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记录了从1964年到1990年，邓小平会见外国元首和中外记者时的谈话内容，涉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外交往政策、台湾问题、香港问题、西藏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等问题。
作者简介
本书编委会主要成员有：逄先知、于友先、冯蕙、聂震宁、谢春涛、冯俊科、王媛等人，其中多人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邓小平思想的研究和编辑工作，参与编写《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图书。
目录
*一部分：与外国首脑会谈录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的谈话）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1980年5月5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
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1982年5月6日，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的谈话）
中国的对外政策
（1982年8月21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的谈话）
一心一意搞建设
(1982年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
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的谈话)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1988年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1988年12月21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的谈话）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1989年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的谈话）
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1989年3月23日，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的谈话）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1989年5月16日，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
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1989年10月26日，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的谈话）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1989年10月31日，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1990年7月11日，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的谈话）
第二部分：与记者访谈录
会见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新闻代表团
（1964年9月28日）
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新闻代表团友好谈话
（1973年8月27日）
会见尼日利亚新闻工作者
（1973年8月28日）
会见委内瑞拉记者
（1973年9月2日）
会见刚果（布）新闻代表团
（1974年5月20日）
会见日本记者代表团
（1974年6月3日）
会见扎伊尔 新闻代表团
（1974年6月18日）
会见赞比亚共和国新闻代表团
(1974年8月16日)
会见《读卖新闻》编辑局长谷川实雄一行
（1974年8月20日）
会见加拿大新闻代表团
（1974年10月1日）
会见日本共同社加盟社社长访华团
（1974年10月12日）
*一次会见法国地方大报集团代表团
（1974年10月16日）
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和美联社董事长保尔?米勒
（1975年6月2日）
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
（1975年7月21日）
会见新西兰新闻代表团
（1975年9月5日）
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
（1977年9月6日）
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
（1977年9月29日）
第二次会见法国地方大报集团访华团
（1977年10月26日）
在尼泊尔答记者问
（1978年2月4日）
会见美国《号角》编辑部代表团
(1978年5月2日)
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访华代表团
（1978年5月19日）
会见日本广播协会代表团
（1978年6月5日）
会见泰国记者访华团
（1978年6月7日）
再次会见扎伊尔 新闻代表团
（1978年6月14日）
会见奥地利中国研究会访华代表团
（1978年8月6日）
会见日本新闻界各社评论负责人访华团
（1978年9月6日）
会见泰国新闻代表团
（1978年10月3日）
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
（1978年10月10日）
在日本出席记者招待会
(1978年10月25日)
会见日本新闻代表团
（1978年11月2日）
在曼谷出席记者招待会
（1978年11月8日）
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
（1978年11月27日）
会见美国记者亚奇?斯蒂尔
（1978年11月28日）
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
《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
(1979年1月24日)
在美国会见各媒体记者
（1979年1月31日～2月3日）
会见日本时事通讯社代表团
(1979年5月16日)
会见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
（1979年10月15日）
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
（1979年11月26日）
会见埃及报社访华团
（1980年1月7日）
会见日本《读卖新闻》代表团
（1980年3月29日）
接受美联社驻京记者约翰?罗德里克采访
（1980年4月11日）
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
(1980年4月17日)
会见美国报界妇女俱乐部访华团
（1980年4月20日）
接受卢森堡电视台的采访
（1980年4月29日
会见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董事会访华团
（1980年4月29日）
会见美国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和美国战略新闻中心联合访华团
（1980年6月3日）
会见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写人访华团
（1980年6月5日）
会见印度《勇士》杂志主编克里相?库马尔
（1980年6月21日）
*一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
（1980年8月21日）
第二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
（1980年8月23日）
接受法国电视台记者采访
（1980年10月17日）
接受南斯拉夫记者采访
（1980年11月7日）
接受西班牙记者采访
（1980年11月24日）
会见随密特朗来访的法国记者
（1981年2月12日）
会见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本部访华代表团
（1981年5月3日）
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
（1981年7月18日）
答丹麦记者问
（1981年10月22日）
会见南斯拉夫记者达拉?雅奈科维奇
（1981年11月13日）
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
（1983年6月26日）
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
（1985年3月25日）
答比利时记者问
（1985年4月17日）
接受出席“*会”的港澳记者的采访
（1984年5月25日）
会见培格曼出版公司总经理马克斯韦尔
（1985年8月2日）
再次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
（1985年9月10日）
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及记者
（1985年10月23日）
接受《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
（1986年9月2日）
精彩书摘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1979年12月6日，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的谈话）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就“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的主题进行了谈话。
