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配光盘）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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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美] 艾恺 著，[美] 艾恺 译

图书标签:

• 梁漱溟
• 文化反思
• 中国思想史
• 口述历史
• 近现代史
• 哲学
• 社会学
• 文化研究
• 历史
• 传记

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ISBN：9787513504515

版次：1

商品编码：10403672

品牌：外研社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0-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26

编辑推荐

《这个世界会好吗》之姐妹篇，梁漱溟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访谈二十余年后首次面世！
梁漱溟先生畅谈民国风云，自述行止交游，解密与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陈独秀、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章士钊、胡适、蒋介石、冯玉祥等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交往轶事。

内容简介

《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梁漱溟老先生晚年与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的对话实录，也是最早全面研究梁漱溟的美国教授艾恺与梁漱溟访谈的实录，梁漱溟老先生畅叙平生，艾恺教授如实纪录，全不加修饰，极具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

梁漱溟老先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東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粱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费孝通

“我对梁漱溟非常佩服，有骨气。我佩服的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
——季羡林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最具特色的学者与知识分子。他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极具风骨；不尚空谈，而且能身体力行。这本《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是最早全面研究梁漱溟的美国教授艾恺与梁漱溟访谈的实录，粱老畅叙平生，艾兄如实记录，全不加修饰，极具史料价值，谨此推荐，读者不可错过。”
——汪荣祖

“梁先生有些类似于甘地这样的圣者，通过自己的不断奔走感化大地，于改造人生与社会中践履一己的感悟。实际上，梁先生自己就曾不止一次说过，儒家孔门之学，返躬修己之学也。”
——许章润

目录

“演戏也是一种有教育意义的事儿”
我做司法总长机要秘书的时候
谈佛论哲：任教北大的前前后后
总角之交：与张申府为友的七十余年
“延安欢迎我去”：跟毛主席正式见面
少年意气：参加同盟会地下工作
他不是一个能够为苦难的局面尽心尽力的人
我眼中的章士钊
与毛主席的阶级观辩论
亲历“五四”：“我没有一种很激昂的情绪”
结识梁启超：“我们父子都崇拜梁任公”
“别忘了你是陶行知的学生”
李大钊是个看似温和实则激烈的人
同盟会往事：刺杀良弼、袁世凯
退居桂林：民主同盟成立前后
东北之行：高岗印象
心不离乎其身而有创造：卫西琴的教育实践
北游所见：与阎锡山的结识和交往
回忆毛主席的中医岳大夫
哲学家轶事：章太炎、贺麟、金岳霖琐忆
民主同盟对和平的贡献
毛主席建议我参观、比较新老解放区
骄兵必败：蒋介石逼人太甚
访日随感：日本的乡村工作和日本人的宗教观
乡村建设与县政实验
途经四川：主张改良征兵制
香港夹缝中：办《光明报》的曲折经历
从香港到桂林；战时杂忆
话邹平“朝话”

