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人物三十题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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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尔康 著

出版社： 岳麓书社

ISBN：9787807619147

版次：1

商品编码：11140768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1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著名清史学家冯尔康先生数十年来撰写的清代人物文章的合集，《清代人物三十题》分为帝王、大臣、文士、妇女四编，文笔流畅，分析精辟，是了解清代历史的一把钥匙。

内容简介

　　《清代人物三十题》为著名清史、社会史专家，南开大学荣誉教授冯尔康先生数十年来所撰论述清代人物文章的合集。全书共37万字，并配以插图53幅，图文并茂。书中论述清代人物分为四类：一是皇帝，有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道光帝、咸丰帝；二是名臣，有施琅、徐元梦、田文镜、鄂尔泰、阮元；三是文人，有傅山、黄宗羲、曹雪芹、黄卬、许思湄、朱次琦、吴汝纶、章太炎；四是女性，有袁氏三妹等。

作者简介

　　冯尔康，男，1934年4月生于江苏仪征，1948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二中、十一中，1955年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1959年毕业后留校认助教，旋转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生，毕业后，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迄与今。教学上讲授中国古代史、明清史、中国社会史方向的课程，并指导研究生、博士生学习。教学的同时，从事史学研究，撰著《雍正传》、《清史史料学》，并与友人合作撰写、编辑学术书籍，共30余种，另撰述文章150篇。兼任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谱牒学会副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

目录

康熙帝的游猎与避暑山庄的建立
康熙帝与路易十四的帝王共性
康雍两朝殿试策问之题目与时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
清史疑案再断——雍正继位问题考实
释雍正帝的“为君难”印章
雍正帝自称“汉子”——解读一条史料
从历史长河看雍正帝地位
清世宗的《悦心集》与曹雪芹的“好了歌”
乾隆初政与乾隆帝性格
从召见臣工看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与性格——以召见张集馨、段光清为例
清代帝王敬天的政治思想浅谈

施琅外海边防观念的提出与实践
三朝皇子师徐元梦
论“模范督抚”田文镜治豫
雍正朝重臣鄂尔泰
嘉道名臣阮元

傅山《霜红龛集》中的史论与政论
漫谈黄宗羲的工商“皆本”观
白晋的史学观——兼及17世纪中法史学思想的异同
曹雪芹与《红楼梦》
黄卬和他的《锡金识小录》
幕宾许思湄年谱——据〈秋水轩尺牍〉制作
朱次琦的为人与谱牒学研究
晚清学者吴汝纶的西医观——兼论文化反思的方法论
章太炎清史研究评议

“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袁机评传
《楼居小草》的作者袁抒
女诗人袁棠
母与子
清代节烈女子的精神世界