1978年12月，党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开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确定了以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为新时代的政策和目标。邓小平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随后，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以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一次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一书记座谈会上，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中的“人均收入”修正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此作为衡量国民经济提高的标准，并明确要提高经济水平，必须要坚持改革开放，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说：“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
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大平正芳就中国未来的规划问：中国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邓小平就中国将来的发展目标胸有成竹，他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这是邓小平首次阐述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小康”目标的定位，把本来很抽象的社会经济目标形象具体化，使这一现代化的目标更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同时，它采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标准，将中国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世界各国进行比照，有较好的参考性，可以依照对照情况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和措施，对中国共产党完善现代化发展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针对“小康”目标的阐述，邓小平进行了形象贴切的解说，它既是“四个现代化*低目标”，又可以让人民“日子好过”，使“社会存在的问题比较顺利地解决”。邓小平客观冷静地分析国情，并不盲目冒进，他指出：“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因此，他认为把目标放低一点好，可以轻易实现目标并*越目标。同时，邓小平强调：“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
邓小平指出，“小康”的现代化，是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可行目标，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它要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充满信心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2000美元还要好过。”
邓小平这次提出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后，又对这个目标作过深入调查研究，进行了多次调研、论证、思索，进一步明确小康目标。1980年6、7月间，邓小平先后到陕西、四川等地进行考察。7月22日，邓小平在听取河南省委工作汇报后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地算账。我对这件事*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为了实现目标，邓小平在考察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作精心设计和规划，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
在1981年11月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到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就可以从新的起点出发，比较快地达到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时，对“小康”目标的描述更为明朗:“我们提出20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800美元。社会主义制度收入分配是合理的,赤贫的现象可以消灭。到那时,国民收入的1%分配到科学教育事业,情况就会大不同于现在。”
邓小平对实现远大的目标充满信心，他认为先要打好基础，循序渐进，随后要加快发展的步伐，他说：“搞了一二年，看来小康目标能够实现。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跑得快一点。”
邓小平着眼于中国国情，随后于1987年，创造性地设计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步骤、具体要求，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美元；20世纪末达到1000美元；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完整地描绘出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间，中国国民经济不断增长、国民生活水平由*初的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再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就此，邓小平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实施步骤。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价值，远超出了单纯的历史资料范畴，它更像是一部关于“系统性改革”的实践操作手册。我发现，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不仅仅是经济指标的增长，更是对制度构建、人才培养和法治基础的同步重视。这种全面的视角，揭示了改革开放成功的深层逻辑：它不是孤立的经济政策叠加，而是一个相互支撑、相互强化的有机整体。例如，对干部考核机制的讨论，与对市场准入的放开并列出现，清晰地表明了“软环境”与“硬环境”同等重要。对于当代任何想要推进复杂系统性变革的人士而言，这本书提供了一份极具参考价值的“组合拳”策略，指导我们如何平衡短期利益与长期建设的关系。
评分我最欣赏这本书的编排逻辑，它似乎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堆砌材料，而是尝试构建一个更宏大的叙事框架。那些讲话和谈话的选篇，往往能够精准地捕捉到政策转向的关键节点，读起来非常有“画面感”。比如，在讨论经济特区设立的章节，你会发现领导人的思维是如何从一个模糊的概念，逐步清晰、具体地落实为可操作的方针的。不同场合、不同对象的一番话，看似零散，但串联起来却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理论体系网。这种精心挑选和组织的方式，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效率和深度，它避免了让读者在海量的原始记录中迷失，而是用一种导览员的姿态，引导我们直击思想的火花所在，体会那种在历史十字路口做抉择的艰难与远见。
评分从一个纯粹的语言学角度来看，这本书简直是中文表达艺术的宝库。你会注意到，在不同的场合，同一个主题的阐述，其措辞和语气会发生微妙而精妙的变化。对内强调的务实、接地气，对外则充满了战略定力和开放的姿态。阅读这些实录，就像是学习一门高超的“政治修辞学”。它展示了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用最凝练、最有力的语言去传达最深远的意图。对于我们今天想要提升沟通和表达能力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部活生生的教材。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论述，那种在重压之下依旧保持的清晰逻辑，是任何现代速成班都教不出来的真功夫，读后让人对语言的力量有了全新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得非常用心，封面那种略带陈旧感的米黄色纸张，配上烫金的字体，一下子就把人带回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尤其欣赏它那种沉稳、厚重的质感，拿在手里就知道不是一本可以轻易翻阅的“快餐读物”，而是需要静下心来仔细研读的珍藏本。内页的纸张也很有分量，油墨印制清晰，即使是年代久远的记录，也忠实地保留了当时的笔触和排版风格，这对于研究历史文献的人来说，简直是福音。那种触摸到历史的真实感，是再精美的印刷品也无法替代的。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个时间胶囊，让我们可以近距离接触到那些伟大决策形成时的原始脉络。这本书的物理形态本身，就完成了一次对那个时代的致敬，让人在阅读内容之前，就已经肃然起敬。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深刻感受，是一种对“坚持”的敬畏。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绝非一帆风顺，书中那些关于早期阻力、关于国内外质疑的记录，让历史的真实面貌得以展现。它没有将那些决策美化成一蹴而就的成功，反而坦诚地记录了每一次试探、每一次修正，以及在遭遇重大挫折时，最高决策层如何顶住压力、不改初衷。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是这本书最核心的“精神内涵”。它告诉我们，伟大的变革背后，需要的是对历史方向的精准判断，以及面对所有不确定性时，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和定力。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思考，如果当时换做是我，是否能做出同样艰难但正确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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