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食利者政治经济学》早在1914年秋即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经写完，而计划撰写的序言则写于这一年的8、9月间。我早就想对最新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学进行系统批判。为此，我在侥幸逃脱流放后就移居维也纳，并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受教于已故的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我被迫主要来仔细钻研奥地利理论家们的著作。然而我未能完成在维也纳的写作，因为奥地利政府在战争开始前将我监禁于要塞，而且手稿也被看守人员认真地检查过。在我被放逐的瑞士，洛桑大学图书馆给了我在那里研究“洛桑学派”(瓦尔拉斯)和老牌经济学家的机会，并探究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根源。同时在那里我也开始研究英美经济学家。然后，政治活动又使我移居到瑞典，这里的斯德哥尔摩“国王图书馆”以及高等商业学校的专业经济图书馆允许我继续研究最新资产阶级经济学。我被捕后被驱逐到挪威，使我转换到克立斯坦尼亚(奥斯陆的旧称。——译者)诺贝尔学院图书馆，而后，即我到美国后，仍然是在当地的纽约“公共图书馆”比较详细地阅读了美国的经济学文献。在克立斯坦尼亚，我的手稿很长时间不知遗失何方。只是承蒙我的朋友——挪威共产党人阿尔维德·汉森(Arvid G.Hansen)的极力寻找才失而复得。并于1919年2月带到苏维埃俄国。现在我仅把主要涉及英美学派和近些年整个出版情况的某些见解和注释写进该手稿。
这就是《食利者政治经济学》的外部“往事”。
至于事情的实质，可以归结如下: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对最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主要归结为两种形式：或者仅仅是社会学批判，或者是纯粹方法论上的批判。例如，确定该理论体系与某一阶级心理相似，就仅此而已。或者指出，一些方法论基础和对问题的态度不正确，因而认为没有必要对体系的“内部”方面进行详细批判。
诚然，如果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才可能是客观正确的。那么，单单对该理论的资产阶级性加以揭露这一点，严格说来就足以摒弃这种理论。实际上事情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希望获得普遍意义，正是因为它是最进步阶级的理论体系，而该理论在认识上的“图谋”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保守的因而是有局限性的思想更加来势凶猛。然而十分清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例如对与我们敌对的体系的逻辑批判就恰恰应当揭示这个真理。因此，这些体系的社会学特征也绝不能便我们放弃在纯逻辑批判方面进行斗争的责任。
还需要说一说有关对方法的批判。当然，弄清基本方法论基础的错误会推翻整个理论体系。但意识形态斗争力求使方法的错误反映在体系的部分结论的错误中，也就是说，或是反映在该体系内部互相矛盾中。或是反映在该体系的缺陷和“本质上”不能包罗该学科许多重要现象的情况中。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有责任对最新理论全面展开评论，这既包括社会学方面的评论，也包括方法评论和对整个体系及其所有分支体系的评论。连马克思本人也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样提出问题(请比较他的《剩余价值理论》)。
如果马克思主义者通常仅局限于对“奥地利”理论进行社会学和方法论的评论，那么，该理论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就会主要从部分结论不正确的角度来批评这一理论。只有R．施托尔茨曼几乎是独自一人试图对庞巴维克全面展开评论。正因为他的某些基本论点与马克思主义有理论共性，所以在评论“奥地利人”方面不难发现相似之处。我认为有必要指出，这种吻合甚至会在我了解施托尔茨曼的著作之前就便我像他一样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尽管施托尔茨曼有那些优点，但他依据的是对社会完全不正确的看法，正如对“专项教育”(“Zweckgebilde”)的看法一样。难怪奥地利理论的一位非常敏锐的拥护者R．利夫曼，这位大大深化该理论并着重强调这一理论全部特点的人，会戒备施托尔茨曼，并恰恰去抨击他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的观点连同明显表现出来的辩护腔调，使得施托尔茨曼不能在应有的理论范围内对奥地利人进行分析批评。这项工作只能由马克思主义者来完成，而刊印的概要就是这项工作的尝试。
选择批评对象本身并不需要做长篇说明。众所周知，奥地利理论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强大的敌人。
在欧洲内战正酣之际我决定出版这本著作，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但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甚至在最残酷的阶级搏斗中，只要体力允许，就一定不会停止理论工作。如果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理论的主体和客体在共产主义革命烈焰中马上灭亡，分析研究这种理论是荒唐的，这种反对意见更加不可轻视。这样推论是不正确的，因为了解资本主义体系对于了解目前的局势极为重要。正因为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为这种了解铺平道路，所以资产阶级理论的认识价值依然存在着。
