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研究协会（ISA）年度著作奖作品 罗伯特?杰维斯、理查德?内德?勒博赞誉推荐
用全新的社会演化理论范式揭示国际政治体系变化的驱动力

作为首位获得国际研究协会（ISA）“年度佳著作奖”的中国学者，唐世平在本书中用社会演化范式为国际政治演变提供了全新的解释。
在国际政治领域，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争构成了过去一个世纪的研究主题。然而，唐世平在本书中指出，上述这些理论都是只将国际政治视为静态的过程，只有运用社会演化方法才能为国际政治的内生变化提供充分的解释。
本书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演化方法的基本思想，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证据基础上，运用社会演化“突变—选择—遗传”的核心机制，阐述了三次历史性的体系变迁的脉络：在我们眼中理所当然的、污秽和野蛮的霍布斯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是如何从伊甸园般的天堂演化而来；这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又是怎样在1648年到1945年间转变成一个更加和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1945年后，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地区又是如何变得更加规则化且更加和平的。
这本书的核心贡献，不是描述历史演进这个过程，而是研究这个演进过程的驱动力是什么。它的重要性在于，消解了一个世纪以来国际政治领域关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争论，用社会演化范式为国际政治演变提供了一以贯之的内生解释，同时也用社会演化的眼光展望了国际政治未来的发展。

中文版前言
序
导 论 为什么国际关系学需要演化的方法？
一、困惑的难题：得不到解决的“大争论”
二、全书设计
三、核心定义
章 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
导 言
一、关于生物演化的预备知识
二、关于生物演化的几种常见误解
三、社会演化作为一种现象
四、社会演化范式：核心原则
五、什么不是社会演化的方法?
六、对国际关系学中演化性理论的批判
结束语

第二章 失乐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
导 言
一、对现有的战争起源理论的批判
二、伊甸园及其颠覆：一个新的理论
三、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一般性的证据
四、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子系统的证据
五、战争创造国家/ 社会/ 我们，国家/ 社会/ 我们发动战争
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诞生
结束语
第三章 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
导 言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辩论
二、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根本机制
三、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三个辅助机制
结束语
第四章 一个正在展现的更为规则化的国际系统
导 言
一、一个新的国际制度研究路径
二、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条道路
三、解决关于国际制度的现有争论
四、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研究的再定向
五、世界国家：一个不可能的且危险的乌托邦
结束语：迈向一个更好的但总是不完美的世界
第五章 作为演化系统的国际系统
导 言
一、（国际）系统，而不是（国际）结构！
二、单是结构决定不了什么！
三、系统对国家的影响：五大渠道
结束语：系统，而不是行为体—结构！
结 论
一、社会演化范式与作为演化科学的国际关系
二、政策含意：寻求安全——过去、现在与将来
附录一 来自民族人类学的证据
附录二 第二章的补充表格
附录三 战争降临间接系统

唐世平，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他获得学位包括：古生物学学士（1985）、分子生物学硕士（1988）、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博士（1995），而之后才获得了国际关系硕士学位（1999）。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国际政治理论、制度经济学、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他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世界水平的研究，并且有广泛的著述。2015年，唐世平凭《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获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年度佳著作”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学者和中国学者。

罗伯特?杰维斯（哥伦比亚大学，《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作者）：
“在富有洞察力的重要研究中，唐世平展示了国际关系到底是如何演化的。通过这一研究，他修订并调和了许多我们所熟知的理论，并且重新精彩地阐释了战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真正气势恢宏的诠释。”
理查德?内德?勒博（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院国际政治理论，达特茅斯学院詹姆斯?奥利弗?弗里德曼校长荣誉退休）：
“唐世平提供了社会演化视角，他的方法事实上就是一个好的思想：如果有好朋友的话，将国际关系的演化。”