精彩书摘

艾（下略）：您当时对京戏也很感兴趣吧？呵呵，我知道，您说北京人都喜欢。
梁（下略）：我那时候啊，我这个人哪，——北京话叫做“别扭”。我父亲、我母亲、我哥哥，他们都爱听戏。我就说你们爱听戏，我偏不听戏，呵呵。那年说这话的时候也都有20岁。后来到24岁那年，从前叫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六年北京的政局有个新局面。怎么说有个新局面呢？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没做成，之所以没做成的缘故是西南反对他。西南——在云南不是有一位将军叫蔡锷，有唐继尧，有广西的陆荣廷，他们都反对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的部下也有一个很正派的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叫做段祺瑞。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就把原来国家的制度改了。国家的制度原来在总统之下有国务院，国务院有国务总理。袁世凯想做皇帝，他就把它改了，不要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一个政事堂，他就是总揽大权在总统，不愿意另外要什么国务院、国务总理。段祺瑞反对这个事儿，但是那时候在袁世凯政府里头，他也不是国务总理，他是陆军总长，实际上军事大权由他掌着。所以旁人捧袁世凯做皇帝，他却公开地反对。
公开反对反对不了，大伙儿还是都捧袁世凯做皇帝，他就辞职——我不做官了——他不做陆军总长了，他退隐了，北京有西山，退隐到西山 上，闲住起来。他自己称病，辞职啊，辞那个陆军总长，就说我有病。袁世凯也无可奈何，他一定要辞职，要不干，也无可奈何。这样对他们北洋军人倒留下了一个生机，就是袁世凯死了，袁世凯是总统，副总统是黎元洪。按照宪法，应当由副总统接任总统，该是黎元洪出来了。黎元洪就把段祺瑞找来了，让段祺瑞做国务总理，就把原来袁世凯的政事堂那套东西废除了。黎元洪当总统，段祺瑞是国务总理，恢复了国务院。这时候南方反袁的觉得他们这样做合法，合乎原来的民国宪法，就承认他们，组织南北统一内阁，组织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一方面有北方的，另一方面也有西南反袁的，就叫南北统一内阁。这个时候按旧的说法叫民国六年（1917年），南方就推出人来参加北京的南北统一内阁，参加的人是云南的，西南方面的，是云南的张耀曾，他刚好是我母亲的一个弟弟，不是亲弟弟，一家的弟弟，我管他叫锫舅，他的号叫张镕西。他就出来担任南北统一内阁的司法总长。他平素就喜欢我，叫我给他当秘书。
他人那个时候已经在北京了吗？
他从云南来呀。
从云南来的，他本来不是在北京的。
在袁世凯还没有称帝的时候，他在北京大学做法学教授。他是留日的，在日本学法学的，反袁的时候就到云南去了。他本来是云南人。
他不但是在北京长大的，也是在您家……
是我们家的亲戚啊，我母亲的堂弟。
他在北京教书的时候，在去云南以前，您和他常常有来往吗？
当然。
您当时对佛教是最感兴趣的，那张先生呢？
那他倒没有。因为我跟他的亲戚关系，北京说法叫外甥。他岁数大过我，大得也不太多，大九岁。那年他做司法总长，我24，他33，也很年轻。
很年轻啊，做部长，当然年轻的。
他就让我给他当秘书。为什么要我给他当秘书呢？因为他是代表西南反袁的势力来的，他常常要跟西南方面的主要人物通密电。他让我掌握密码电本儿。去电哪，来电哪，去信哪，来信哪，我都管这事儿。
所以他请您是他信任您的意思，这种工作绝对不要别人知道的，您是他的亲戚，也不一定是跟您的学问有关系，主要是您和他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沈钧儒先生也是做他的……
就是这个时候。我是四个秘书中的一个。
哦，一共有四个秘书。
他是司法总长啊，有四个秘书。沈老师一个，我是一个，还有一位姓习，另一位姓杨，姓习的、姓杨的都是云南人，沈老是浙江人。四个秘书分担不同的任务，云南人姓习的、姓杨的管公事，他们管来往公文’，来的公文他们看，他们加意见，发出去的公文也归他们管。我专管机密的，呵呵，写点儿私人的来往信件。我把信写好，给镕舅看，末了他签个名，翻有密码的电报给他看。这年我24岁，沈老42岁，大我18岁。
这个时候的政局跟过去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必须要点明。过去主要是一左一右两党，左边就是以孙中山先生、黄兴、宋教仁为主的国民党，是从中国同盟会改组的，是偏“左”一边的。偏右一边的叫进步党，进步党的实际领袖是梁启超、汤化龙，还有林长民等其他人。本来是这么一左一右两大党。前一段是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后一段是他死了，大家反对他，他做不成皇帝就气死了。现在一切嘛都恢复，按照宪法啊，原来的宪法都恢复，副总统黎元洪接任大总统，把段祺瑞找出来恢复国务院，请段做国务总理，这是民国六年（1917年）。
张耀曾代表西南方面的反袁势力参加了南北统一内阁。也就是刚才说过的，四个秘书——我主要的给他掌管一部分的事情。沈老呢，是对外的事儿。所以对外——刚才不是提过了，一个国民党，一个进步党。大家都不讲这个，制定宪法的任务给耽误了，大家一定要抛除了党见，要制宪第一，把宪法搞住，因为是制宪第一。议员合起来有八百多人，也不能散，不能完全没有组织，各自组合起来，有的叫宪法研究会，有的叫宪法讨论会，有的叫宪法商榷会，都是研究宪法的。有名的是宪法研究会，主持人是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以梁为首。后来口头上、报纸上常说谁谁是“研究系”，就是说他是宪法研究会那一派的人。
可是两院议员有八百多，有些没有收纳到这里面去，有的就叫“丙辰俱乐部”。为什么叫丙辰俱乐部呢？因为这一年是丙辰年。我们广东有个留学德国的，叫马君武，是丙辰俱乐部的头脑。还有一个有名的议员叫褚辅成，他们是“宜友社”。除此以外，分别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组织，这个时候，张耀曾跟他的云南同乡李根源，还有一位国民党老资格的叫钮永建、谷钟秀，他们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团体叫“政学会”。我们四个秘书中的沈钧儒代表张耀曾忙着招呼政学会的事儿，沈老人身体不高，头很大，留胡子。
……