关于叙述方法我再说几句。我力图尽可能写得简短些，这样也许叙述起来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我援引了既有奥地利人自己的也有数学家和英美人士等的许多引文。在我们的马克恩主义者圈子里对于这种方法抱有很大成见，正如对故作特别“学识渊博”抱有成见一样。然而我认为，这里需要借助一些历史文献来解释，这种解释能顺便使读者熟悉这一科目的书籍，并能哪怕是大致了解这些文献也好。而认识自己的敌人完全无可指责，更何况，我们对他们的了解少得可怜。此外注释中(in nuce)还包括对资产阶级理论思想的其他理论分支同时进行的系统批判。
我这里必须向我的朋友尤里·列昂尼多维奇·皮亚塔科夫表示感谢，我与他曾不止一次地一起讨论涉及理论经济学的各类问题。他的宝贵指点总能引起我的注意。
目录
序言绪论 马克思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1.德国的历史学派 历史学派的社会学特征及其逻辑特征
2.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的社会学特征及其简要的逻辑特征
3.英美学派
4.“奥地利人”的先驱者
第一章 边际效用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1.政治经济学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
2.历史观点和非历史观点
3.生产观点和消费观点
4.小结
第二章 价值理论
1.价值问题的意义
2.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 定义
3.效用与价值
4.价值量 评价单位
第三章 价值理论（续）
1.替代效益学说
2.边际效益规模的财货量
3.不同使用方式下的财货价值量 主观交换价值
4.互补性财货的价值
5.生产性财货的价值 生产费用
6.小结
第四章 利润理论
1.分配问题的意义 问题的提出
2.资本的概念 “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和“利润”
3.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概述；利润的形成
第五章 利润理论（续）
1.对现时财货评价过高的两个原因：1）不同时期需求与满足需求的手段之间的不比例关系；2）对未来尚未货经常评价不足
2.对现时财货评价过高的第三个原因：现时南货的技术优势
3.“生活基金”（der“Subsistennzfonds”） 现时财货的需求及其供应 利润的形成
结束语
附录 理论调和主义（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先生的价值理论）
后记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简洁却极富冲击力，黑白灰的经典搭配，加上一个抽象而又充满力量的图案，让我立刻产生了想要一探究竟的冲动。当我翻开第一页，作者便以一种极其冷静且充满智慧的笔触，为我描绘了一个我所熟悉的，却又被深刻揭示的经济世界。他没有选择晦涩难懂的术语，而是用一种贴近生活、引人入胜的方式，阐述着他的观点。我特别被书中关于“规则的隐形成本”的论述所吸引，作者将其置于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揭示了看似微小的规则背后所隐藏的巨大经济动能。 在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被带入了一个由无数“节点”组成的巨大网络。作者以一种近乎科学家般的严谨，将经济学的各种要素进行解构和重组。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信息传播的非对称性”的独到见解，作者并非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市场缺陷，而是将其与权力结构、社会认同以及个体认知偏差相结合，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解读。这种多角度、跨学科的分析方法，让我对事物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视角，而是能够更全面地把握其内在的逻辑。 这本书的结构设计也十分巧妙。它并非遵循传统的线性叙事，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情境分析”来构建其思想体系。每个情境都像是一次精心设计的“案例研究”，让读者得以在具体的场景中体会经济学的原理。我曾一度试图去寻找一个明确的“理论框架”，但很快便意识到，作者正是希望通过这种“场景化”的呈现方式，引导读者主动去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解框架。 我被书中对于“制度的演变与经济绩效”的精妙分析深深打动。作者并没有将制度视为静态的，而是深入探讨了其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权力格局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并最终对经济绩效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尤其赞赏作者在分析“腐败对经济增长的阻碍”时所展现出的细致入微。他并没有简单地进行道德批判，而是试图去解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腐败如何以不同的形式阻碍经济发展。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思维模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作者并没有提供一个现成的“最佳模型”，而是鼓励读者去关注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去思考那些尚未被解答的问题。我尤其对书中关于“群体决策的非理性”的初步探讨感到兴奋。作者以一种非常具有颠覆性的视角，质疑了那些过于强调“个体理性”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假设。这种敢于挑战传统、勇于提出新观点的精神，在学术界尤为珍贵。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次阅读体验，更像是一场思维的重塑，让我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引人遐思的意味，它预示着一种不同于主流的解读视角。