精彩书摘

　　在男性为主的社会，丈夫死亡，可能会招致家庭的毁灭，是否能免除这一厄运，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妻子的态度：殉夫而死？抑或再婚而去？还是留下来养老抚孤？许多寡妇选择了后一条道路。
　　诗歌理论家张惠言（1761—1802）的祖母白氏在丈夫去世时，有幼小的三男二女待哺，她的公爹说我老了，这些孩子全靠你了。她说我不敢自尽，扔下子女。第二年，公公临终又说，我将死了，小孩们与你相依为命，你存一日，他们活一天，但是家里穷，不知道你们怎么活！白氏说，请放心，我们母子女生死在一起。其时最大的儿子十一岁，大女儿也只有十二三。她领着女儿纺织，让三个男孩读书，别人说你的儿子能不能读得成，读成了又要到哪一年，不如让他们学种田，解决眼前的难处。她却说，自我公公这辈起，上数五世文儒，不能到我这断了家风。终于将儿子培养成儒生，到她的第三代家业兴起了。
　　山东潍县李氏，儿子刚过周岁，丈夫死去，公婆不明她的志向，遂询问她：你很不幸，但是我们都老了，孩子又这么小，你打算怎么办呢？她回答说，我早考虑好了，若不是公婆年老和子幼，我就寻死了；我一定和你们一起生活，请二老放心。公爹卖浆，听到敲梆子声，她赶紧迎出去，把担子挑回家，平时抱着儿子埋头做活，从不说闲话。以后为公婆送丧，替儿子娶妇生孙。她不舍弃舅姑，维持了家庭，清除了公婆的担心。
　　安徽合肥蔡吴氏与上述李氏有类似的经历，她21岁守寡时儿子才周岁，不久殇逝，她为了侍奉婆母而活下来，以子妇代行子职，她作有自叙辞，兹节录于后：“十六归君子，同心祀先祖。归时舅已殁，姑老谁为主？嗟嗟夫质弱，终朝抱疾处。……儿生甫一载，忽然夫命殂。姑妇并时啼，眷属群相抚。死者不复生，弱息堪承父。那知天夺儿，骨肉又归土。姑只有哭时，我岂无死所！还念朽姑存，我死谁为哺？隐痛敛深闺，衰颜愿长护。奇灾偏遇火，焦烂姑肌肤。和血以丸药，年余仍如故。灾退宜多寿，云何复病殂！送姑归黄泉，夫缺我今补。”正是吴氏的媳代子职，蔡家才得以保存下来，并立嗣传家。
　　直隶献县人张守仁寡妻梁氏，照顾老人，还受虐待，却心甘情愿。梁氏夫死，家有祖姑，老、瘫、盲集于一身，脾气暴躁，动辄大骂孙媳妇，抓破她的脸，家里穷，靠梁氏做佣工维生，有人劝她再婚，梁氏说：“我今日嫁，明日祖姑饥且死，义不忍。”本来就穷苦，家人间再缺少温暖，日子更加难熬，然而梁氏可怜老病的祖姑，足见其心地仁慈，胸怀宽大。
　　以著作《佐治药言》传名的汪辉祖（1731—1807）的寡母王氏、徐氏，遇到另一种困难，即族人想把她们撵走。汪辉祖年幼，其叔不肖，赌博，把汪辉祖绑架，索钱还赌账，又唆使汪辉祖祖母离去，王氏、徐氏卖田产和嫁衣营葬丈夫，孝敬婆母，应付族人的迫害，也不离开家乡躲避，同时严格教育儿子，因为贫困，常常省下口食尽儿子吃。迨到汪辉祖外出作刑名师爷，每次回来王氏、徐氏必问有没有死刑案子，曾否破人家产。当听说没有，就很高兴。她们将心比心，最怕造成他人的家破人亡的惨事。
　　还有聘妻在未婚夫死后到夫家去，承担抚孤的重任。江都人杜思宽为幕宾，妻妾均亡，遗有二子二女。乃聘陈氏为继室，未婚，嘉庆十三年（1808）客死南昌。友人戴廷璋送其灵柩和子女回籍，这时陈氏正寄住在姐夫家，闻听未婚夫的事，要求姐姐允许她奔丧。姐姐不同意，说他家穷得家徒四壁，孩子又幼小，你去了如何生活？她说这正是我要去的理南，遂去杜家，料理丧事，安葬杜思宽及其父母妻妾，抚养其子女，杜思宽的幕主听到这样的义行，厚予赠送，陈氏才勉强糊口，又勤于纺织，补助生活，给两个儿子娶亲，出嫁长女，次女原由戴廷璋收养，所以四个子女都有了着落。这个家，若不是陈氏前去料理，必定是孩子流浪街头，亡散败落，不再成为家庭。
　　有老有小，经济困窘，是家中主要男子丧失后的普遍情形，这时的寡妇、聘妻支撑家庭，不仅要克服贫穷带来的麻烦，还要同欺负孤儿寡母的社会恶势力作斗争，所以她们的生活是难上加难。坚定她们留下来持家的是仁爱和信义的观念，她们认为养老抚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是做子妇、母亲的责任，即一成为妻子，就是这家的人，就必须照管家庭。前述梁氏说的“义”，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婚姻契约，“义不忍”即不背约。因此丈夫死了，她们自觉地将维持家庭的责任承担起来。她们认为抛下老亲稚子，是不义的行为，不做这样的事。结果是她们成为顶梁柱，使家庭延续下去。
　　……