前言/序言

本集是在我和梁漱溟首次访谈之后所作的第二次访问的内容。第一次的内容以《这个世界会好吗》为题出版，这第二次的内容并非“通常的”口述历史出版品。且让我以我所在的国家——美国为例，来稍作解释。大体来说，口述历史有两种形式：“大众式”和“学术式”。在各形态间另有一个区别一般群众及历史名人口述历史的界线。第一个形态（包括两种形式中的“一般群众”方法）——“大众式”口述历史——强调自某一时间和某一地点着手来掌握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脉络。
斯塔兹·特克尔（Studs。Terkel）的专书具体表现了这种大众式的口述历史研究方式。他本人是芝加哥的一位政治活跃人士，也是一位记者。凭着1966年口述历史的专著．Division Street Arnerca，他在美国及世界的意识中留名（Division Street是芝加哥市内一条主要街道名）。该书狂销数百万册，同时也是特克尔出版的一系列口述历史专著中的第一本。1970年，特克尔出版了Hard Times，该书与前书属同一类型，内容是描述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芝加哥。该书同样造成轰动。在这两部著作和他的其他著作中，特克尔赋予许多在“历史”中没有声音的一般民众以“声音”；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给他自己“声音”——尽管这些专著是根据由录音带所录制的对谈而写成，特克尔本人的政治和社会观点却透过一些技巧而清楚地呈现，包括他所问的问题、为了提示重点而引导谈话的方式以及最后的编辑过程等。
相比之下，我和梁先生的访谈内容以全然未经编辑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因此，内容有些许重复，甚至有一至二处事实错误。在前一集中，我的问题被梁先生的答案所引导，他在第一组访谈中有意提供他自己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观点；在第二组访谈中，我试着引导他朝他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间的交往来作发挥。除了刺激他的记忆以及保存他能记住的任何东西以外，我无其他的想法。
特克尔的著作是对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界兴起的一种趋势的反省。该趋势的研究重点是由贵族（国王及将军）向普通民众以及“自下而上的历史”转移。相比之下，“传统”的口述历史研究就像哥伦比亚大学在1948年所设立的口述历史研究办公室所做的工作。它是世界上最古老且组织最庞大的的历史计划，主要包含了政治人物、影星以及其他名人自传式回忆录的录音。
当我在1980年首次访问梁漱溟时，他还不是太出名。在我的传记出版前，在西方、中国甚至全世界，少有学者认真看待梁漱溟。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我开始频繁访问中国大陆时，大部分人还只是因为毛主席的有关著作中记载了毛主席对梁漱溟的批评才听过梁漱溟的名字。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当梁漱溟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历史著作中，他总被归类为“保守派”，无一例外。他也因此被贬为已被“扫人历史的垃圾堆中”，而和现今无任何关联。
第二个，也是最为重要的不同在于，对于重要人物所做的口述历史研究——如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受访者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自传叙述是为了“历史”所录制。他们是在制造待收藏（被编辑之后）的文件，这些文件可能成为历史记录的主要史料来源。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计划为例，受访人的某些准备性和具警示性的回答反映出他知道他正在为“历史”留下记录。这些访谈资料具有一定的准备性、计划性的特质。它们不但得经过仔细编辑，甚至给人留下准备出书前的书稿形式的印象。
和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访谈内容相较，我和梁漱溟间的访谈显得较自然，这是很清楚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计划中占有相对大的分量。在我和梁漱溟的访谈中，我无意将内容以口述历史的形式出版。1980年和1984年两次访谈，我的动机主要有两重。首先，我希望为我所著的梁漱溟传记的修改工作增添他在生活方面的资料；其次，虽然梁先生当时健康情形颇佳，神志清明，但毕竟年事已高，故我想尽可能保存他在漫长且曲折的人生中的珍贵经验。