当我翻开第一页，作者便以一种非常冷静且富有洞察力的笔触，描绘了经济世界中一个被忽视的角落。他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一种朴实却极具力量的语言，阐述着他对于某些经济现象的理解。我特别被书中关于“利益固化”的论述所吸引，作者将其置于一个更宏大的历史和社会框架下进行分析，揭示了其产生的深层根源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长期影响。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仿佛被带入了一个精心构建的“思想实验室”。作者通过一系列精巧的“思想实验”，让我们得以窥探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寻租行为”的探讨，作者并非简单地将其定性为负面，而是深入分析了其产生的条件，以及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它如何演变成一种“合理”甚至“必要”的策略。这种辩证的分析方法，让我对许多曾经被简单化理解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让我开始反思自己曾经的一些固有观念。 这本书的叙事逻辑非常独特。它不是一本按照时间顺序或者理论深度来组织内容的教科书，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互独立却又逻辑关联的“案例研究”来构建其思想体系。每个案例都像是一块精心打磨的宝石，虽然各自闪耀，但当它们被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时，便能形成一幅关于经济运作的生动图景。我曾一度试图去寻找一条清晰的“主线”，但很快意识到，作者正是希望通过这种“碎片化”的呈现方式，鼓励读者主动去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解框架。 我被书中对于“权力与经济”之间关系的精妙分析深深打动。作者并没有将两者简单地视为独立的领域，而是深入探讨了它们之间如何相互渗透、相互塑造，并最终共同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经济格局的演变。我尤其赞赏作者在分析“政治献金”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所展现出的细致入微。他并没有简单地指责，而是尝试去解释其背后的逻辑，以及在现有的制度下，这种行为为何能够产生如此显著的效果。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思维模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作者并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抛出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问题，鼓励我去继续探索。我尤其对书中对于“历史的偶然性”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初步讨论感到兴奋。作者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质疑了那些过于强调必然性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假设。这种勇于挑战传统、敢于提出新观点的精神，在学术界尤为可贵。这本书不仅是一次阅读，更像是一次思维的觉醒，让我对未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着实吸引了我，那种沉稳而又带有几分深邃的色彩搭配，似乎预示着里面蕴含着某种不寻常的洞见。我迫不及待地翻开第一页，就被作者开篇的引言所震撼。它没有采用直白的理论宣讲，而是通过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将一个复杂而又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巧妙地呈现在我眼前。这个比喻，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它让我瞬间联想到了现实生活中许多看似毫不相干却又暗流涌动的联系。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仿佛置身于一场宏大的思想实验。作者以一种近乎考古学家的严谨，挖掘出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经济逻辑的根源，并用清晰易懂的语言将其抽丝剥茧。我尤其对其中关于“机会成本”的探讨印象深刻，作者并非将它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定义上，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案例，让我们体会到每一个看似微小的选择背后，都可能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动能。这种将抽象理论具象化的能力，在我看来是这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它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过往的一些认知，并开始以一种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周遭的世界。 这本书的叙事方式也极具特色。它不是线性推进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片段”来构建其思想体系。就像在拼凑一幅巨大的马赛克画，每一块小小的碎片都拥有独立的意义，但当它们被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时，便能展现出一幅令人惊叹的全景图。我曾一度感到些许困惑，试图找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领悟到，这种“碎片化”的叙事恰恰是作者为了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核心论点而设计的。