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诞生
所有的主要文明都是征服与扩张的产物（和受害者）——战争是塑造人类历史的强大的力量之一（Keegan 1993；Diamond1997；Trigger 2003；Otterbein 2004；Hamblin2006）， 无一例外。这样看来，其中的一些国家会产生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人的思想不可能与其所处的世界完全隔绝（Marxand Engels 1846）。本节旨在阐述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产生，以及我们（特别是政治家）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社会化过程（相关总结参见本书表2.1）。

（一）中国、印度、欧洲和近东所流传的古典文本
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大文明，都流传下了以进攻性现实主义为治国理念的文本（相关的早期探讨，参见Tang 2008a；2010a，第六章）。秦惠王的核心谋臣商鞅（约公元前390 年—前339 年）在《商君书》中首次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主张。商鞅认为，国家的内在本质是进攻性的，而进攻仅受其能力所限，“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商君书?开塞第七》）。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的方法就是征服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第三》）。因此，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标志的预防性战争不仅可取，而且正义，“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第十八》）。所有这些论述都明确反映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学说（Tang 2008a；2010b，第六章）。
在古印度，成书晚于商鞅的考底利耶也在《政事论》（约公元前300 年）中鼓吹了相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考底利耶认为，不将别人的意图设想到坏，那就无异于自掘坟墓，故而就有了这句著名曼达拉（Mandala）的格言：“我的邻居是我的敌人，而我邻居的邻居则是我的朋友。”（Boesche 2003，18~19）而一旦认定其他国家本性恶毒，那就应该用尽一切手段去削弱它们，终征服它们。因而，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政事论》中充满了诸如用毒药、美色、间谍，甚至祭司来实现征服与捍卫土地的方法。古印度的另一部文本《摩奴法论》（Manusmriti，约公元100年—200 年）也宣传了类似的思想：“尚未得到的，人主应该去获得；已经得到的，人主应该去保护。”（Brenner 2007，99）
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为源头的（西欧）欧洲文明，也产生了具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特征的文本。虽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1998，卷一）提出的“自然奴隶”概念也许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色彩，但与其辉煌的艺术和哲学成就相比，古代希腊和罗马对战争的探讨实在是逊色太多。直到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欧洲才出现了明确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马基雅弗利认为，只要君主在进行征服并维持征服，那么“他所采取的手段总会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将受到每个人的赞扬”［Machiavelli（1532）2005，第十八章，62］。对那些幻想着成为仁君善主的君主们，马基雅弗利则明确警告：“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只看见那些被认为吝啬的人取得了伟大的事业，而其余人全都失败了。”［Machiavelli（1532）2005，第十六章，55］
在一定程度上，伟大的古代近东文明（即亚述、巴比伦、埃及和波斯）没能留下一部完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文本，堪称一大谜题。但它们还是留下了反映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只言片语。突出的就是，从摩西（Moses）到大卫（David）再到所罗门（Solomon），《旧约》反复歌颂了取悦上帝［耶和华（Yahweh）］的战争。上帝命令摩西召集利未人，去屠杀那些向金牛犊祭拜的人（出埃及记32：26~28）。上帝又命令摩西“征服他们，彻底灭绝他们（‘都比你强大的七族’，即赫梯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齐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你不可和他们缔约媾和，不能可怜悯饶恕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
砍倒他们的木刻，焚毁他们的雕像”（申命记7：1~5）。上帝命令扫罗（Saul）“去攻击亚玛力人，彻底消灭他们的所有，不可带有一丝同情；将男人、妇女、孩童连同未断奶的，以及牛、羊、骆驼和驴一尽杀死”。当扫罗执行了上帝规定的大部分暴行，却给了亚玛力王亚甲（Agag）和上好的牲口一条生路时，上帝便后悔将他立为以色列王（撒母耳记上15：1~3；也可参见撒母耳记上13：2；撒母耳记下12：31）！纵观整部《圣经》，上帝的追随者们将屠杀和残害讴歌为上帝的杰作。诸如鲜血、流血、杀人、摧毁和“用刀剑、饥荒与瘟疫，来惩罚/ 复仇”等字词短语，在《圣经》中随处可见。这应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犹太国家所在的古代近东一直是残忍血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