但我无意对其进行编辑或人档收藏，这是一般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采行的模式。这些1984年的访谈资料历经二十余年仍未经誊写，尚保存于录音带中。我在1986年出版的梁漱溟传记第二版推出以后，全然忘记手上保有这些录音带，直到最近，外研社请我将其整理出版。当我好不容易将这些录音带找出来后，我发现其中有很多标签已脱落，不易辨明录制日期。我一一仔细听过，以确定它们的录制顺序。
从某一角度来讲，这些访谈代表着立传人和传主间一次偶然性的相会。说是偶然，实因背后许多因素在某一时间点上交会，促成了此一会面。第一项因素便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让中国与世界接轨，这让我有机会接触梁先生。第二项因素便是传记的出版及成功。当我和梁先生晤面时，该传记已赢得亚洲史主要奖励。由于该书的成功，梁先生亦有耳闻，并很快地间接联络我，告诉我欢迎我往访。第三项因素则是梁先生个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情况较佳。甚至在1984年，当时他已逾90高龄，我仍觉得他和1980年的健康情形相距不大。
我于1980年访问梁漱溟之后，一直和他保持联系。我心里一直认为首次的访谈资料即为珍贵的历史文件。当我愈往这方面思考，愈觉得梁先生是一位独特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命贯穿了20世纪前80年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独特且惊人的见证者！读者若从梁漱溟似乎总是身处重要历史事件之中这一角度思考，便知我以上所言不虚。例如，梁先生清楚地记得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时的情形。事实上，当年义和团人京时曾立即给梁漱溟的个人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他当时正在一所西式学校就学，该学校由他家庭的朋友彭诒孙先生经营，彭先生也是梁漱溟与我的访谈内容里提到的第一个历史人物。由于学校有西式课程（如英语和科学），义和团焚毁了学校，梁漱溟因此无法继续就读。为了不让漱溟有机会自修，他的家人甚至将他的课本全数烧毁。就在此事发生五年以后，梁漱溟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参加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民族主义式的学生运动——抵制美国货。又五年，梁氏加入同盟会，成为地下革命分子，工作内容包括从事一些“子弹和炸弹行动”。一年后，他担任记者，并在南京见证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又过了两年，他和反对袁世凯的势力接触，直至他全心全意修习唯识宗佛学为止，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初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众所周知，梁漱溟在五四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教书，而且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也因此认识了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章士钊、毛泽东、熊十力、梁启超以及其他当时中国重要的知识分子。
20世纪20年代，梁氏也和各式政治、军事人物有所接触，如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和韩复榘等人。他甚至与许多爱好中国文化的欧洲人士结为好友，包括了卫西琴（Alfred Westharp）、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等。30年代，梁漱溟持续对政治和社会事务倾注关心，他结交了几乎所有的改革运动的提倡者，如黄炎培和晏阳初等人。他也认识了许多国民政府的官员。他去了延安并且与毛泽东对谈。他参与创立了一个既非国民党、亦非共产党的政治组织，即日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他于此过程中创办了《光明报》。梁漱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接而来的国共和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串他认识的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单以及他所亲身参与的事件可以一直写下去，但是我感觉这已足够证明梁先生是第一手历史知识以及关键且独特史料的来源，我因此决定于1984年继续访问他。
