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 [Autoine Guilland, Modern Germany and Historians,London:Jarrold & Sons,1915]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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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基扬 著，黄艳红 译

图书标签:

• 德国历史
• 近代史
• 历史学
• 历史学家
• 文化史
• 欧洲历史
• 一战前
• 社会史
• 学术著作
• 古兰德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168097

版次：1

商品编码：1007815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历史学的实践丛书

外文名称：Autoine Guilland, Modern Germany and Historians,London:Jarrold & Sons,1915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0-04-01###

编辑推荐

　　《近代德国及其历史学家》一部历史学家的集体传记
　　一个从分散虚弱走向统一强大的民族的精神历程

内容简介

　　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也是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层出不穷的世纪。无论是沉静如水的兰克、还是激情似火的特赖奇克，都在关注自己时代的核心政治主题——民族统一运动。安托万·基扬的作品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们的学术研究、个性特征和表达风格，更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热情（passion）、抱负（ambition）和渴望（aspiration）。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观念上重塑了德意志民族意识，使康德的“旧德国”变成了俾斯麦的“新德国”。
　　然而，这一过程的代价是什么？安托万·基扬以他不安的预言警醒人们：史学工作者在关注现实、运用历史时承担着何种道义责任？历史研究是否能够、如何能够达致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协调？

作者简介

　　安托万·基扬(Antoine Guilland，1861-1938)，师从法国历史学家布列尔·莫诺(Gabriel Monod)，1895-1929年担任瑞士苏黎世邦理工学院(法语)历史学与地理学教授。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在法国，很久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德国历史学家是公正的。但是，我们错了，他们的学问欺骗了我们。
　　——安托万·基扬

目录

译者的话
导论
第一章 先驱者
第一节 尼布尔
第二节 列奥波德·冯·兰克
第二章 特奥多尔·蒙森
第三章 海因里希·冯·聚贝尔
第四章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但是，德国的历史学家们把现实主义政策看作是唯一正当的选择，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真理：人类处境的所有进步都是由以下伟大的思想家们带来的，这些人洞悉世界的矛盾和不幸，他们转向了另一面，设想并向人们证明世界可以更美好、更公正、更幸福。正像阿尔贝·索雷尔说的，我们应将以下思想归功于这样的思想家们：“权利观念来自对不公正的现实的思考，所有有关人类尊严、良知的观念都来自对狂热迷信的混乱状况的思索。”
　　根本上说，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一真理的认识是模糊的，尽管他们有一套历史哲学，但这只是让他们去证明强力和欺骗的合理性，他们总是试图证明，强力与道德价值不可分割，这个世界的盛大戏剧说到底是使得功业更具光辉。再者，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讨论普鲁士的巧取豪夺的合理性的时候，远不是把这归因于利益法则，而是以他们高超的诡辩技巧费尽心机地让他们的同胞逃避对欺诈的谴责。
　　我们必须提防这样一种认识：德国历史学家们对法国大革命的仇恨完全是由这一事件的理想主义特征引起的。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情绪，一些人是因为恐惧，而另外很多人则是出于嫉妒。
　　“我本来很愿意承认法国人的要求是正当的”，安希隆（Ancillon）曾说，“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其他民族中看到由此带来的危险的话”。这是柏克式的呼喊，而所有普鲁士的历史学家也都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是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因为他们钟爱的制度，他们害怕这场革命，这种由恐惧造成的仇恨经常表现在他们身上。
　　在19世纪那个开明的德国，要找出几个真正同情甚至对法国抱有公正看法的人——学者、作家、画家——是件悲哀的工作。也许我们可以指出几个人——如兰克曾认为笛卡儿（Descartes）是“一个深刻而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

