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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然而，一旦掌握权力，这些被我们今天记忆为明治藩阀（the Merjioli garchs）的反叛者们就发现，杰出的军事能力并不会自动保证政治的正当性。虽然天皇能够经由废除幕府而迅速复权，野蛮人却不是那么容易驱逐的。日本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仍然和1868年以前同样脆弱。相当有意识地师法霍亨索伦的普鲁士——德国的19世纪中期的一种变形的“官方民族主义”——被作为巩固藩阀政府盼内部地位的基本手段之一。1868年到1871年间，所有残存的地方性“封建的”藩兵都被解散，东京因而能够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垄断了所有暴力手段。1872年，天皇诏敕下令提高所有成年男性的识字能力。1873年——远在英国之先——日本引进了征兵制。与此同时，藩阀政权废除了武士这个法定的特权阶级；这个重要步骤不仅向天下英才（慢慢地）敞开了军官团的大门，也符合了如今已“可得的”公民民族（nation-of-citizens）的模式。日本农民从封建藩制的支配当中被释放出来，并且从此以后直接受到国家和商业性农业地主的剥削。接着在1889年制定了一套普鲁士式的宪法，而最终，男性普选权也随之来临了。

中国金石学的萌芽大约可以上溯到东周时代。但研究者少，无专著问世，没有形成一门学科。北宋统治者奖励经学，提倡恢复礼制，对古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出现热潮；墨拓术及印刷术的发展，为金石文字流传提供了条件。金石学逐渐产生。宋仁宗时的刘敞，刻《先秦古器图碑》（已佚），对研究金石有开创之功。吕大临撰《考古图》，在编古器物书的体例方面多有建树，该书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古器物图录。其后又有《宣和博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等铜器著录书，《集古录》、赵明诚（李清照的丈夫）的《金石录》、《隶释》等石刻著录书，金石研究已相当兴盛。

林欢生前将《宋代古器物材料》送导师王宇信审读，希望能够提些建议以便进一步完善。林欢逝世后，书稿一直保存在王先生手中，他睹物思人，悲痛之余，总想将这位才华横溢又口碑颇佳的女弟子的遗稿出版。但接触了许多出版界朋友后，他虽然竭力“鼓吹”此书稿的价值，但无一家出版社肯出版。因为像此类纯学术著作，况且又是一位在学术界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之作，在经济上肯定要亏本。直到林欢逝世近十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关负责人毅然决定不要出版资助，而且在有关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另想办法筹资出版了本书。

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a5fb550102ek1a.html。两宋时期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经学，并想以此恢复古礼制而利于巩固政权。所以，两宋形成了皇室和文人士大夫均热衷于礼乐古物的收藏、鉴赏和著录的学术氛围。再加之出土或发现了大量古器物，也使得对古器物学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学问。它对清代以降的考据学、金石学和现代考古学等均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近人罗振玉、王国维、容庚等前辈对此皆有过论述。容庚先生在1933年的《宋代吉金书籍述评》专文中，曾经提出应该对宋代笔记中有关古器物方面的史料进行整理，设想能够编撰一部《宋代考古丛谈》的史料汇编集。但七十余年来却未有此类著作问世。

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商代以后的文化遗存，而且主要研究的是青铜器和石刻资料，但由于在各个时代所出土的文物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史前时代的文化遗存以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各类传说，使得中国古代的金石学家虽然对其所研究的器物还没有准确的断代，但也已经有了朦胧的观念。[1]清代以后的金石学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乾隆年间曾据清宫所藏古物，御纂《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其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均为有成就的金石学著作。这一时期研究范围扩大，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研究，鉴别和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并扩及明器和各种杂器。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的学者。朱剑心《金石学》、马衡著《中国金石学概要》，都对金石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