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刘真,安徽凤台人。安徽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曾担任陈诚侍从秘书,其后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校长、台湾省教育厅长、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所长等职。
《口述历史系列:刘真先生口述历史》记录口述者投身抗日行列、亲历台湾教育改革、主持《教育大辞书》编撰等经历;回忆与陈诚、胡适、梁实秋、钱穆、傅斯年等师友交往详情。
目录
弁言
一、忠恕传家
二、父兼师职
三、在战乱年代中成长
四、六年安大生活
五、赴日留学
六、七七事变后投身抗日行列
长沙大火
七、抗战时期的中央训练团
战时的湖北教育学院
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处及组织处副处长任内的工作
八、当选立法委员与辞去立委的经过
九、师大校长期间的回忆
十、出任台湾省教育厅长
创立教师福利制度
兴建教师会馆
初中入学免试常识
设置教育建设基金
创办实用技艺训练中心
师范改制专科并将花莲师范迁地重建
扩充与改造水产教育
成立中兴大学及省立屏东农专与台北护理专校
成立省立体育场及体育专科学校
迁建省立台北图书馆与彻底整修博物馆
济助山东来台青年及抢救金门中学师生
十一、任职“国家安全会议”二十四年
十二、参与筹设台湾电视公司
十三、台湾的大学教育与联考制度
十四、新竹试办“免试升学”与实施九年国教
十五、坚辞教育厅长
十六、倡导人文教育与弘扬传统师道并获颁“文化奖”
十七、主持学制改革工作
十八、应聘担任教育大辞书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
教育大辞书撰述体例
十九、出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附:“中山学术论坛”双周刊“创刊献言”
二十、我所认识的文教界人士
胡适先生
蒋梦麟先生
陈大齐先生
傅斯年先生
刘季洪先生
梁实秋先生
钱穆先生
台静农先生
蒋复璁先生
王云五先生
黄君璧先生
附录:拟修正学制系统草案
精彩书摘
我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到现在,一直从事文教工作,经常会晤的也以文教界人士为最多。其中已经逝世卓有成就者,均有人为其作传。不过这些传记的内容,多偏重于较严肃的一面,以其学术、文章、道德、事功为主。这种传记固然重要,可是我想如果能由这些人平时待人接物的细微处加以介绍,也许更可由小见大,从平凡的地方看出他们不平凡之处。我现在所要谈的,只限于已经逝世者。我的用意一方面固在发潜德之幽光;另一方面也希望年轻的一代都能见贤思齐,像他们一样,成为受大家永远尊敬的知识分子。
胡适先生
我想要谈的第一位是胡适先生。
胡适先生的传记很多,大家也都很敬仰他。胡先生生于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西元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逝世。他晚年来台主持中央研究院时,由于胡先生和我是安徽同乡,常常约我在星期日到南港小聚聊天。
胡先生是安徽省绩溪县人,本名是洪骍,后改名为适。一般传记对于他之所以取名为胡适的记载,多半是说胡先生在上海求学期间,读了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其中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语,因而改名为适云云。但是胡先生亲口告诉我,他初到上海求学时,是就读于澄衷中学,后来因志趣不合,而转学至中国公学。王云五先生恰巧是他的英文老师。后因中国公学闹学潮,他遂离开中国公学。在这一段期间内,他生活上觉得非常苦闷,有一晚还被巡捕房抓去,因而对未来更感到彷徨。此时正逢北京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招考学生,胡先生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也想去应考,所以就取名胡适,意思是“无所适从”,不晓得要到哪里去之意,乃以胡适之名报考。
宣统二年(西元一九一○年)八月,胡先生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由北京到上海,坐船赴美。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科,一年半后,改习政治经济,兼治文哲。民国三年六月,大学毕业随进入研究院。次年九月转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从杜威习哲学,这也是胡先生一生的转捩点,他受到杜威博士实证哲学的影响,故一生治学特别注重证据,常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民国六年五月,完成博士学科考试。七月返国,八月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请,至北大任教授。十二月,与已定亲之江冬秀小姐结婚。胡先生事母至孝,在他出国这段期间,他的寡母多赖未过门的媳妇江冬秀小姐来照顾。江小姐乃是一缠脚的乡下女子,书也读得不多,以当时胡先生的声望、地位来说,不知道有多少名门闺秀视为如意郎君,但是胡先生还是遵从母命,娶了江小姐为妻。