作为（在当时）梁漱溟唯一的传记作者，我很幸运能将访谈内容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呈现。我感觉有某种急迫的原因使我从这方面着手。当时梁老已逾90高龄，一身体状况就如同所谓“风中之烛”般，因此，我尽可能快地回去见梁老，以便展开第二次访谈的录音工作。如同首次，访谈地点在梁先生住处，我每天早上前往，每次时间几小时，共进行一个多星期，访谈过程中我深感梁先生的记忆极为清楚。
我在这次访谈中问的问题完全集中于梁漱溟漫长且曲折的一生中所认识并交往的人物。在1984年作的这些访谈中，梁老轻松回忆起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人名。梁老立身处世正直诚信，早为世人所称，我想他断不至于故意闪避问题甚至捏造回答。这些访谈录音有个小问题，当中有部分内容与1980年笔录《这个世界会好吗》重复。再说，由于我向梁老请教许多历史人物，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一些早已为人所熟知的历史背景——他大概以为我是外国人，故有必要作解说。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这些历史背景解释确实有必要，因为它们反映并支持梁先生个人的历史观点。
由此，我不禁想起口述历史的另一项好处，它能尽量补充生活中各层面因未留下足够文字记录所产生的盲点或缺憾。这份访谈笔录，如同已出版的首份笔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完全以录音为准，段落文章亦未经润色。当然，这也表示我有限的中文能力恐将难逃读者的眼睛（想来甚是惭愧）。
本次访谈的地点与首次访谈一样，在梁先生住处的小房间内进行，地址是木樨地22号宅。必须特别注明的是，这些录音的访谈均是在1984年9月录制。但其中有一例外（即本书所收录最后一节），这一例外是在1986年，那是我和梁先生之间一次随意闲聊的部分录音。至于我那时为何在北京，说来话长，我也颇愿意在此与读者分享：原来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作为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组成部分建立于1972年，旨在推动中美两国问的学术交流事宜。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以来，双方开始互派访问学者。然而莫斯利事件后，那些研究领域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美国专家在中国失去了研究基地。他们开始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施加压力，申请这样的研究基地。当时，麦克·奥克森伯格（Michael Oxenberg）担任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主席，他直接写信给邓小平提出了这个请求，请求被转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最终只有山东省社科院院长刘蔚华给了肯定的答复。1986年春，奥克森伯格代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委派我去邹平进行考察，并写出一份调查报告。他告诉我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正考虑在邹平设立一个研究基地。邹平考察之后，我在北京拜访了梁先生，向他讲述了我在邹平的所见所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将我们的部分谈话内容录了下来。后来，我给梁老先生写了封信，信中描述了对美国学者“开放”的邹平以及这一发展的重要性。梁老一直以来对邹平的民生非常关注，他将我的信登在了《光明日报》上。
1985年后，梁先生和我仍有许多面谈的机会，但我并未将内容录下来。这些谈话都是较为轻松的闲谈，而不是正式的访谈。例如1985年我和内子一起拜访梁先生。他非常热情地招待我们，我们如同老朋友般天南地北地聊天。我现在仍然可以一字不漏地记得当时谈话的部分内容，但我并未将这些内容收入本集之中，因为这部作品是我们访谈内容的直接录音文本。我目前正在重新撰写梁漱溟的传记，我计划利用和他所有的谈话记录——无论录音与否——作为修改的资料。
整体而言，我提供这些与梁先生的录音访谈作为珍贵的“原版”历史文件。我也有意将其译成英文并附加一些评论。我在此谢谢外研社与人民出版社以及吴浩先生的努力，使这些文件有机会呈现在读者面前。