它迫使读者主动去思考，去连接，去构建属于自己的理解框架，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既定的结论。 我被书中对于“集体行为”的分析深深吸引。作者没有将人类的决策简单地归结为个体理性的叠加，而是深入剖析了社会结构、信息不对称以及情感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形成一种非线性的、有时甚至反直觉的集体行动模式。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探讨“羊群效应”时所展现出的细致入微。他并没有简单地批判这种现象，而是试图去理解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指出在特定条件下，“羊群效应”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这种复杂而又辩证的视角，让我对社会现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思维模式被极大地拓宽了。作者并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而是抛出了更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我尤其被书中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讨论所吸引，作者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了这个经典的经济学概念，并对其提出了许多我从未考虑过的质疑和补充。这种敢于挑战权威、勇于提出新观点的精神，在学术界尤为可贵。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次阅读体验，更像是一场思维的洗礼，让我开始用一种更加多元、更加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我所处的经济世界。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极富艺术感，其沉稳的色调和巧妙的留白，仿佛一张精心构思的海报，瞬间勾起了我对内容的好奇心。翻开书页，作者以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引领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思想领域。他并没有直接抛出枯燥的理论，而是通过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案例，将经济学的抽象概念具象化。我尤其对书中对于“权力结构”与“经济利益”之间关系的探讨印象深刻。作者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层层剥茧，揭示了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 在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一场关于社会演进的宏大叙事之中。作者以一种历史学家的视角，追溯了许多经济现象的起源，并分析了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于“制度惯性”的剖析，作者并非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负面因素，而是将其与历史的偶然性、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的认知局限性相结合，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解读。这种多维度、跨学科的分析方法，让我对事物的理解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视角，而是能够更全面地把握其内在的逻辑。 这本书的结构设计也十分精巧。它并非采用传统的章节划分，而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呼应的“主题模块”来构建其思想框架。每个模块都像是一颗独立的珍珠，但当它们被巧妙地串联起来时，便能组成一串闪耀着智慧光芒的项链。我曾一度试图寻找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这种“非线性”的叙事恰恰是作者为了引导读者进行更深层次思考而精心设计的。它鼓励读者主动参与到知识的构建过程中，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我被书中对于“信息不对称”的深刻洞察深深吸引。作者并没有将它仅仅视为一个经济学上的缺陷，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进行审视。他深入剖析了在信息不平等的情况下，权力如何被扭曲，利益如何被重新分配，以及少数群体如何可能通过掌控信息来获得不当的优势。这种将经济学理论与现实社会问题紧密结合的写作手法，让我受益匪浅，也让我对许多日常现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认知边界被极大地拓展了。作者并没有提供一个现成的“解决方案”，而是鼓励读者去独立思考，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我尤其对书中关于“行为经济学”的初步探讨感到兴奋，作者以一种非常新颖的视角，质疑了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并提出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观点。这种敢于挑战既有范式的精神，正是推动学术进步的关键。这本书不仅是一次阅读，更像是一次思维的启蒙，让我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独具匠心，素雅的封面上一个象征性的图案，仿佛在低语着某种深奥的经济学秘密。当我翻开第一页，作者便以一种近乎艺术家的细腻笔触，勾勒出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经济世界。