三十六年行宪之初,由于当时局势混乱,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曾在中央委员集会中表示:第一任总统最好不要由国民党党员来担任,以示国民党天下为公的精神,最好由具有声望的社会贤达来出任总统一职。并认为胡适是最理想的总统人选。但后因一部分常务委员反对而作罢。三十七年行政院改组,蒋中正总统想请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长一职,但亦为胡先生婉拒,胡先生一生无意从政,只愿作一位执政当局的诤友。
一九五二年秋,台大校长钱思亮和我联名写信邀请胡先生回国讲学。胡先生遂至台湾大学讲授治学方法,在师范学院讲授杜威哲学,为时共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期间,我与胡先生常常见面,彼此也更为了解。胡先生善饮,时常小酌两杯,又会讲笑话,为人风趣。虽然我是他的晚辈,他总称我白如兄。
一九五三年,师范学院要成立家政系、工教系。这两个系的成立是与美国宾州大学合作的,所以我就应邀到美国考察访问一年,并经常任在宾州大学校区。我一九五三年二月由台北飞抵华盛顿时,胡先生正在华府“我国大使馆”做客,他听到我来的消息,就留了一张名片给“大使馆”的秘书,请秘书通知我有空时到纽约和他聚聚。我到宾州大学后,便写了一封信给胡先生。约定四月的复活节,前往纽约拜会胡先生。
胡先生住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一座公寓里的五楼,我到纽约打电话给他时,胡先生仔仔细细地告诉我往他家的路线,以及公寓的标志等等。当晚,他特邀请梅贻琦先生和我共进晚餐。胡先生的公寓很小,不到三十坪,由胡太太自己下厨,胡先生则亲自端菜。由于胡太太系裹小脚,不通英语,胡先生又不会开汽车,所以买菜都是叫市场的人送到家里来的。梅先生也善饮,在席间说了许多话。可是我曾听说梅先生以前和赵畸(字太侔,山东人,北大毕业,专攻戏剧,曾任山东大学校长)两人在北京会晤时,因彼此都不善言词,见面时只各自抽支烟就分手了。因为我知道梅先生不爱说话,但是那天却看到梅先生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于是便把我过去听到这件往事提出来问梅先生是否确系如此?梅先生笑笑说:“我不记得了。”胡先生藉这次机会,介绍梅先生和我认识,最主要的用意是想让我和梅先生谈谈如何运用庚款补助师院的有关事宜。中央政府在广州撤退之前,行政院改组,发表梅先生任教育部长,梅先生没有接受,于国外出席联合国文教组织(UNESCO)会议之后,就旅居美国纽约。清华大学有一笔基金存在美国的银行,由梅先生负责保管。梅先生就拿这笔基金的利息帮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台湾的大学院校。梅先生知道师范学院设备不足,就答应补助五千美金给师范学院。由此可见胡先生乐于助人,他请我和梅先生吃饭,目的并不在吃饭,也希望我能认识一位教育界的前辈。胡先生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名誉馆长一年,他嘱咐我一定要去普大参观,并打电话通知当时的馆长童世纲,要他替我安排妥当,由此可见胡先生做人做事的周到。
一九五七年六月,美国全国教师联合会在费城召开,我以贵宾身份应邀出席。路经纽约时,胡先生又要请我吃饭,我知道胡先生刚因肠胃病动过手术,应该在家休养,不宜外出吃饭,就婉谢了。在我开完会将离美返国前,他忽然打电话到旅馆对我说,他不能到旅馆话别,可是有一件事令他觉得非常高兴,他一定要告诉我。就是李田意教授对胡先生说,他前一年在日本费了很多时间,才找到《拍案惊奇》的古本,就用照相翻拍下来,这些宝贵的资料邮寄又太重,而且他也不放心,我就答应把这份资料亲自带回台湾给正中书局出版。而我自己的行李,则托师范学院毕业在美国深造的学生邮寄回国。胡先生认为我能为国外学人热心服务,深表佩慰。后来这本书在香港出版,李田意特在前言中,提及此事表达谢意。
那时候纽约有个华美协进社,社长是孟治先生,有一天举行餐会欢迎我,胡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的聚会。刚巧胡先生和夫人在我前面到达,我亲眼看见胡先生在来宾的签到簿上先签胡江冬秀的名字,然后才签自己的名字。他一生提倡新思想,可是却实行旧道德,夫妇相敬如宾,白头偕老,一直为人称道。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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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趁200-100活动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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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还是基本做到了多快好省,很不错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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淩鴻勛先生(1894-1981),廣州巿人。