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此前我见过的剪纸大都朴实厚重,极具乡土味儿,头一次见到这种剪纸,很小的尺寸,清新灵透;尤其阳刻的线条,简洁又精细,婉转自如,充溢着流畅的美。于是,这小小的剪纸车间常常吸引我伸头探脑地去看,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曾经驰名于津门的进宝斋的花样。顾名思义,进宝斋的剪纸主要不是那种时令风俗之物,虽亦有窗花、吊钱之类,但其强项是专门供给妇女衣装鞋履绣花的底样。由于天津是大城市,市井社会强大,妇女对绣花的花样需求甚巨。昔时的衣花,除去夹额和蓝印之外,再没有其它印花手段。所以人们从身上的衣装到日甩的织物一如鞋帽、衣裙、巾带、手帕、肚兜,乃至枕顶、瓶口、鞭掖、扇套、腰串、荷包、门帘、
轴水等一上边的花饰,全部依靠手绣。千姿万态的花样就全依仗着剪纸艺人的不断翻新了。
内容简介
《消逝的花样:进宝斋伊德元剪纸》将所搜集到的进宝斋花样(伊德元剪纸)选精摘萃,分类编集,同时配以当时津城妇女旧影以及各类绣件的实物图片,将遗存的绣品与当年的剪纸花样相互对照起来,以呈现出历史的面貌,并使《消逝的花样:进宝斋伊德元剪纸》具有生动的历史感。《消逝的花样:进宝斋伊德元剪纸》还辑录几篇史料性文章,都是“进宝斋时代”的亲身经历者的历史写实。作者皆为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其资料价值十分珍贵与难得。
内页插图
目录
执意的打捞(代序)
壹 忆进宝斋的花样
贰 老城里的特种手工艺
叁 图版
01 清末民初天津妇女的装束
02 清末民初天津妇女服装各绣花部位图示
03 绣品与绣样
04 工具
05 从剪纸到绣花的工序
肆 追寻飞去的大鸟
附录 津门剪纸旧闻
后记
前言/序言
对进宝斋花样的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我所从事的摹制古画的工作被视作“旧文化”而遭到制止,-度到一家工艺厂做美术设计。那家工厂里都是60年代“公私合营”中兼并进来的各类手工作坊。一些小作坊到了工厂里就成了一个个小小的生产车间,其中位于南楼二层上的“剪纸车间”引起我的兴趣。一间方方正正的小屋里,四五个人,多是中年妇女,围在一张桌案上操作。我们通常说的剪纸并不是全用剪刀来剪,也使刀来刻。这里的剪纸就是一种刻纸。薄薄一叠纸固定在一个小蜡盘上,任由手中细长的尖头小刀转来转去,花儿、草儿、虫儿、人儿随即就神气活现被雕刻出来。此前我见过的剪纸大都朴实厚重,极具乡土味儿,头一次见到这种剪纸,很小的尺寸,清新灵透;尤其阳刻的线条,简洁又精细,婉转自如,充溢着流畅的美。于是,这小小的剪纸车间常常吸引我伸头探脑地去看。直到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曾经驰名于津门的进宝斋的花样(一称伊德元剪纸)。然而,我在这工厂里只工作了几个月。由于打球膝部受伤,继而又埋头写小说,便离开这家工厂,遂与美妙又神奇的伊德元剪纸分手作别,手里却没留下一张这种剪纸。
80年代,一位与我同样热爱津门民间艺术的挚友崔锦先生,送给我一本小书。书不重要,重要的是夹在书页中的十几张剪纸。崔锦郑重地告诉我:“这是进宝斋伊德元刻的。”崔锦是书画鉴赏名家。无论从他说话的口气里,还是在那些夹在书页中平整而发黄的剪纸上,都叫我感受到一种古老的文化气息。一时,我还想去十多年前工作过的那个工厂,寻访一下当年进宝斋中出名的剪纸艺人伊德元,捕捉这_过往的民间艺术的踪影。然而,我那时身在文坛热辣辣的漩涡里。80年代是文学的时代。我被数不清的文坛的事件包括我自己扰起的事件缠绕其中,以致拿不出一点时间去顾及这种剪纸了。但伊氏手中种种剪刻的形象与图案,却如同小精灵般留在我的心里。
直到本世纪初,我投入民间文化的全面抢救,进宝斋剪纸才站到我的面前。可是再去打听那个工厂的剪纸车间,却早已解散。伊德元先生也早在1971年就辞世了。待知此情,大有人亡歌息和人去楼空之感,尤其是那家工厂竞没有留存一件伊德元的剪纸。历史有时有情,有时绝情,有时匆匆离去,不留下一点点可以让人依恋的凭借。