他没有采用枯燥的统计数据或复杂的数学公式，而是通过生动的故事和形象的比喻，将经济学的原理巧妙地融入其中。我特别被书中关于“信息鸿沟”的论述所吸引，作者将其置于一个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的交叉点上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了其潜在的巨大影响。 在阅读过程中，我仿佛在参加一场关于社会运行规律的深度对话。作者以一种学者式的严谨，却又不失人文关怀的笔触，剖析了经济现象背后的复杂成因。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于“激励机制”的独到见解，作者并非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经济工具，而是将其置于人类行为的心理和社会层面进行考察，揭示了在不同情境下，激励机制可能产生的意想不到的效应。这种多层次的分析，让我对许多看似简单的经济行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这本书的叙事方式也与众不同。它不像是一本传统的理论著作，而是更像是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对话片段”的集合。每个片段都以一个具体的问题或观察为起点，然后层层深入，引出作者的观点和论证。这种“对话式”的叙事，让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场头脑风暴之中，与作者共同探索着经济学的未知领域。我曾一度试图去梳理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但很快便发现，这种“跳跃式”的进展恰恰是作者为了引导读者主动思考、主动连接而精心设计的。 我被书中对于“资源分配的非效率性”的深刻分析深深吸引。作者并没有将问题简单归咎于市场失灵，而是深入探讨了政治因素、社会结构以及信息不对称等多种因素如何共同作用，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我尤其赞赏作者在分析“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时所展现出的细致入微。他并没有简单地给出解决方案，而是试图去理解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并指出在不同社会体制下，这种困境可能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的思维模式被极大地革新了。作者并没有提供一个包罗万象的“理论体系”，而是鼓励读者去关注那些被忽略的细节，去思考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我尤其对书中关于“历史的不可逆性”在经济发展中所扮演角色的初步探讨感到兴奋。作者以一种非常具有颠覆性的视角，质疑了那些过于强调“最优解”的观点，并提出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思考方向。这种敢于挑战权威、勇于提出新观点的精神，在学术界尤为宝贵。这本书不仅是一次阅读，更像是一场思想的革命，让我对未来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评分很好！！！！
评分诚然，如果认为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理论才可能是客观正确的。那么，单单对该理论的资产阶级性加以揭露这一点，严格说来就足以摒弃这种理论。实际上事情真是这样。马克思主义希望获得普遍意义，正是因为它是最进步阶级的理论体系，而该理论在认识上的“图谋”要比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保守的因而是有局限性的思想更加来势凶猛。然而十分清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例如对与我们敌对的体系的逻辑批判就恰恰应当揭示这个真理。因此，这些体系的社会学特征也绝不能便我们放弃在纯逻辑批判方面进行斗争的责任。
评分是我想要的书！速度快，从北京过来大热天三天到达！赞
评分《食利者政治经济学》早在1914年秋即世界大战开始时就已经写完，而计划撰写的序言则写于这一年的8、9月间。我早就想对最新资产阶级的理论经济学进行系统批判。为此，我在侥幸逃脱流放后就移居维也纳，并开始在维也纳大学受教于已故的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我被迫主要来仔细钻研奥地利理论家们的著作。然而我未能完成在维也纳的写作，因为奥地利政府在战争开始前将我监禁于要塞，而且手稿也被看守人员认真地检查过。在我被放逐的瑞士，洛桑大学图书馆给了我在那里研究“洛桑学派”(瓦尔拉斯)和老牌经济学家的机会，并探究了边际效用理论的根源。同时在那里我也开始研究英美经济学家。然后，政治活动又使我移居到瑞典，这里的斯德哥尔摩“国王图书馆”以及高等商业学校的专业经济图书馆允许我继续研究最新资产阶级经济学。我被捕后被驱逐到挪威，使我转换到克立斯坦尼亚(奥斯陆的旧称。——译者)诺贝尔学院图书馆，而后，即我到美国后，仍然是在当地的纽约“公共图书馆”比较详细地阅读了美国的经济学文献。
评分书是不错的
评分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不但是个娃娃额前法术反射
评分这就是《食利者政治经济学》的外部“往事”。