上海高等實業學堂(南洋公學)土木科畢業,美國橋樑公司實習。曾任京奉鐵路唐山段工務員、交通部路政司考工科辦事、上海南洋大學教授、代理上海南洋大學校長、交通部路政司署技正兼考工科科長、上海南洋大學校長、廣西省梧州巿工務局長、粵漢鐵路株韶段工程局長、粵漢鐵路管理局長、湘桂鐵路南鎮段工程處長兼總工程師、湘桂鐵路桂南段工程局長兼總工程師、西北公路管理處長、寶天鐵路工程局長兼總工程師、交通部常務次長、交通部政務次長、代理交通部長、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等職。先生自敘生平重要事蹟,實為中國鐵路史的重要參考資料。(訪問/沈雲龍,紀錄/林能士,藍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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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样,即指此。余自幼即抱民族观念,同情革命民主,亦由伯圭师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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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书的史料价值自不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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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淩鴻勛先生訪問紀錄 平裝250元 308頁 198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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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徐啟明先生訪問紀錄 精裝200元 200頁 198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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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是可以买一套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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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八十初度,撰忆双亲一文。读者多劝余继述生平经历,以飨并世。余念自幼志学,老而无成,妄有自述,岂不腼颜。惟生平师友,自幼迄老,奖劝诱掖,使余犹幸能不虚度此生。此辈师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继溘世,余苟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归澌灭,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随以沦失不彰。良可惜也。惟余所欲追忆者乃远从七十年前开始。自大陆来港台,亦已有三十年之久。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以今思昔,皆已恍如隔世。而况忧患迭经,体况日衰,记忆锐退,一人名,一地名,平常自谓常在心中,但一临下笔,即渺不可寻。有时忽现脑际,未即写下,随又忘之,苦搜冥索,终不复来。而又无人可问。如写第一篇果育学校事,当前相识已无一人同历其事者。第二篇写常州府中学堂事,在台有一人,在港复有一人,年皆长于余,皆垂垂九十矣。余所思,未必即彼所知。此皆前清时代之事。下逮民初,亦复如是。故凡余所述,皆属一鳞片爪,而已费九牛二虎之力。但既到老不忘,则可确证其为余生命中之重要部分,务求叙述真实,亦属余对生命之自惜。纵属一鳞片爪,在余则弥自珍重。而余之生命,在此时代,亦属可有可无。增余一人不为多,减余一人不为少。惟此七十年来,世风时态,骤转亟变。余所追忆亦可使前世风范犹有存留。读此杂忆者,苟以研寻中国现代社会史之目光视之,亦未尝不足添一客观之旁证。有心世道之君子,其或有所考镜。是则凡余之所杂忆,固不仅有关余一人之事而已。又余双目已不能见字,信笔所至,写成一字即不自睹。工拙更不可计。亦有心中极明白极清楚之事,不敢放笔。若以白话文写出,则更恐浪费纸张,浪费读者之光阴。故下笔力求其简,庶亦可告罪于万一耳。知我罪我,是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