《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配光盘）》并非是一本传统的图书，而是以口述形式记录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梁漱溟先生晚年对人生、社会、政治、文化以及中国前途的深邃思考与真切感慨。因此，无法为您提供一本“不包含此书内容”的图书简介。 然而，若您希望了解围绕着“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个核心概念，可以引申出怎样的阅读方向或周边思考，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从而构建一个不直接阐述书籍内容的“背景性”或“延伸性”的文字，以此来满足您对“不包含此书内容”的简介的需求，并尽量做到详实、自然，避免AI痕迹，并且字数可观： 一、 思想巨擘的晚年回响：回溯一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轨迹 梁漱溟，这个名字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一生，是与中国近代史的剧烈变迁紧密相连的一生，是知识分子如何在时代洪流中定位自我、贡献力量的生动写照。当我们提及“晚年口述”，便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一位在岁月洗礼后，沉淀下更深厚智慧与情感的思想者。此时的他，或许已卸下青年时的激进与壮志凌云，却增添了洞察世事的睿智与对生命本质的追问。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句话，作为核心，本身就蕴含着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它不仅仅是一位老人对往昔的回顾，更是对当下与未来的忧思。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角色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言行与选择，又将对“苍生”——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的追问，在梁漱溟先生晚年的口述中，必然会触及他一生所经历的种种重大历史事件，无论是辛亥革命的曙光，还是抗日战争的烽火，亦或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转型，他都是一位亲历者，更是一位深刻的观察者与思考者。 围绕着“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在口述的字里行间，会流淌着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守护，对西方文明的审慎借鉴，以及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忧虑。他可能回顾自己与梁启超、章太炎等前辈的交往，与毛泽东、蒋介石等政治人物的辩论，那些曾经的风云际会，在晚年，或许会化为更为平和却更为深刻的体悟。他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执着，对“乡村建设”的实践，对“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这些都是构成他思想体系的重要部分，在晚年，这些思想的火花，会以何种姿态呈现？是总结升华，还是新的疑问？ “配光盘”这一信息，则为这种口述形式增添了更多元的维度。它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通过文字来感受这位思想家的智慧，更有机会通过他的声音，去捕捉那些细微的情绪，那些语气中的坚定，那些叹息中的无奈，以及那些鼓励中的温情。声音，作为最直接的情感载体，能够将口述者的生命力原汁原味地传递出来，让我们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与这位老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那么，如果我们要探索“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个主题，却又不直接阅读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可以从哪些“外部”视角切入？ 二、 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群像：审视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变迁 要理解梁漱溟先生晚年的思考，就必须将其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屈辱与抗争，变革与探索的历史。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每一个阶段都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他们是民族救亡图存的主力军，是思想启蒙的先行者，也是社会改革的推动者。 梁漱溟先生，作为“最后一位儒家”，他的一生，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浪潮中，如何回应传统、如何面对西方、如何抉择未来的一个缩影。他的思想，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的。他曾积极参与政治，也曾致力于乡村建设，他的人生态度，始终贯穿着对“生”的体悟与对“民”的关怀。 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句话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梁漱溟个人的情怀，更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他们身处历史的十字路口，肩负着国家民族的命运，他们的思考与行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延伸思考： 梁漱溟的学术流派与思想渊源： 深入了解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与批判。他如何将传统的“天人合一”、“仁者爱人”等观念，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相结合？他如何看待东西方文明的优劣势？ 梁漱溟的社会实践： 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不仅仅是学理上的探讨，更是他对中国最根本的社会结构——农村——进行改造的尝试。这种尝试，在当时具有怎样的意义？经历了怎样的挑战？ 与同时代思想家的对话与碰撞： 梁漱溟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蔡元培等众多思想家的交往与论辩，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篇章。他的观点，在与这些思想家的激荡中，是如何发展与完善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知识分子的命运： 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位历经多个政治时期的思想家，他的境遇与思考，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存空间与思想困境。他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调整自己的思想与定位？ 三、 “苍生”的视角：从个体命运到群体福祉的关怀 “苍生”二字，饱含深情，指向的是广大的普通民众，是这片土地上千千万万的生命。