，但是那个年代我们也并非完全是看客。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我们这帮孩子参加了悼念活动。就是在我那时生活的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大院里，所有人都哭得死去活来，亲爹死了都没那么哭过。我妈和她那些同事眼睛都哭得肿成了桃子。我们小孩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看见大人们都哭了，心里也感到害怕。虽然知道是墙上挂着的相片里的毛主席、周总理死了，但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个个都哭成那样，也不敢问。

我们被组织去叠小白花，追悼会上要用的，而且要用很多。我们就拼命地叠啊叠啊。我清楚地记得，追悼会上哀乐一起，旁边所有默哀的大人先是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然后几百人一起放声痛哭，把我们这些小孩儿全都吓到了，后来我们也哭了起来，是真哭——是被大人们的哭声吓的。当时在孩子里头我还算年龄大点儿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当时的表现还是比较淡定的。

那个年代有着太多的狂热，而这些狂热结束的那一幕，却意外地牢牢刻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那天放学后，孩子们都和往常一样回家了，可很快又都回到院子里，因为大人都不在家，而且不知去向。

我们没心没肺地继续在院子里玩儿，院子很大，山上山下的，一直玩到天快黑了，肚子都饿了，也没有谁家的大人回来。我们急了，到处打听，后在传达室那里听说所有的人都在大礼堂里开会。我们一群孩子马上奔到大礼堂，发现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不让我们进。没办法，我们就坐在门口等啊等啊，等了很久很久，大人们终于陆续出来了。奇怪的是，那天见到的所有人，不分男女，不分年纪，不分级别，都红光满面、满口酒气，嗓门儿特别大。他们相互握手、拥抱，显得兴奋无比——他们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想起自己家里的孩子没人管，还没吃饭。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所有单位在传达这个消息后都大摆“团结宴”。所有中国人在那天可能都喝酒了，而且很可能都喝醉了。因为那天意味着，十年“”结束了。

江边的小学校

一九七七年，我上小学了——重庆解放西路第二十五小学。学校一面临街，和重庆日报社隔街相望，另一面是“滚滚长江东逝水”。学校不大，没有一间教室的窗户玻璃是完整的，它们早在武斗的时候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满目疮痍。到了冬天，风透过碎玻璃嗖嗖地往教室里刮，江边有多冷，教室里就有多冷。

“”刚结束那时，老师打学生是天经地义的。我在班上很调皮，所以老师经常教训我，把我的手打得肿起老高，连筷子都拿不住。有一次，我都忘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数学老师拿着尺子追着我打，我就围着教室狂跑，全班同学都笑疯了，站在桌上拍着巴掌呐喊加油。这幕情景，后来我在讲述这个时期的工读学校的电影里看到过。更过分的是，那时候在学校干了坏事儿，除了挨打还得挨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