前言/序言

　　简论人物与人物传记
　　众所周知，“历史是人的历史”，然而如何理解这种共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的见解多有差异，就“人”的内涵、主体讲，即有个人与群体、社团、民族、种族、社会、国家之别；就人对历史的作用讲，即谁是历史的创作者、主宰者，是社会发展规律、物质条件规定人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的主动性起作用？这些问题学者间的认识是颇有差异的。看来，人的历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个人、群体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后才能进一步明了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社会作用。
　　一、个人（人物)·群体·历史
　　文学家林语堂于1935年在《吾国与吾民》里的相关论述，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个人与历史的明确说明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说：“研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的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些〔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笔者按：2世纪时罗马帝国皇帝，著有《沉思录》，被誉为哲学家皇帝。）和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 Villon；笔者按：15世纪法国抒情诗人，著有《遗嘱集》，被称为市民知识分子。）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黄嘉德汉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第15页）撇去关于文学的陈述，仅就历史研究而言，林氏在这里表述了三重意思：研究历史最终、最高的目的是认识人物；历史事实，归根结底表现在人物身上；著名人物代表那个时代，令人熟悉那个时代。对他的第一点说法可能会有异议，也即对史学研究的目标如何规范得更准确些，但总的来讲，历史研究主要是落实在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上理解上说明上，这正是笔者赞同的地方，所以才大段地引述在这里。研究历史，必定会涉及历史事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民族国家，但是又必然会寻觅事件、制度和群体、民族活动与个人行为的关系，事实上，先有一个个“个人”，也即人物的活动，也才有群体的动作，才会有有计划的组织行动，个人行为是群体活动的先声，是群体活动的基础。所以研究人的历史，研究群体史、社会史、民族史、国家史，都是与人物史分不开的，都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史学研究以人物为主要对象，有时被制度史、事件史所掩盖，有时还被历史发展规律说所排斥。制度是人制定的，而制定者往往是个人，是极少数人，它离不开人物，制度又是由人来执行的，实现的，或破坏的。看来，制度会起到制约、束缚人的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是人来决定制度，是人物决定制度。事件史重点描述的是事件，是一群人，如若忽视个人（人物），则会被诟病为见物不见人，不是成功地研究历史。至于社会发展规律说，将人在社会面前看成是被动的，无能为力的，几乎成了机器人，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那是违背历史是人的历史根本事实的，自然无视人物的作为了。制度史、社会发展规律说，不以人物为根基的史学研究，往往走入歧途。事件史若以人物为线索，则将会是成功之作，如史景迁著《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以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个人物为主线，穿插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人物，以他们为代表探讨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史，反映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精神面貌。归根结底，成功的史学研究必定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的。
　　我们还可以从个人的社会、历史作用来看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个人为生存而奋斗，最具生命活力和创造力。有个时期过于强调人的共性，猛烈批判所谓个人主义，抹杀个人的创造力，及至改革开放之后，人们思想解放，重新认识个人的社会能量。文艺美学家王元化在1986年写道：“真正活的创造力是存在于组成群体的个体之中。没有个体的主体性，就没有创造力。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没有个性对共性的突破，就没有发展和变化。片面强调共性制约个性，以致压抑个性取消个性，就会摧残创造力。”（《思辨发微·重共性轻个性》，香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89页）唯有研究个人（人物），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与群体作用的关系。
