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当《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际,主编杨德山同志要我为它写一篇“总序”。在获悉“译丛”的编译宗旨及总体构想后,我深信,它的出版对于我国的政党理论研究和政治体制改革实践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套译丛的出版,表明主编和出版社是很有眼力和见地的。
内页插图
目录
答谢词
第一章 美国政治中的中介组织
第一节 政治的和管理的环境
第二节 政党的定义和研究政党的方法
一、政党的定义
(一)入党的方法
(二)政党的目标
二、研究政党
政党的组成
第三节 政党的作用系统的功能
(一)支持民主
(二)管理冲突和促成冲突
(三)改善权力的分配
(四)监控“游戏规则”
(五)增加选民
(六)征募和训练候选人
(七)增强竞选运动和通知投票人
第四节 党组织和与它们竞争的中介组织
一、利益集团的挑战
二、以候选人为中心的组织
三、媒体
四、顾问
第五节 政党的使命结束了吗?
一、政党功能的衰微
二、执政党的衰落
三、选民中政党的消退
四、党组织的衰微
第六节 政党会迎来一个新时代吗?
第七节 技术所扮演的角色
第八节 结论
第二章 美国政党制度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节 1770-1824年:美国政党制度的第一阶段
第二节 1824-1860年:美国政党制度的第二阶段
第三节 1860-1896年:美国政党制度的第三阶段
第四节 1896-1932年:美国政党制度的第四阶段
第五节 1932-:美国政党制度的第五阶段
第六节 政党已经死亡,或者有一个新的政党制度诞生了?
一、选民中的政党
二、执政党
三、竞选运动中的政党
四、党组织
五、一个新的政党时代
第七节 美国政党的法律环境
一、保证公正的选举
(一)投票的机制
(二)确认投票人的适格性
二、确定候选人
三、控制党组织
组织上的结构和行动
第八节 政治环境
一、两党制
(一)结构上的理论
(二)投票人的本质
(三)不太直接的原因
二、历史上的反常:第三党和一党地区
(一)第三党
(二)一党地区
第九节 社会的和技术的环境
一、社会性的结构
(一)社会性的承诺
(二)社会性的参与
(三)社会性的态度
二、技术的环境
第三章 作为组织的政党
第一节 组织的资源
一、人力资源
(一)政党活动的代价
(二)自愿者
(三)领薪的党务工作者
二、物质资源
(一)筹集资金
(二)政党可能得到的物质资源的总量
三、非物质资源
(一)政党支持者的本质
(二)政党形象
第二节 政党结构
一、地方政党
政党机器
二、州的党组织
三、国家的政党
(一)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委员会
(二)国会竞选运动委员会
第三节 政党活动的层次
第四节 组织上的变化和政党层次之间的关系
一、政党的非集权化的传统
二、政党国家化的路途
(一)民主党:规则的国家化
(二)共和党:通过服务实现国家化
……
第四章 政党和候选人提名
第五章 投票人:政党意欲影响的目标
第六章 政治的竞选运动:最终的考验
第七章 执政党
第八章 技术年代政党的未来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代表制的民主对公民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不过,无一例外都具有某些共性。认识到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居民,能够,或者愿望,主动地参与政治,代表民主制就体现了一种劳动的分工。一组相对少的个人被选举出来代表其他的公民。为使选举具有意义,就必需确定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领域,为投票人提供一些候选人,为投票人做出判断提供足够的信息,使相当一部分投票人参加投票,保证获得多数票的候选人成为胜利者。这些步骤都不会自然发生,大多数的条件——从确定问题,招募候选人,通知选民,到通知投票人和确保公正的选举——都由政府之外的组织更好地处理着。给予现存的官员队伍选择其继承人程序上排他的控制权,会增加欺骗的潜在性,减少变更领导集体的可能性。
代表制的政府并不仅仅停留于投票箱。选举之后重要的是,保证被选举的和被指定的官员仍然对选民们负责,保证他们有办法制造政策制定的联盟,来实现公民们的优先选择。在选举之间对公民的需求做出回应极为重要,尤其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在这里,选举是在一般性的基础上竞争,而政策又在特别的标准上制定和执行。例如,1974年能源危机时为了节省汽油,规定了55英里每小时的速度限制,这导致了十多年的公民反应。
前言/序言
当《当代西方政党研究译丛》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际,主编杨德山同志要我为它写一篇“总序”。在获悉“译丛”的编译宗旨及总体构想后,我深信,它的出版对于我国的政党理论研究和政治体制改革实践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套译丛的出版,表明主编和出版社是很有眼力和见地的。
顾名思义,“西方政党”就是除了我国之外的其他欧美国家的政党,其涵盖面是相当宽泛的。显然,“译丛”的编者有意构筑一个宽大的平台,以便为读者提供尽可能丰富多彩的译著,这自然是明智之举。然而,鉴于欧美政党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当今世界政党研究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列入本译丛的第一批名著是5位西方政治学家(即: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利昂·爱泼斯坦[Leon Epstein]和史蒂芬·弗兰泽奇[StephenFYantzich])的著作,因而这个“总序”,在顾及“西方政党”总体情况的前提下,将着重探讨欧美政党发展和政党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首先,让我们放眼世界,综观当今国外政党的概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90%的国家有政党,其余的国家尚无政党。