前言/序言

《近代欧洲思想史论纲：从启蒙到两次大战的知识图谱》 作者： 约翰·阿什沃思（John Ashworth） 出版社： 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 2022年 --- 内容提要 本书旨在对自启蒙运动晚期至二十世纪中期，横跨近两百年间的欧洲核心思想脉络进行一次宏大而精微的梳理与批判性考察。作者聚焦于三大知识领域——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的兴起，以及形而上学观念的转型——如何共同塑造了现代性的复杂图景，尤其关注这些思想如何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和国际关系中留下的深刻烙印。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现代欧洲的知识体系并非一条平顺的演进之河，而是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矛盾与断裂的复杂场域。启蒙运动所宣扬的理性与进步观念，在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异化、民族主义的激进化，以及最终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现实时，经历了深刻的自我质疑与重塑。 第一部分：理性时代的遗产与局限（约1789-1848） 本部分深入探讨了法国大革命和德意志古典哲学的遗产如何构建了十九世纪初的知识基础。 第一章：启蒙的内在矛盾 作者首先审视了卢梭、康德等思想巨匠的遗产。重点分析了“自由”与“秩序”之间的永恒张力。康德的道德律令与国家义务观，如何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被解释为支持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我们考察了早期对“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构建尝试，以及这种构建如何被新兴的阶级结构所限制和扭曲。 第二章：历史主义的崛起与人类学的转向 本章着重考察了历史意识在十九世纪初的爆发。从赫尔德对民族精神（Volksgeist）的探讨，到黑格尔对绝对精神通过历史实现的宏大叙事，我们分析了历史学如何从编年史转变为一门旨在揭示时代“必然性”的学科。特别指出，历史学的“系统化”倾向为后来的身份政治提供了理论武器。 第二部分：社会科学的建构与意识形态的对立（约1848-1914） 在社会动荡和科学革命的背景下，一系列学科试图以“科学”的方式解释人类社会，从而引发了深刻的意识形态冲突。 第三章：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有机体 本章对比了英国的功利主义传统（边沁、密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功利主义对“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计算，与马克思对阶级冲突和异化劳动批判的考察被放在一起分析。作者认为，这两种理论都试图将社会视为一个可以被量化和操控的“系统”，但目标和方法论截然相反。同时，本章也引入了早期社会有机体理论家（如斯宾塞）的观点，探讨他们如何将生物学模型强加于社会结构之上。 第四章：社会学的诞生与权力的分析 聚焦于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过程。重点分析了涂尔干对社会事实的“物化”处理，以及他试图通过集体意识和道德规范来维系社会团结的努力。随后，本书转向探讨早期关于权力、权威和合法性的讨论，为后续对韦伯的深入分析做铺垫。 第五章：文化的批判与现代性的焦虑 本章探讨了对启蒙理性过度膨胀的反思。尼采对“上帝之死”的宣告及其对虚无主义的预警，构成了对十九世纪末文化自信的根本性挑战。同时，对审美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的分析，包括其对形式的极端关注，如何成为逃避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也被详细剖析。 第三部分：危机、破碎与知识的重构（约1914-1945） 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灾难，更是欧洲知识体系信任的全面崩溃。 第六章：技术理性与战争的逻辑 本书详细分析了技术理性如何渗透到国家机器和军事组织中。一战的残酷性，不再仅仅是传统战争的延续，而是工业化、官僚化和系统化效率的产物。作者考察了早期对技术异化（Technological Alienation）的讨论，并探究了这些讨论如何被战争宣传所压制。 第七章：韦伯的遗产：理性化与非理性 本章深入剖析马克斯·韦伯思想的持久影响，特别是他对“铁笼”（Iron Cage）的描述。韦伯对现代官僚制作为一种最高效的支配形式的分析，揭示了在高度理性的组织结构中，个人意义和道德自由如何被系统性地挤压。我们也将探讨他关于宗教理性（如新教伦理）如何意外地催生了资本主义的悖论。 第八章：心理学的颠覆性影响 弗洛伊德对人类心智的解剖，对传统的自主理性主体观造成了致命一击。本章讨论了潜意识理论如何挑战了启蒙以来关于人类行为的透明假设，以及这种新的认知如何影响了艺术、文学和社会批评的走向。 第九章：战间期的知识流亡与意识形态的激化 本书的收尾部分关注了战间期知识分子的困境。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成员如何开始系统性地反思文化工业和技术理性对民主的威胁；而同时期，各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是斯大林主义）如何利用简化和情感化的历史叙事，构建了对知识分子的强力排斥。我们总结了“科学真理”如何被不同阵营的政治目标所挪用和滥用，最终导致了知识共同体的分裂。 --- 价值与特色 本书的特色在于其跨学科的综合视野。它拒绝将历史学、社会学和哲学视为孤立的研究领域，而是致力于揭示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相互渗透、互相塑造的复杂关系。通过对主要思想家及其理论体系的细致梳理，本书不仅解释了“他们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分析了“他们的思考是如何被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所限制和推动的”。 本书特别关注知识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后果，力求避免纯粹的文本主义解读，而是将思想置于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权力运作的动态框架中进行考察。对于研究现代性危机、知识分子角色以及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读者来说，这是一部不可或缺的导论性参考著作。

评分☆☆☆☆☆

这本书最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它展示了“历史”本身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近代德国的身份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系列被精心挑选和阐释的历史叙事之上的。作者似乎在揭示，这些历史学家们如何运用他们专业的话语权，将零散的事件编织成一个具有必然性和光荣感的民族故事。这不仅仅是关于“发生了什么”，更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记住发生过什么”的斗争。这种对历史建构过程的解剖，让人不禁反思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我们又在用何种“历史学家”的滤镜来观看当下的世界，并预测未来的走向。因此，这本书的意义超越了对德国的研究本身，它成为了一部关于“历史意识形态”的经典范例，提醒我们警惕任何声称拥有绝对解释权的“官方叙事”。

评分☆☆☆☆☆

读完后，我感到作者对于德国思想界内部那些微妙的张力把握得十分到位。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帝国建立前后扮演了关键角色的史学巨匠，他们的著作并非孤立的文本，而是特定社会政治气候的产物。这种解读方式，避免了将历史学家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粹学者形象，而是将他们置于时代洪流之中，审视他们的学术选择如何被权力结构所塑造，或者反过来，如何又在不经意间巩固了既有的权力基础。那种微妙的、难以言说的学者与权力的共谋或抗争的张力，才是阅读此类研究最引人入胜之处。我特别欣赏作者没有采取一概而论的否定态度，而是细致地梳理了不同学派在方法论上的细微差别，这些差别，恰恰折射出德国知识分子对“真理”和“秩序”的不同理解。这本书仿佛提供了一面棱镜，将近代德国复杂的精神风貌，以学术史的脉络清晰地分解开来。