　　个人是群体的一分子，若干个群体组成社会、民族（或多民族）国家，检视个人在群体中以及群体的活动，可以明了社会的状况、动向，因此人们说个人（人物）的历史反映社会的历史，即林语堂所说的人物代表了时代。我在《雍正传·序言》中说：“把个人放到时代社会中考察，既可以阐明个人的历史地位，还可以揭示那个社会的发展状况。这就是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人物代表、反映时代，能够让人认识时代，应该说是人们的共识，我这里还愿意引出一位文艺评论家的表述。李辉论说研讨当代奇人聂绀弩的必要性：“……不去认识这样一个特别的存在，对现代文人甚至现代社会的认识，显然会是残缺的。当我们花费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追求共性、认识同一性之后，对于那些最具个人色彩的人物，应该投去更多的目光。我想，也许在注视不同生命存在方式的差异时，对人、对历史的理解才能真正丰富起来。”（《沧桑看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9页）他从人物反映社会的角度，倡言重视人物个性，从而与王元化有相同的认识。
　　文学家的小说、戏剧无一不是创造人物，特别是创造富有个性的人物，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重点之一是人物，人文学者共同关注人物，是学术使命之所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历史学家通过研究人物，认识历史，描述历史，介绍历史，反映历史，使人读史明世，知人论世，予人智慧的启迪。我就是以此为目的，写出《雍正传》专著以及好几十篇古代人物传记和有关人物事迹的论文、随笔，甚至为人们的人物研究、文学创作、谱牒学爱好者提供借鉴资料，出版《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重视、加强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是以检出有关清代人物的文章三十篇，集结成本书。
　　二、古代史书重点撰写人物传记
　　今天人们认识到个人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变迁的最为活泼的因素。古人受天命论、英雄史观的支配、影响，编写史书就将撰写帝王将相等大人物的传记放在重点位置，所以在素称史学发达的中国，传统史书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对此，不妨从史籍体裁中传记文的地位、传记文体、传记对象三个方面作点简单的分析。
　　（一）史籍体裁中传记文的凸显地位
　　传统史书的体裁，大体上是纪传体（如“二十四史”）、典志体（如“十通”）、编年体（如《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如《明史纪事本末》）、地方史志（一统志及省府州县志）和族谱（玉牒、家谱）等类型。纪传体，即以人物传记为主要体裁，“二十四史”的开山之作《史记》，包含本纪、世家、列传、八书、表（世表、年表）几种体例，本纪实际是帝王传记，司马迁说“纪者，记也，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在《史通·本纪》云，“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道出本纪是帝王传记特质。世家是以家族成员为范围的个人传记，列传是一个个的个人传记，表中的诸侯年表是片段的人物传记，因此所谓纪传体，基本上是人物传记史书。地方志的体例为记（地方大事记）、传（职官传、乡宦传）、志（风土志）、表（选举表、科举表）、图（地图、衙署图），它向纪传体史书体例靠拢，人物传及人物史料占据了图籍的大部分篇幅。典志体史书，是叙述王朝典章制度的，虽亦记录人物活动，不过缺少传记，唯郑樵《通志》例外，有世家、宗室、列传、载记诸种类型，全书二百卷，列传就多达一百三十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史书记载事件，有人物活动，然非人物传记。族谱，主体是宗族成员的谱系和个人传记。统观各种体裁的史书，叙事体例、内容，在典志体之外，人物传记占据突出地位，尤其是人们讲到传统史书，常常是指“二十四史”的“正史”，更令人生出史书几乎等同于人物传记的感觉。
　　（二）传记文体与传记内容丰富
　　传记以及片段传记有很多类型，因体裁、题材之异，大致可以分为六类：传记、碑传文、年谱、序记、自撰文、其他体裁，每类之中仍因体例关系，还有不同。
　　传记类，有所谓正传和附传之分。正传，叙述传主的全面历史，形成个人的完整或较为完整的历史，因此人们说到人物传记时，往往是指这一类型的。附传，正史在书写传主之后，有时附带为其家属、下级、同僚，或同类、同气质的人写小传，侧重其人历史的某一方面，而非全面陈述。一般来讲，正传、附传是正史的写法，但是也出现在其他载籍中，在学术笔记体书籍之中常有这种情形，虽然文字不像正史那样多，而义例是相近的，如《世说新语》的注含有大量的人物小传和传记素材。又如官修的《明实录》，在叙事中，为亡故的大臣附上小传，而《清实录》则没有采取这种做法。
　　碑传文的文字，亦有多种体裁。有墓志铭，写传主全传，常是传主家属请人所作；行述、行实、行略、事略，多属于家属之笔，为求人写墓志铭，给人家提供传主素材而作；家传，本家所书；哀辞、诔文，是在上者为在下者所作的哀悼文字。从体裁可知，碑传文中，有的已经形成正式传记，有的则是传记素材。