然而,我写过这样一句话:“什么是缘份?就是在你苦苦寻找它时,它一定也苦苦寻找你。”
一天,一个年轻的朋友送我一包剪纸。没想到居然是进宝斋的作品,竟有数百幅之多!这位朋友是有心人,曾为收集进宝斋伊德元剪纸下过很大功夫。不单各类花样一应俱全,有些称得上是伊氏的精品力作。特别珍贵的是,还有一些进宝斋的艺人们当年的手稿画样,以及贴在绣片上尚未动手来绣的剪纸,从中可以看到当年妇女绣花的工艺程序。这些至少百年以上的藏品,有的旧黯发黄,有的历久弥新。它们的出现,好像是伊氏不甘心消匿于历史而跑来求助于我们了。
伊德元剪纸源自天津东城内文庙附近一家不大的剪纸铺,店主王进福,店名叫“进宝斋花样铺”。顾名思义,“进宝斋”的剪纸主要不是那种时令风俗之物,虽亦有窗花、吊钱之类,但其强项是专门供给妇女衣装鞋履绣花的底样。由于天津是大城市,市井社会强大,妇女对绣花的花样需求甚巨。昔时的衣花,除去夹缬和蓝印之外,再没有其它印花手段。所以人们从身上的衣装到日用的织物(如鞋帽、衣裙、巾带、手帕、肚兜,乃至枕顶、瓶口、鞭掖、扇套、腰串、荷包、门帘、轴水等)上边的花饰,全部依靠手绣。千姿万态的花样就全依仗着剪纸艺人的不断翻新了。
伊德元,河北保定涞水人。早年入进宝斋随师学艺,学成后兑下师傅的店铺,店名依然沿用进宝斋。风格技艺上师承老店古风,也有个人的创造。
由于进宝斋的剪纸主要供绣花使用,所以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民俗剪纸。无论在材料、构图、结构、选材、造型还是刀法,都要适合于衣物的装饰与刺绣工艺。首先是多用素白的宣纸,以便贴在有色的衣料上,只有用在浅色衣料的花样才用有色剪纸,这样易于分辨,便于刺绣;其次这种剪纸必须与绣品是1:1原大,所以尺寸很小,有的小如花生,但十分精致,当今看来,张张都是艺术品。在题材上,除去象征多子多福的胖娃娃,很少有历史故事和神话人物,一般多是惹人喜爱的花鸟鱼虫和吉祥图案。在构图上,讲究有姿有态,疏密有致,以求近看精美,远看明快,这也都是服饰的需要。天津是大都市,服饰图案崇尚雅致,这种城市审美便是伊德元地域风格的成因。伊德元本人天性灵巧,颇多情趣,他剪刻的形象清新灵透,意趣盈然,颇受市井大众尤其是妇女的喜爱。在刀法上,为方便刺绣,从不使用各地剪纸常用的“锯齿”和“月牙”纹,而是自创一种十分细小的镂空的纹孔,用来刻画形象生动的细节。伊德元还善于使用连结各部分的“阳线”,独出心裁地把这种功能性的线条,变成优美流畅、婉转自如的装饰性的曲线,使画面具有特殊的、生动的美感,绣在衣服上便分外优美和爽眼。伊氏的剪纸具有天津这种大城市的气质,崇尚丰富又追求雅致,特色十分鲜明,市井中人亲切地称之为“伊德元剪纸”。他的绣样还传入京城,对老北京扎花产生深远影响。
应该说,伊德元剪纸是我国剪纸遗产中一枝独特的花朵。
因之,我把它列入“中国民间美术遗产保护与研究中心”的抢救项目之一。经过中心研究人员长达半年时间努力地搜索、调查和挖掘,其现状却令人悲观。由于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家庭化的妇女绣花已然消失,作为绣样的伊德元剪纸也随之消失。虽然上世纪中叶,有人曾试图变其功能,将其绣样改为工艺品,但终因未有强劲的市场支持而很快走向衰亡;现今伊氏的后代中已无人传承其艺,没有传人的民间艺术自然就中断了。
更遗憾的是,伊德元的妹妹原是伊氏剪纸的最后一位艺人,但在此次调查前的两年也辞世而去。倘若我们动手调查早两年,许多珍贵资料便可保存下来。如今在书中一些文章提到的端午中秋的伊德元剪纸世间何处能见?而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脆弱的,因人而在也因人而去。一旦失去,顷刻间烟消云散,连口述史调查都没有对象了。
姚惜云先生所说的伊德元独有的刻纸刀法——筑,显然已经世无人知,化有为无。