《技术浪潮下的政治变革:重塑权力格局的时代叙事》 第一章:数字原住民的崛起与政治参与的转型 “技术年代”并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深刻影响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实。尤为显著的是,它正在重塑政治参与的形态,尤其是在那些被戏称为“数字原住民”的年轻一代身上。他们伴随互联网、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长大,对信息获取、交流互动以及社会动员的方式有着与前辈截然不同的理解和实践。 数字原住民的政治参与,首先体现在他们对传统政治渠道的疏离与创新。传统的游说、集会、政治捐款等方式,在他们看来,效率低下且缺乏直接的互动性。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更倾向于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如Twitter、Instagram、TikTok等,来表达观点、形成社群、组织线上线下活动。这些平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政治信息的传播速度呈指数级增长,也降低了参与政治的门槛。一句精心设计的口号,一个引人注目的视频,一段充满激情的文字,都可能迅速引发广泛的讨论和响应,甚至促成大规模的线下行动。 这种参与的转型,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它为公民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 marginalized 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一些长期被忽视的议题也因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例如,气候变化、社会公正、性别平等等议题,往往通过网络上的集体讨论和动员,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并向政治决策者施压。社交媒体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意见晴雨表”,也成为了动员和组织抗议、请愿、甚至直接政治行动的重要工具。 另一方面,这种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参与模式也带来了新的困境。信息的真假辨别变得更加困难,虚假信息和“后真相”现象的蔓延,为政治的理性讨论和共识的形成设置了障碍。算法推荐机制可能导致信息茧房的形成,加剧社会群体的隔阂和对立。此外,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负面现象,也可能对参与者的积极性造成打击,甚至威胁到个人的安全。 更深层次而言,数字原住民的政治参与方式,正在挑战传统的权力结构和政治议程设置。他们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们通过自身的网络影响力,能够直接挑战主流媒体的叙事,甚至绕过传统政治精英,直接与大众对话。这种“由下而上”的政治力量,迫使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必须重新审视他们的沟通策略和组织模式,以适应这一新的政治生态。 “技术年代”的政治参与,意味着政治不再是精英的专属领域,而是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发声的公共空间。理解数字原住民的崛起及其政治参与的转型,是洞察未来政治格局的关键。这不仅仅是技术工具的改变,更是政治文化、政治动员方式以及权力运作逻辑的深刻变革。 第二章:信息洪流下的意识形态重塑与政治极化 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改变着信息的传播方式,这股强大的信息洪流不仅冲击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在深刻地重塑着意识形态的形成和演变,并直接催生了令人担忧的政治极化现象。 在“技术年代”到来之前,信息传播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媒体,如报纸、电视、广播等。这些媒体虽然也存在一定的立场和倾向,但其信息生产和传播相对集中,编辑和内容审核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信息的质量和可信度。然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彻底打破了这种格局。信息不再是单向的、由少数精英传播的,而是呈现出多源、碎片化、即时化、互动化的特点。 这种变化对意识形态的形成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首先,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使得个体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理论上这应该能够促进更全面的认知和更理性的判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算法推荐机制和社交媒体的传播逻辑,却往往将用户推向符合其已有观点的信息,形成了所谓的“信息茧房”或“回声室效应”。在这种环境下,个体的信息摄入被过滤和强化,原有的观点被不断印证,而相反的观点则被屏蔽或边缘化。久而久之,个体的认知边界被不断压缩,思维方式也变得愈发狭隘。 其次,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如情绪化表达、简化叙事、以及对眼球效应的追求,极大地助长了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在信息传播过程中,那些能够引发强烈情绪反应的内容,无论是愤怒、恐惧还是兴奋,更容易获得传播的动力。