　　年谱，传记之一种，或者说是传记的资料长编。年谱也有多种体裁，有文（文字）、表（表格式）、图（图画）、诗（诗词）等类别。年谱有自撰和他撰两种。年谱有简略的，有详备的，年谱不仅可以让人得知谱主生平梗概，或详细历史，更可以为他人写作谱主详细传记提供翔实材料。
　　“序记”。“序”这种文体，通常人们不会将它同传记联系起来，其实有的“序”在记事时，有很大部分的传记成分。因为它同人物传记密切相联，故而笔者以“序记”为名，用以研讨传记文。《史记》《汉书》《宋书》的作者司马迁、班固、沈约各自为他们的书写序，叙说自家家史和家族人物史，有家传和自传成分。古人做官赴任，亲朋好友或为他写“之官序”，会述及他的生平要事。为人做寿所写庆贺文字——寿序，在赞美之中常有承受者的部分活动历史。
　　自撰。在年谱部分说到有自撰年谱者，亦有写自传的，清代地方官员大计、武官军政、中央官员京察，要写自家履历。官员被引见（受皇帝接见）应自陈履历，他的主管衙门要为他写出引见履历。人们写日记，写书信（尺牍），他人记录他的谈话形成的“语录”，都是个人自撰的历史资料，不过多系片段的，而非完整的传记。
　　其他。一些著作的注释，为人作小传或记录人物片段活动，比如“诗话”“词话”，评论诗词创作与艺术价值，同时讲述其作者的为人行事，有着传记研究不可忽视的资料。
　　体裁表现内容，史书及人物传记体裁的多样性，能够容纳各种传记内容，能够记录完整的传记及其资料。我国史书多种多样的传记体裁，令人物传记丰富多彩，更为后世学术研究者撰写历史人物传记提供了巨量的史料。
　　传统社会观念在多种体裁中，以为正史里的传记才是真正的传记，其他形式的是写作传记的资料，即传记素材。笔者将成文的传记和传记资料统统归为传记类，是泛泛而言，这是需要明确的。
　　（三）传记对象
　　历史人物因为社会地位的差异，不同的人、人群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影响力有差别，官修史书为历史人物写作传记，是根据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来决定取舍的，在清朝乾隆年间，国史馆对立传按照官职、品级作了规定，那是极端化了，不过也反映了官修史书的准则。
　　史书人物传记究竟写了些什么样的人，不妨以记载人物传记最多的正史、方志、族谱来说明。正史写皇帝及其家族成员，为他们作传记，在本纪之外，有宗室传、皇子传、公主传、后妃传；皇室外的贵族有外戚传、公侯传、大臣传；高等文士有儒林传、文苑传；忠义人士有忠义传；反面人物有贰臣传；官方伦理主导下的楷模人物有义士传、列女传。由这些传记名目不难看出，正史书写的人物是达官贵人和官方认定的平民义夫节妇，且大多数是社会上层人物，社会下层则少得可怜，被淹没在贵胄官僚之中。方志写当地管理者——地方官，本地名贤，即出仕中央和其他地方的大大小小官员，本地有名的、有功名的读书人——真正意义的处士、名士、绅衿，表现突出的平民男女。所写的官员，虽有高官，不过以中下级官员为主，在级别上比正史人物要低得多，绅衿也多系进不了正史儒林传、文苑传的，节义男女亦复如此。当然，他们都是地方精英。今日保存的族谱，也即明清以降的族谱的人物传记，小部分是精英人物，大部分是平民百姓营生有成而重义者、苦节的孝道男女。总起来看，正史、方志、族谱传记传主的社会身份，是贵胄大小官员平民男女皆有，若是比较这三种体裁的史书，可知正史记录全国性高身份者，被方志立传者是高身份中次一等的人，都属于社会上层，族谱传主则多系社会下层人物。正史、方志是官修的，或官方认可的，是史书的主体，所以说史书的人物传记是社会上层人物的传记，是因为他们有传记。至于笔者说族谱有社会下层的传记，是今日的认识，在传统社会里，下层人物不配有传记，乾隆朝国史馆立传标准就是明证。再说，自撰年谱者有之，而不敢写作的大有人在，原因就是人物自家认为不配有年谱，更不必说有传记。如今观念不同了，人人都可以有传记，族谱中普通人的历史记录，自然可以视作传记或传记资料。
　　总之，官修史书和方志中，立传的多为上层社会成员，平民很少，而族谱、笔记、碑传文中平民传记和传记资料则颇有一些，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有传记。
　　有一部《中国通史》说：“旧史大量地写人物传记，其所持的观点是有错误的，但对写人物传记的重视是可取的。”弃置评论古代史书的史观不谈，指出传统史书关注人物传记写作，是反映史书实际的。写人物传记是好传统，应当继承。近代史家亦有仿照传统史书写人物传记的，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内含叙论、纪年、表、志、传五部分，自认为就是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太平天国史·自序》）。当然，事情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故今人依然重视人物传记的写作、出版与阅读。
　　三、人物传记与知人论世予人智慧
　　传统社会写史，是为史鉴，统治者用以借鉴历史经验，治理天下和百姓，也有教育民众的作用，不过这是史学的次要功能。现代社会，也曾出现类似情况，但这种功能越来越小。再则，传统时代社会变化缓慢，历史经验用途广泛，现代社会变动急剧，经验运用价值也相应变小了。