评分在京东买书要有些书籍的基本知识，现在的书与古书不同路。书籍的历史和文字、语言、文学、艺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最早可追溯于石、木、陶器、青铜、棕榈树叶、骨、白桦树皮等物上的铭刻。将纸莎草用于写字，对书籍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约在公元前30世纪，埃及纸草书卷的出现，是最早的埃及书籍雏形。纸草书卷比苏美尔、巴比伦、亚述和赫梯人的泥版书更接近于现代书籍的概念。 中国最早的正式书籍，是约在公元前 8世纪前后出现的简策。西晋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这种用竹木做书写材料的“简策”(或“简牍)，在纸发明以前，是中国书籍的主要形式。将竹木削制成狭长的竹片或木片，统称为简，稍宽长方形木片叫“ 方”。若干简编缀在一起叫“策”(册)又称为“简策”，编缀用的皮条或绳子叫“编”。 中国古代典籍，如《尚书》、《诗经》、《春秋左氏传》、《国语》、《史记》以及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近年在山东临沂出土的《孙子兵法》等书，都是用竹木书写而成。后来，人们用缣帛来书写，称之为帛书。《墨子》有“书于帛，镂于金石”的记载。帛书是用特制的丝织品，叫“缯”或“缣”，故“帛书”又称“缣书”。 公元前 2世纪，中国已出现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灞桥纸。东汉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加以改进制成蔡侯纸(公元105)之后，纸张便成为书籍的主要材料，纸的卷轴逐渐代替了竹木书、帛书(缣书)。中国最早发明并实际运用木刻印刷术。公元 7世纪初期，中国已经使用雕刻木版来印刷书籍。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书籍的形式主要是卷轴。公元10世纪，中国出现册叶形式的书籍 ，并且逐步代替卷轴，成为世界各国书籍的共同形式。 公元11世纪40年代，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产生活字印刷术，并逐渐向世界各国传播。东到朝鲜、日本，南到东南亚各国，西经中近东到欧洲各国，促进了书籍的生产和人类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公元14世纪，中国发明套版彩印。15世纪中叶，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活字印刷术加快了书籍的生产进程，为欧洲国家所普遍采用。15～16世纪，制造了一种经济、美观、便于携带的书籍；荷兰的埃尔塞维尔公司印制了袖珍本的书籍。从15～18世纪初，中国编纂、缮写和出版了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性质和丛书性质的出版物── 《永乐大典》、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18世纪末，由于造纸机器的发明，推动了纸的生产，并为印刷技术的机械化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印制插图的平版印刷的出现，为胶版印刷打下基础。19世纪初，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的出现，以及其他印刷机器的发明，大大提高印刷能力，适应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对书籍生产的不断增长的要求。 历史进程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书是在5000年前古埃及人用纸莎草纸所制的书。到公元1世纪时希腊和罗马用动物的皮来记录国家的法律、历史等重要内容，和中国商朝时期的甲骨文一样都是古代书籍的重要形式。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的拷贝都是由手工完成，其成本与人工都相当高。在中世纪时期只有少数的教会、大学、贵族和政府有著书籍的应用。直到15世纪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籍才作为普通老百姓能承受的物品，从而得以广泛的传播。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随著网络的普及书已经摆脱了纸张的局限，电子书又以空间小、便于传播、便于保存等优势，成为未来书的发展趋向。 今天，人们能够了解中国三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状况，知道二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情形，读到优美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切，都有赖于古代的书籍。 中国最早的书籍，出现于商代，是用竹子和木头做的。竹子和木头是常见并容易得到的东西，在造纸和印刷术发明之前，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用毛笔在上面写字。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它们统称为“简”。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如果写错了，就用小刀刮去重写，所以古代把删改文章叫“删削”，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三尺，最短的只有五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编册多用麻绳，也用丝绳（称“丝编”）或皮条（称“韦编”）。古书中提到的“韦编三绝”，说的就是著名思想家孔子，因为经常阅读《易经》，把编简的皮条都磨断了三次。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表示书的数量的“册”字，便是一个象形字，很像绳子把一根根简编连起来的样子。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过写在丝织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书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 ，所以帛书的数量远比竹木简书为少。东汉又出现了纸书，纸书轻便、易于书写，价格比较便宜，深受人们欢迎。以后纸书便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朝，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不但是个娃娃额前法术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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