这使得政治议题的讨论往往脱离了理性的分析和复杂的论证,而被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立。极端化的言论和观点,通过网络空间的放大效应,变得更加醒目和具有影响力,从而吸引了更多持相似观点的个体,进一步巩固了群体内部的认同,并对外部群体产生了强烈的排斥。 这种意识形态的重塑,直接导致了政治极化的加剧。政治极化指的是,社会在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日益扩大,温和派的声音被边缘化,左右两翼的立场越来越尖锐,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敌意和不信任感不断加深。在“技术年代”,这种极化尤为显著。社交媒体成为了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政治团体和个人利用平台传播有利于自身意识形态的内容,攻击对手,并积极进行意识形态的“战术性”传播。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网络评论、分享或转发,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微小节点,最终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极化,往往伴随着对事实的漠视和对科学的怀疑。当个体完全沉浸在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信息宇宙”中时,他们对与之相悖的证据和事实会产生天然的抵触。所谓的“伪科学”、“阴谋论”等,也更容易在特定意识形态群体中找到土壤,并获得传播的动力。这不仅阻碍了社会对复杂问题的理性认知和有效解决,也严重侵蚀了社会共识的基础。 “技术年代”的信息洪流,虽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获取便利,但也成为了意识形态重塑和政治极化的催化剂。理解这种信息传播模式如何影响我们的认知,如何塑造我们的政治观念,以及如何加剧社会的分裂,是应对当前政治挑战的关键。这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关于人类认知、社会结构以及民主治理模式的深刻反思。 第三章:算法治理的崛起与政治权力的新边界 在“技术年代”,算法不再仅仅是代码和数据,它们已经悄然渗透到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形成了所谓的“算法治理”。这种新的治理模式,不仅改变了政治决策的流程和方式,更在重塑政治权力的边界,引发了关于透明度、问责制以及公民权利的新一轮讨论。 算法治理的核心在于,利用复杂的算法模型,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来识别模式、预测趋势、优化决策,甚至直接执行某些治理任务。例如,在城市管理中,算法可以用于交通流量优化、犯罪风险预测、公共资源分配等;在经济领域,算法可以用于市场监管、金融风险控制;在政治传播中,算法则负责内容推荐、舆情分析、甚至辅助选举策略的制定。 算法治理的吸引力在于其“效率”和“客观性”的承诺。理论上,算法能够处理比人类更庞大的信息量,做出更快速、更一致的判断,并且不受个人情感、偏见或利益驱动的影响。这使得一些人相信,算法治理能够减少人为错误,提高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甚至能够实现某种形式的“技术乌托邦”。 然而,算法治理的崛起也带来了深刻的权力重塑和新的伦理挑战。首先,算法本身并非天然“客观”的,它们是人类设计和编码的产物,不可避免地会包含设计者的价值观、偏见甚至隐含的歧视。例如,用于预测犯罪风险的算法,如果基于历史数据训练,可能会因为历史上的不公和歧视,而对特定族裔或社区产生系统性的偏见,从而导致不公平的执法和资源分配。这种“算法歧视”是算法治理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其次,算法的“黑箱”特性,即其内部决策过程难以被普通人理解和解释,极大地挑战了政治权力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当重要的公共决策由算法做出时,公众如何了解其依据?当算法出错导致不良后果时,谁应该为此负责?是算法的设计者?是使用算法的政府部门?还是算法本身?这种责任的模糊性,为政治问责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此外,算法治理正在悄然改变政治权力的边界。那些掌握算法技术和数据资源的公司或机构,实际上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它们能够通过算法操纵信息的传播,影响公众的认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治议程。例如,大型科技公司通过其平台算法,决定用户看到什么信息,从而间接影响了政治讨论的走向和选举结果。这种“技术巨头”的权力,是否应该受到限制?它们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又应该如何界定? 更进一步,算法治理可能导致“算法集权”的风险。当越来越多的权力被委托给算法,决策过程变得更加自动化和去人化,传统的民主参与和监督机制可能面临失效的风险。公民如何监督算法的运行?如何参与算法的制定和评估?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技术年代”的算法治理,是政治权力运作方式的一次深刻变革。它既带来了提升治理效率的潜力,也潜藏着加剧不公、侵蚀民主的风险。理解算法治理的本质,审视其对政治权力边界的影响,并积极探索建立有效的监管和问责机制,是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公共利益、维护民主价值的关键。这不仅是对技术本身的挑战,更是对我们如何构建未来社会治理模式的深刻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