由于社会转型太快,转瞬伊德元剪纸快要消失在地平线之下了。多年来,我国出版的各类历史剪纸资料中,从来未见伊德元剪纸的踪影。如果再不对它伸以援手,恐怕要从此绝迹于世了。
于是,我们要做的是一种执意的打捞,即寻找有关伊德元的一切尚存的有价值的资料。哪怕是文字性的只言片语,一帧旧照或三两页材料,全要收罗到手。我们几乎是踏破铁鞋,把残存于世的零星的史证一点点聚敛起来。于是,这宗几乎消失的宝贵的遗产便重新有模有样了。
本书将所搜集到的进宝斋花样(伊德元剪纸)选精摘苹,分类编集,同时配以当时津城妇女旧影以及各类绣件的实物图片,将遗存的绣品与当年的剪纸花样相互对照起来,以呈现出历史的面貌,并使本书具有生动的历史感。
本书还辑录几篇史料性文章,都是“进宝斋时代”的亲身经历者的历史写实。作者皆为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其资料价值十分珍贵与难得。
我们这项工作很像打捞一艘沉船。不是救生,而是打捞。救生是抢救生命,打捞则是打捞遗物。但打捞也是一种抢救,是最后的抢救。
我们热爱前人留下的每一份遗产,我们的工作则是尽自己的全力去抢救、去打捞。因为我们知道,为了历史就是为了未来。
是为序。
《江汉遗韵:荆楚地域传统戏曲的流变与重构》 内容提要: 本书聚焦于中国传统文化版图中至关重要的荆楚之地,深入探究了以汉剧、楚剧、花鼓戏等为代表的地域性戏曲艺术,自清代中叶萌芽,历经晚清的繁盛、民国时期的转型与革新,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体制化发展与当代面临的挑战与传承之路。全书以宏大的历史视野和细致的田野调查为支撑,将戏曲艺术的本体研究(声腔、科介、面谱、服饰)与社会文化史、地域经济变迁紧密结合,力求描摹出一部立体的、充满生命力的“江汉戏曲史”。 第一章:荆楚之地的文化土壤与戏曲的滥觞(清中叶至道光年间) 本章首先勾勒出清代中叶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湖北、湖南部分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民间信仰体系。戏曲艺术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需求与物质基础。我们探讨了民间“打醮”、“庆典”中的说唱艺术如何逐步向舞台化、程式化的方向发展。 重点分析了早期民间俗曲、山歌与外来声腔(如徽班、弋阳腔)在荆楚腹地发生初次“混杂”与“内化”的过程。“花部”的兴起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地方文人与民间艺人共同协商的结果。早期汉调(汉戏的前身)的雏形,其音乐语言的粗犷与叙事方式的直白,深受当地码头文化与漕运经济的影响。本章通过对现存最早的戏本残卷、地方志中关于“戏班”的零星记载,推断出初期班社的组织形式、巡演范围以及其在士绅与平民阶层中的不同接受程度。特别指出,早期戏曲内容多为劝善惩恶、忠孝节义,具有强烈的教化功能,与当地儒家文化渗透力密切相关。 第二章:声腔的定型与班社的成熟(晚清至辛亥革命前后) 晚清时期,随着商业市镇的繁荣,戏班的经济基础得以夯实,戏曲艺术开始进入专业化、程式化的成熟阶段。本章深入剖析了汉剧的“腔骨”的奠定。我们细致比对了早期汉剧的“正宫调”、“西皮”、“二黄”等腔体的分化与融合,特别是其与徽班“徽汉合流”后的化学反应。这并非简单的腔调嫁接,而是荆楚地方音韵对中原声腔进行“去尖锐化”和“增醇厚感”的改造过程。 通过考察武汉、长沙、安庆等码头城市的戏园子(如九如堂、大观楼)的经营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戏班的“行帮化”趋势。本章详细介绍了老生、小生、花旦、武净等主要行当在这一时期的脸谱简化与身段规范。特别关注了京剧的强势输入对汉剧带来的冲击,以及汉剧如何通过“反求诸己”,进一步挖掘自身声腔的潜力,以区别于“国剧”。这一阶段的戏曲,不仅是娱乐,更是地方精英阶层彰显文化品味的场所。 