评分☆☆☆☆☆

从文笔来看，这本书展现出一种古典的严谨与克制，这在早期的学术著作中非常常见，但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保持专注力需要一定的耐心。它不追求流畅的叙事节奏，反而更侧重于逻辑的推演和论据的堆砌，这本身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气质的体现。对我而言，这种风格恰恰是对所研究对象——那些沉溺于宏大体系建构的德国学者——的一种风格上的呼应。然而，这种对“体系”的迷恋，是否也限制了作者自身的批判视野？我时常在阅读中思考，作者是否在不自觉中继承了自己批判对象的某些叙事偏好？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既能深刻理解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又能跳脱出来，对其进行冷静的、超越性的审视。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它本身构成了一个有趣的“研究对象”——一个在特定历史时刻对“近代德国”进行学术建构的案例。

评分☆☆☆☆☆

在阅读过程中，我一直在寻找作者的“私货”，即作者对“近代”这一概念本身的立场。毕竟，在1915年提出“近代德国”的学术史，其意图是何等明显？它必然要回应当前正在发生的欧洲大战。我好奇作者是如何处理德国的崛起与这种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冲突之间的关系的。如果作者仅仅将这种学术史视为一种纯粹的知识活动，而完全回避了其政治外溢效应，那么这本书的深度就会大打折扣。我期望看到一种更为辩证的分析：即学术上的精进如何与政治上的激进化相互促进。一本诞生于战争前夜或进行中的历史著作，其叙事结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预设性。我们必须以一种批判性的“后见之明”来阅读它，辨识出那些在当时看来是“客观真理”，但如今看来已然充满时代局限性的论断。这要求读者具备极高的历史敏感度，才能真正品味出这部作品的复杂层次。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和初版信息让人不禁联想起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1915年的伦敦，世界正处于战火的边缘或之中。光是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就已经足够吸引人。我期待它能提供一个不同于传统叙事的视角，尤其是在探讨“近代德国”这一宏大主题时。通常这类著作容易陷入纯粹的政治或军事分析，但作者若能将历史学家群体的思潮变迁、他们如何构建和诠释国家记忆的过程描绘出来，那才真正抓住了“历史学家”这个关键词的精髓。我希望看到的是对普鲁士史学传统的批判性继承，以及这种学术传统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德国民族精神的形成。一个真正的观察者，不应只是记录事实，更要剖析支撑这些事实背后的智识框架是如何搭建起来的。这本书如果能成功地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微观的学术生态联系起来，那么它无疑是一部极具洞察力的作品，超越了简单的历史编年，直抵思想史的核心。它的价值或许不在于提供了“新史料”，而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看史料”的方式。

评分☆☆☆☆☆

德国是现代历史科学的发源地，本书研究的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中最为知名的代表：两位先行者，尼布尔和兰克，他们为后来者奠定了方法，开辟了道路；然后是1848那一代的两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蒙森和海因里希·冯·聚贝尔；最后是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本书是19世纪德国史学的概览，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史学史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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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看了，还是喜欢，觉得还是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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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价廉，网购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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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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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也是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层出不穷的世纪。无论是沉静如水的兰克、还是激情似火的特赖奇克，都在关注自己时代的核心政治主题——民族统一运动。安托万·基扬的作品不仅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德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们的学术研究、个性特征和表达风格，更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热情（passion）、抱负和渴望（aspiration）。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研究从观念上重塑了德意志民族意识，使康德的“旧德国”变成了俾斯麦的“新德国”。然而，这一过程的代价是什么？安托万·基扬以他不安的预言警醒人们：史学工作者在关注现实、运用历史时承担着何种道义责任？历史研究是否能够、如何能够达致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协调？安托万·基扬(Antoine Guilland，1861-1938)，师从法国历史学家布列尔·莫诺(Gabriel Monod)，1895-1929年担任瑞士苏黎世邦理工学院(法语)历史学与地理学教授。在法国，很久以来，我们一直以为德国历史学家是公正的。但是，我们错了，他们的学问欺骗了我们。 ——安托万·基扬根本上说，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一真理的认识是模糊的，尽管他们有一套历史哲学，但这只是让他们去证明强力和欺骗的合理性，他们总是试图证明，强力与道德价值不可分割，这个世界的盛大戏剧说到底是使得功业更具光辉。再者，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讨论普鲁士的巧取豪夺的合理性的时候，远不是把这归因于利益法则，而是以他们高超的诡辩技巧费尽心机地让他们的同胞逃避对欺诈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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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俾斯麦的“新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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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核心政治主题——民族统一运动。安托万·基扬的作品不仅生动地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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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19世纪也是各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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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如何能够达致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