梁漱溟先生将自己的命运与“苍生”的福祉紧密相连，这种情怀，在现代社会，尤显珍贵。 在他晚年的口述中，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他对中国社会结构性问题的深切忧虑，例如城乡差距、贫富分化、教育缺失等等。他所倡导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正是为了解决这些根本性问题，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既能保持民族特色，又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让“苍生”能够过上更体面、更有尊严的生活。 如果我们从“苍生”这个视角出发，去审视与梁漱溟先生思想相关的议题，可以拓展出： 乡村振兴与农村问题： 梁漱溟先生对乡村的关注，在当下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 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的生命力？梁漱溟先生的探索，提供了怎样的思路？ 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句话，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策。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四、 口述的魅力与回声：声音中的情感与思想 “配光盘”的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体验。它让思想不再仅仅是静态的文字，而是以充满生命力的声音呈现。我们可以想象，梁漱溟先生在讲述这些话语时，或许带着历史的沧桑，带着对年轻一代的期盼，带着对国家民族的深切爱意。 声音，承载着语气、节奏、情感，这些非文字所能完全表达的维度，能够让我们更贴近口述者真实的内心世界。或许，在某个词语的停顿中，我们会感受到他的犹豫；在某个句子的加重中，我们会体会到他的坚定；在某个低语中，我们会触碰到他内心深处的柔软。 以声音的方式进行口述，本身就是一种对历史的回溯与记录。它是一种更为直接、更为生动的方式，将一代思想家的智慧与情感，以最本真的状态呈现给后人。 因此，当我们思考“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配光盘）”这个主题时，我们所能做的，是通过对这位思想家所处时代、他的思想体系、他的社会关怀以及口述形式本身的理解，来构建一个广阔的背景，从而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以及他们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这是一种“由点及面”，由一个具体的文化载体，引发对更宏大、更深刻议题的联想与探讨。这种探讨，不直接涉及书籍内容本身，却能让读者感受到其背后蕴含的深厚思想底蕴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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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闻《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书，便心生向往。梁漱溟先生，这位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人物，他的思想与人生，本身就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分量。晚年口述，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意味着将一生的智慧与经验，以最直接、最坦诚的方式传递给后人。我非常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触摸到梁先生晚年的心境，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一生，如何理解人生的终极意义。书名中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句简短的话语，却蕴含着无比的责任感和对“苍生”的深切关怀。我很好奇，他究竟是抱着怎样的心情，说出这句话的？是带着一丝无奈，还是一种对后辈的鞭策？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够更深入地理解梁先生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关系的思考，以及他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期望。这本书，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位智者留下的宝贵遗产，一份关于如何安顿自己、如何认识世界、如何爱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深邃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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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到《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书，最大的惊喜便是它所蕴含的深邃思想。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思想的广度和深度一直令人称道，而晚年口述，更能让我们窥见他思想脉络的晚期沉淀。书中的叙述，与其说是回忆，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审视和对历史的反思，他将自己置身于中国近百年来的巨大变革之中，以一种旁观者清的姿态，去审视那些他曾参与、曾为之奋斗的时代浪潮。我尤其对书中关于他不同人生阶段，不同思想流派之间关系的阐述感到好奇。他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又如何与现代思想碰撞融合？他晚年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的解读，是否有所突破？书中“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句话，更是点睛之笔，它所隐含的对后辈的期许，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以及一种“责任在肩”的担当，都让我肃然起敬。这本书不仅仅是了解梁漱溟先生本人，更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其中蕴含的哲学思考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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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完《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最大的感受是震撼，是那种被一位老人用一生智慧和悲悯所浸润的震撼。这本书的体量不小，但读起来却丝毫没有枯燥之感，仿佛梁先生就坐在你对面，娓娓道来，声音里带着岁月的沧桑，却又充满着一种令人心安的力量。我特别喜欢书里关于他晚年对中国文化根源的梳理，那种对中华文明独特性的深刻体悟，以及对当下时代所面临挑战的独到见解，都让我耳目一新。