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封闭，历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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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人物与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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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没发货，一单八本书，结果少发了三本，我想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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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不错，大师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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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装不错,还没来得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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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人物与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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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家林语堂于1935年在《吾国与吾民》里的相关论述，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个人与历史的明确说明和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说：“研究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其最终和最高的努力，往往用于觅取对该时代之‘人物’的精详的了解。因为文学创作和历史事迹之幕后，一定有‘人物’，些〔此〕等人物及其行事毕竟最使吾人感到兴趣。当吾人想起马蔻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笔者按：2世纪时罗马帝国皇帝，著有《沉思录》，被誉为哲学家皇帝。）和吕善（Lucian），便知适当罗马衰落时期。又或想起佛朗古·维龙（Francois Villon；笔者按：15世纪法国抒情诗人，著有《遗嘱集》，被称为市民知识分子。）便知适当中古世纪。想起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马上感觉到那个时代很熟悉，也很明了。”（黄嘉德汉译，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5年，第15页）撇去关于文学的陈述，仅就历史研究而言，林氏在这里表述了三重意思：研究历史最终、最高的目的是认识人物；历史事实，归根结底表现在人物身上；著名人物代表那个时代，令人熟悉那个时代。对他的第一点说法可能会有异议，也即对史学研究的目标如何规范得更准确些，但总的来讲，历史研究主要是落实在对历史人物的认知上理解上说明上，这正是笔者赞同的地方，所以才大段地引述在这里。研究历史，必定会涉及历史事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群体、民族国家，但是又必然会寻觅事件、制度和群体、民族活动与个人行为的关系，事实上，先有一个个“个人”，也即人物的活动，也才有群体的动作，才会有有计划的组织行动，个人行为是群体活动的先声，是群体活动的基础。所以研究人的历史，研究群体史、社会史、民族史、国家史，都是与人物史分不开的，都是建立在人物研究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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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历史是人的历史”，然而如何理解这种共识，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人们的见解多有差异，就“人”的内涵、主体讲，即有个人与群体、社团、民族、种族、社会、国家之别；就人对历史的作用讲，即谁是历史的创作者、主宰者，是社会发展规律、物质条件规定人的行为，还是人的行为的主动性起作用？这些问题学者间的认识是颇有差异的。看来，人的历史的研究，首先要弄清个人、群体与社会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后才能进一步明了史书中人物传记的社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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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先生的书买了几本，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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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读物，聊以解忧，冯先生好书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