第三章:民国时期的转型、革新与地方分化(1912年—1949年) 民国时期,社会结构剧变,戏曲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机遇。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使得传统戏曲必须进行“现代化”的审视。 A. 楚剧的崛起与“平民化”: 在湖北的乡村与中小城镇,以花鼓戏为母体的楚剧开始大量吸收汉剧和地方民歌的元素,形成了其特有的、更具生活气息的“板式灵活、道白口语化”的风格。本章通过对比汉剧的“贵族化”倾向与楚剧的“平民化”努力,阐述了地域戏曲的生态位竞争。 B. 戏曲教育与“新剧”的碰撞: 探讨了民国时期戏曲学校的建立(如湖北戏曲学校的早期尝试)对传统师徒制教育模式的冲击。同时,分析了“新剧”(话剧)对戏曲叙事结构、舞台布景、灯光运用带来的启发与反作用力。一些戏曲改革家试图在保留核心声腔的基础上,增加舞台写实性,但往往在保持“韵味”与追求“进步”之间产生巨大张力。 C. 戏班的经济困境与艺人生活: 详述了军阀混战、经济萧条对戏班的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艺人地位的边缘化,以及戏班为求生存而进行的商业化运作(如与电影公司的合作、拍摄默片等)成为常态。 第四章:制度化构建与艺术的再塑(1949年—1970年代初)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艺术被纳入国家文化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本章详细考察了戏曲的“国家化”进程。 A. 院团体制的建立: 分析了省级、市级戏曲院团的组建过程,这极大地改善了艺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也伴随着创作自由的收紧。戏曲的专业化训练体系开始形成,强调规范性与政治方向性。 B. 经典剧目的“定本”与“挖掘整理”: 详述了在“十七年”时期,国家主导下对传统剧目进行的“清洗”与“重写”。这一过程旨在去除封建糟粕、强化正面主题。例如,对汉剧经典《白蛇传》的改编,如何体现了时代精神。同时,重点关注了对地方“花鼓戏”的抢救性挖掘,使其声腔和剧目得以保留和推广。 C. 现代戏的试验与融合: 探讨了以反映工业生产、农村合作化为主题的“现代戏”对传统戏曲结构(如段落划分、角色塑造)的颠覆性尝试,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戏曲本体性”的争论。 第五章:曲折中的坚守与当代的传承困境(1970年代中期至今) 本章分析了戏曲艺术在后文革时期至当代的复杂处境。 A. 艺术的复苏与风格的回归: 改革开放后,一度被压抑的地域传统声腔和表现手法得以重新释放。探讨了老一辈艺术家的“返璞归真”与中青年一代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实践。 B. 市场化冲击与观众群体的变迁: 电视、互联网媒体的普及对传统戏曲构成了致命的挑战。本章侧重于分析当代荆楚戏曲面临的“青年观众流失”、“演员断层”、“演出市场萎缩”等结构性问题。 C. 数字化抢救与文化自觉: 考察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各地采取的抢救性记录、数字化存档工作,以及高校在戏曲人才培养中扮演的新角色。结论部分将探讨,在强调“文化自信”的今天,如何使这些古老的艺术形式在保持其地域独有“韵味”的同时,找到与当代审美相适应的表达方式,实现“活态传承”。 本书旨在为研究中国地方戏曲艺术史、社会文化史的学者提供一份详尽而深入的文本,同时也为热爱传统文化的普通读者提供一扇了解江汉戏曲艺术生命力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