他不是空泛地谈论哲学，而是将自己的思考融入到具体的人生经历、社会变迁之中，让那些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而鲜活。书中关于“人生问题”的探讨，更是直击人心，那种不回避痛苦、不逃避现实的勇气，以及在苦难中寻求解脱的智慧，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尤其是他晚年对“真”与“善”的反复追问，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梁先生身上那种“士”的风骨，那种对国家民族命运的责任感，以及那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即使在晚年，他依然保持着对世界的敏锐观察和深刻思考，这种精神力量，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来得更为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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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本书，我能想象到的，是其中蕴含的磅礴大气与深沉情感。梁漱溟先生的一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他的思想，也如同滚滚长江，奔腾不息，最终汇入晚年的静水流深。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看到他如何回首往事，如何评价自己的人生选择，又如何看待那个他为之倾尽一生的中国。他早年的社会改造实践，他与不同政治力量的周旋，他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是极具价值的历史素材。而晚年口述，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洗尽铅华后的坦诚与智慧。我尤其好奇，他对于“苍生”的理解，对于普通民众命运的关怀，在晚年会以怎样一种更加深沉、更加慈悲的姿态呈现出来。书名中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仿佛是一种对未来的告诫，一种对责任的提醒，又或许是一种对后继者的殷切期盼。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看到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立体的梁漱溟，一个在历史洪流中，依然保持着清醒头脑和人文关怀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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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配光盘）”这本书，光是书名就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历史感和对时代、对苍生的深切关怀。我最近刚好有幸接触到这本书，虽然尚未完全细读，但从零星翻阅和一些旁观者的分享中，我已经被深深吸引。梁漱溟先生，这位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晚年口述，无疑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他内心深处，以及他所经历的那个波澜壮阔时代的窗口。我尤其期待那些关于他晚年心境的描绘，在经历了一生的跌宕起伏后，他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如何评价那个他曾深情投身的中国，又怀揣着怎样的期盼去审视那些他认为“苍生”的未来。书中那个“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题目，本身就饱含了一种悲壮与责任感，仿佛是他在对后辈，对这个时代发出最后的叩问。我很好奇，他究竟是以怎样的口吻，带着怎样的情感，道出这些话语的？是慨然长叹，还是深沉的期许？我想，这本书一定不仅仅是一部回忆录，更可能是一份沉甸甸的临终嘱托，一份关于人生、关于中国未来的哲学思考。这本书的出现，填补了我对这位思想巨擘晚年生活与思想的空白，让我能从一个更立体、更鲜活的角度去理解梁漱溟其人，以及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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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行，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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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使人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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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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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风云，看人生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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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老还是有风骨的,看看不错,多少能有点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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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口述历史，展现不一样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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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当今之世，在知识分子中能有几个人不唯上、唯书、唯经、唯典?为此舞文弄笔的人也不少，却常常不敢寻根问底，不敢无拘无东地敞开思想，进行独立思考。可见要真正做一个思想家，是多么不容易。正因为是物以稀为贵吧，我对粱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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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晚年口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配光盘）有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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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很好，物流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